#劇評 #無雷《斯卡羅》Seqalu : Formosa 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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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斯卡羅》為臺灣歷史題材戲劇跨出了一步:但就只是一小步,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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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斯卡羅》確實是一齣很用心的電視劇,挑戰很大,野心很大,最終讓我們看到臺灣影視產業在硬體技術上的卓越成就,卻同時也凸顯了劇本和敘事能力上,軟實力仍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其實,有時候站在觀眾的角度想想,觀眾要的東西真的很簡單:到底好不好看、故事精不精彩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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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好看雖然很主觀,但我能確定的是,很多人想要滿足的是故事有不有趣這個基本要求,那何不努力想辦法把故事說得精彩呢?既然這是一個有關「羅妹號事件」的故事,那何不好好梳理原住民、漢人、美國人之間的人物關係?把古稱琅的地理關係好好理清楚呢?當一個完全不懂歷史的人提起興趣想來看這齣劇,卻因為原本就已經很複雜的故事,被電視劇搞得更複雜,你又怎麼可能希望讓這些人更深入了解臺灣歷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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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撐」完12集的篇幅,才發現原來Netflix的1.5倍播放功能真是個好東西;現在我也開始擔憂,沒有了《斯卡羅》那我該再去哪裡找下一部能夠治療我失眠困擾的戲劇?它也讓我認識到不是我歷史知識量不夠,而是我的臺灣價值不夠,因為當人們開始批評一齣國產影視作品,面臨到的將會是創作方的情緒勒索,或是愛台輿論的壓力。但回歸到最根本的問題,如果作品真的能夠讓人投入在影像世界裡,那我可能哭喊的是怎麼才拍這樣,而不是怎麼拍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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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期待落空吧?從2017年聽聞《傀儡花》將要被公視改編成電視劇以來,很樂見有臺灣的創作者投入創作,甚至是有發行製作方以高規格的預算製作這個極具國際視野,又具有臺灣在地特色的影視作品。再到在一些公開場合看到被曬得超黑的温貞菱,再到本劇確定將原著《傀儡花》改名為《斯卡羅》,以加強本劇對臺灣原住民族的尊重。如今在12集播映完畢,這四年的漫長等待,最終呈現的成果確實讓人滿頭問號,難道我還要含淚說:「你盡力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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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想問,《斯卡羅》沒有完全按照真實歷史的目的到底是什麼?若說改編歷史能夠讓故事變得更加精彩,那為什麼反而讓人看得更無法理解了呢?若說改編歷史設定,能夠讓故事變得更加深入淺出,那為什麼反而變得更沒有邏輯呢?角色莫名其妙的情緒反應、前後矛盾的對白設計,甚至是令人干擾的通譯字幕、單調又毫無起伏的口條;這已經完全破壞了觀影興致,又甭提會不會想要推薦給不熟悉臺灣歷史的觀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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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問,演員演得賣力,是否能夠等於好演技?《斯卡羅》似乎給了我一直以來都很想得到的解答:那就是完全無關。每個演員的情緒幾乎只有無感和有感兩種極端:温貞菱和法比歐似乎只有皺眉頭和念臺詞兩種情緒,喜怒哀樂也只有極端值而不見情緒的層次變化;加上在媒體一直稱讚的吳慷仁,雖然為戲爆瘦,但每種語言口條完全不流暢,倒不如另外找一個熟悉這些語言的演員,而不是找一個有話題的演員硬逼著他說自己不熟悉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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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慷仁從頭到尾的瘋癲演技,反而和其他角色形成強烈對比。唯二讓人感到驚艷的似乎也只有周厚安所飾演的必麒麟(一個外國臉孔說著流利的閩南語),以及黃健瑋飾演的劉明燈(一個華人臉孔說著流利的英語)兩個角色也能夠稍微看出從冷靜逐漸變得消極、甚至偏激、執著。但整齣劇整體的演員表現就像是一場超尷尬的聯誼會,有人想要裝熟所以表現外放癲狂,有人深藏不露有內涵,但大部分的人只有耍酷冷漠,沒有火花,那就更不用說場面有多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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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失望的是,有人真的在意那場出火的談判後,特別安排的部落大戰嗎?我反而比較在意的是如何呈現現代化的美軍,如何被較為原始的原住民打得灰頭土臉啊!而整個故事走向也完完全全失去了講述「羅妹號事件」在臺灣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南岬之盟的口頭約定到之後影響了清朝對台施政,以及日本後來的牡丹社事件。故事反而以莫名其妙的蝶妹和李仙得做結,請問蝶妹是《斯卡羅》的重點嗎?也許是,但我真的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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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看完《斯卡羅》後,我們該好好思考如何透過影集這種影視媒介,抓住更多觀眾的注意力;像是如何妥善安排每集的重點,如何在每集的結尾留下懸念而讓人想要接著看下一集內容,還有如何把龐大的世界觀緊扣著一個主要核心價值,而不是只把影集當作是很長篇幅創作,肆無忌憚地慢慢講故事,卻抓不到任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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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誰可以告訴我《斯卡羅》的重點是什麼嗎?要透過蝶妹的角色看到清朝(漢)、美國(李仙得)、外國(必麒麟)、原住民(斯卡羅酋邦)、琅(客家、閩南等)不同觀點?還是要將焦點放在斯卡羅的部落,對外來入侵者的不同態度?還是以李仙得的外交手段,來凸顯臺灣在當時的國際定位?《斯卡羅》看似內容豐富,想講的東西很多,但缺乏核心主軸讓什麼都想講一點,最後什麼都沒講到重點,而變成劇情混亂的致命傷。可能我的臺灣價值真的不夠,需要好好反省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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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如何,我還是期待未來有更多有關臺灣的故事被影視化;若要實踐《斯卡羅》是年度旗艦級的大型製作,想要朝著大河劇的夢想前進,那也要每年都有如此規模和看頭的劇不斷被創作才行啊!看完《斯卡羅》我反而擔心的是,這是一齣號稱大河劇的臺灣電視劇,卻可能也是唯一的一齣;我們總是要在失敗中慢慢找到符合創作者、製作方、和觀眾之間的平衡點,產業也才能慢慢被扶植起來而開始變得健全。希望《斯卡羅》是真的第一步,而不是只有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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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斯卡羅 SEQALU:Formosa 1867》已經播完了,相信有追劇(和追我們貼文)的讀者們,應該都更加熟悉羅妹號事件的來龍去脈了吧!
在劇的最後,李仙得和卓杞篤終於達成共識,約定日後遇到有舉紅旗的船難者,斯卡羅族人會給予救援,被後人稱為「#南岬之盟」。
不過,1867 年在出火會談的約定僅是「口頭」上的約定,一直到 1869 年李仙得第二度拜訪卓杞篤時,除了再次確認這項口頭約定,也決定將約定內容白紙黑字的寫下來:
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於射麻里村莊,卓杞篤統領下的領域。
在瑯嶠以南十八社頭目卓杞篤的要求下,在其以東的山脈及海域,包括福爾摩沙的南灣,也就是美國羅妹號船員們被殺害的地方。
我,李仙得,美國駐廈門與福爾摩沙領事,以此作為我與前述的卓杞篤,在一八六七年所達成協定的諒解備忘錄,並由美國政府批准,以及我相信駐北京的外國公使們亦一致贊同,此即為:
遭船難者將受到卓杞篤統領下十八社之任何一社的友善對待,如可能,他們在登岸前應展開一面紅旗。
有關壓艙物與水時:船隻想要補給,要派船員上岸,必須展開一面紅旗,且必須等到海岸上也展現同樣的旗幟,否則不得上岸。即使那時,登陸的地點也僅侷限於指定地點。
他們不得去參觀山地及村莊,在可能的情況下,只能參觀豬朥束港,即南灣東南角以北東海岸的第一條溪流;以及大板埒,即羅妹號船難事發地點和東北季風時常帶來雨量的地方。
在這些條件之外登岸的人士,則是自冒風險。我認為他們若被土著騷擾時,不得向其政府尋求 保護。在那種情況下,其安危將無法受到保障。
李仙得,美國領事
見證人:福爾摩沙南部海關稅務司滿三德先生
見證人兼翻譯員:必麒麟
這份文件可以說是臺灣原住民第一次與外國人簽訂的條約,可以說是臺美交流的起點。
在此次會面中,李仙得還準備了一些禮物送給卓杞篤,包括一百八十碼的紅色羽緞、一把小手槍、一支單管獵槍、一支矛、象牙小望遠鏡、玻璃珠、若干戒指、手鐲及一箱琴酒,這讓卓杞篤有些意外,也相當感動,他對李仙得說了段意味深長的話:
「你們帶來這一切若是為了收買我,那是無謂的擔心,因你已有了我的承諾。不過,你若送我這些禮物,以作為友誼的紀念物,那我很樂意接受。當然,話我們都會說,但誰能見到各自的心呢?」
從這段話可以感受到,卓杞篤不僅相當重承諾外,也反映他對人情世故的觀察與感受。
事實上,自 1867 年以來,卓杞篤便盡力遵守彼此的約定。雖然後來發生船難的船員們並沒有揮舞紅旗,但還是盡可能地將船員們平安送走,甚至還自掏腰包處理船難者生活所需的費用。
然而,在這個時期的卓杞篤,雖然仍是大股頭,其威信已有所下降,對於非直轄的其他部落,並沒有那麼強的約束力。加上遭遇船難或行經臺灣南端的船隻,經常不遵守先前的約定高舉紅旗,甚至擅自上岸走動,這些都讓卓杞篤在各部落間承受極大的壓力。
1871年,遭遇船難的琉球人在瑯嶠遇害,間接引發日軍於 1874 年出兵臺灣,即「牡丹社事件」。不過,在此之前,卓杞篤已經過世,沒能見到這場再度影響南臺灣的大變革。
至於李仙得在牡丹社事件中扮演什麼角色呢?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和故事一起看斯卡羅
1867 年發生在恆春半島南端的「羅妹號事件」,深刻地影響了臺灣日後的發展。
看完公視年度大戲《斯卡羅》,想要更認識這段臺灣歷史?想要理解歷史上各族群在事件中如何互動,並在國際關係中彼此角力?想要知道劇情與史實有哪些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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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洪德青:臺美情緣的起點:150年前,美國曾與排灣族原住民簽過友好互助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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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先:日本為何出兵臺灣?美國領事李仙得與恆春大頭目卓杞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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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年臺灣開港通商後,自此捲入西方強權在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角力。
一方面,南臺灣海域歷來海難頻繁,不時有漂民被視為入侵者遭原住民殺害;而清廷長年將瑯嶠一帶視為「化外之地」,治理態度消極,國際強權因而獲得可乘之機。
相隔不到十年的「羅妹號事件」(1867)、 「牡丹社事件」(1874),便是強權藉口船難爭端、嘗試搶占臺灣的例子。
當時,以漢人為經營體系的糖、樟腦、茶葉出口,讓臺灣躋身世界貿易體系。不過從考古學調查,被清國視為化外之地的原住民部落,也並非與世隔絕。
1980 年代在墾丁一帶發現的「社頂遺址」,石棺內採用屈肢蹲踞葬、複體多次葬,判斷是古時排灣人盛行的墓葬形式。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郭素秋副研究員進一步做考證。
她將考古挖掘的社頂、龜子角遺址地點,與 1904 年日人繪製的「臺灣堡圖」套疊,進行古今比對,證實了這兩處應該就是「羅妹號事件」中力戰美軍的主角──龜仔甪社的相關遺址!
剽悍的龜仔甪社族人,是否孤立封閉、鮮少與外界接觸?考古研究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社頂遺址的陪葬品相當精緻豐富,有銅環、瑪瑙珠、玻璃珠,閩粵的瓷碗、瓷壺,甚至還有西班牙、墨西哥銀幣,都出現在排灣部族的石棺內。這些充滿「異國風味」的器物,與其他排灣遺址的考古發現相當吻合。
「從屏東牡丹鄉、滿州鄉、來義鄉的出土文物,大概三四百年前,原住民就大量使用福建燒製的陶罐和青花瓷。」
郭素秋解釋, 來義、恆春半島等排灣舊社皆位居深山,但從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十三至十五世紀(宋元時期),部落已經出現福建的青瓷、白瓷。
十七至十九世紀(明清時期),排灣族家屋的出土文物,幾乎看不見部落傳統的手製軟陶,中國閩、粵陶瓷器取而代之成為日常用品。
來義舊社甚至挖出日本江戶時代的銅錢。
上述種種的考古發掘意味著:
「三、四百年前,深山部落與外界已有活絡的交流往來,他們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很高,也是海外陶瓷器的消費者。」
「我完全沒料到會找到這麼多海洋性器物!部落看起來很山區、很邊緣,但並不是一般想像的貧瘠和無知。他們大量使用舶來品作為日用品,代表可以穩定地持續取得這些器物。」
郭素秋打趣地說,「其實部落可能過得挺好的,有大鐵鍋,還能用銀幣、瑪瑙珠、瓷碗陪葬。」
但這些海外器物,怎麼遠渡重洋到達南部深山?西班牙、墨西哥銀幣,又怎麼來到龜仔甪社的石棺裡?
目前仍是待解之謎。郭素秋推測,因緣於大航海時代下的殖民浪潮與全球貿易,讓遠在墨西哥的銀幣、菲律賓(西班牙殖民地)的物資,有機會飄洋過海。
同一時期的福建,也出現類似銀幣,隱然勾勒出在美洲墨西哥城、菲律賓馬尼拉、中國廈門、臺灣瑯嶠之間輾轉流通的貨貿關係。
透過出土文物、文物的使用痕跡和記號,對照歷史脈絡,考古學家雖無法完全還原銀幣流通的路線,卻獲得了一幅全球尺度的圖像,映照出各地人群透過戰爭、殖民、貿易產生的連結。
而從這一枚銀幣,也隱約窺見臺灣原住民曾在全球貿易舞臺「參一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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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 年發生在恆春半島南端的「羅妹號事件」,深刻地影響了臺灣日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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