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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新強：大流行40%至70%感染率預測 是從HIT計算出來的

本來今周值得討論的事情極多，包括沙特阿拉伯與俄羅斯油價戰、美國10年債息首次歷史性跌穿1厘、美國道指跌至11年來首次熊市，和美國大選的選情幻變。但最值得關注的仍然是COVID-19疫情的急速蔓延，世衛終於正式宣布這次為一場Global Pandemic（全球大流行病）！

大流行沒有一個非常正式的定義，理論上最重要因素為某傳染病的廣泛性和宗數，但就跟某病症的嚴重性和死亡率沒甚關係。世衛有頗大的主動決定權，雖不少世界各地的醫學專家已呼籲了好幾周，但明顯世衛一直拖泥帶水，不太願意作出正式宣布。直至近日全球COVID-19確診宗數急升超過12萬，波及超過100個國家，尤其意大利疫情實在已到失控地步，醫療系統崩潰，歐洲其他國家個案亦以幾何級數上升，美國確診個案也升至1000宗以上，世衛才無可奈何地作此大流行宣布。

世衛拖延宣布 或有兩大原因

我相信世衛拖延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肯定出自對全球經濟考慮，根據IMF估計，大流行的標籤可導致全球GDP增長降低1%，亦即全球衰退的機會大大上升（一般定義為低於3%）。例如很多企業和機構，或將借此提出"Force Majeure"（不可抗力條款），提前取消大量商業合約。

拖延的第二個原因是宣布大流行，亦即等如承認人類跟COVID-19的這場戰爭已「失敗」，將無法消滅此病毒。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提到多國的"alarming inactions"（驚人的不行動），有些缺乏資源，有些則缺乏決心！沒點名，但請各位對號入座吧！

當一個疫症到了大流行階段，理論上全球處理方法應有所改變，從containment（圍堵）轉向所謂mitigation（紓緩）。意思是可能各種國際旅遊限制（international travel bans）已對控制疫情無效，但就對經濟有極大傷害，所以應考慮逐步解封。更重要和更有效的應對手段變為"social distancing"（社交隔離）和提升個人衛生。

但理論歸理論，這做法或者合理和具科學理據，但現實歸現實，政治上，在大流行宣布後，誰敢不加強邊境控制，反而大膽放鬆旅遊限制？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周三晚就馬上宣布針對英國以外歐洲的30日旅遊禁令！但他亦有提到隨着中國和韓國的疫情改善，將考慮放鬆旅遊限制，但尚未宣布細節。中國疫情終於算得上受控，但近日又見一些從外國輸入個案，辛苦得來的成果，怎會輕易冒險放鬆旅遊限制！

大流行的另一意思是全球人類的一個頗高比例將受到感染。在2009年的H1N1流感，受感染比例約11%至21%，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亦是H1N1豬流感），受感染比例更可能高達27%。2009年那次的全球總死亡人數約15萬至60萬；1918年那一次，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當年醫療比現代當然差很多，所以雖只是流感，但死亡率估計高達10%，總死亡人數可能高達5000萬！特朗普自稱不認識任何死於流感的人，可能忘記了他的祖父，正是死於1918年的大流感！

周三，德國總理默克爾向國民說，COVID-19或將感染到60%至70%的德國人，大家必須阻慢疫情，爭取時間為此作好免疫和醫療系統準備。她本身是一位量子化學博士，懂和相信科學，所以有勇氣成為第一個主要國家元首說出這句話！她說這個驚人預測已成為頂尖專家的共識，即包括我多次提過的世衛顧問Ira Longini、哈佛教授Marc Lipsitch和Imperial College教授Neil Ferguson等。

他們預測，全球40%至70%人口將在今年內受到感染。如這個非常驚人的預期成真，即是最高感染人數高達55億，如按現在確診死亡率（CFR）約3.7%來計算，死亡人數可超過2億人！如果感染人數那麼多，一切mitigation手段都必徒然，肯定全球醫療系統將快速崩潰，死亡率必飈升，輕易高至10%以上（意大利已經是7%），即總死亡人數更可超過5億！即使CFR跌至懷疑較低的感染死亡率（IFR），譬如約1%，總死亡人數也已將是非常嚴重的3000萬至5000萬！

倘2億人感染死亡成真 醫療系統崩潰

我明白這些專家的出發點應該是「好意」的，警告全球政府作出最積極準備。但如此驚人的預測，其實他們也必定有責任舉出證據，解釋他們的假設，和這是否他們的唯一結論，或只是一個worst case scenario（最壞情境），概率又多少呢？

失望地，他們似乎完全沒有對公眾交代過任何證據，令到全球人民和各國政府更加迷惘和惶恐。如果他們的講法是對的，一切的旅遊限制，甚至社交隔離措施，到最後都是沒有用的。那麼即使不是坐着等被感染，不如索性繼續外出旅遊，跟朋友聚會，再過正常生活（多渴望）？

既然所謂專家不解釋，唯有靠自己做些研究，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但我確不是專家，所以不可擔保分析的準確性，請見諒。

上周我已解釋過R0和R的概念，R0是病毒本身的基本傳染度，R是在採取各種隔離措施後的較低傳染度。我現在將介紹傳染病學上的另一概念——Herd Immunity（群體免疫），當一個population（群組）內的某一比例的人得到免疫力，身體產生了抗體，可以是經過感染，也可以是經過vaccination（注射疫苗），剩下來的人口，即使沒有個人免疫力，亦會享受到間接免疫的保護。基本上，這就是我上周提過的pox party（疫症派對）概念。道理很簡單，就是當很大比例的人已有免疫力，病毒就不能再經他們傳給更多其他人，所以疫情就將熄滅。這就是上周刊出感染曲線有自然頂峰的原因。

這個關鍵的人口比例稱為Herd Immunity Threshold（HIT，群體免疫臨界點），原來是可以用很簡單的方程式計算出來的：

HIT＝1－1/R0

HIT就是這個需要受感染而達到群體免疫效果的人口比例臨界點。R0當然就是我們的老朋友：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病毒基本傳染度，即平均每個病人將傳染給多少個其他人。流感（influenza）的R0約為1.3至1.8，COVID-19是全新病毒，數據尚未很準確，估計R0約為1.4至3.9。

以流感為例，如用R0＝1.3：

HIT＝1－1/1.3＝23%

以COVID-19為例，如用R0＝3：

HIT＝1－1/3＝66%

雖然專家沒有解釋，明顯他們的COVID-19的HIT為40%至70%。全球感染率預測，是來自這個基本方程式的，但可能加上其他的一些假設。流感的計算結果，也符合HIN1和西班牙大流感的經驗。

但我仍有多個重要的疑問。首先這基本方程式用的是R0而並非R，那麼隔離措施，到底是有效還是無效呢？如果有效，如有能力把原來R0＝3降至較低的R＝1.3，那麼COVID-19的HIT也可降至如流感的23%，已可最少挽救數千萬條人命！還是如我上周的附圖顯示，即使能用隔離措施把感染曲線壓扁，但其實兩條曲線的"area under the curve"（曲線下面積）仍然差不多，較低的R只能把整個過程拖長，和減低頂峰發病期對醫療系統的壓力？理論上，如隔離措施百分百有效，密不透風，當然可把原來的一個群組分割為多個隔絕的群組，壓低R必定有效，這就是中國針對湖北的手段，亦見成效。但這種極端的封關措施在多少地方可以執行？意大利正在嘗試，但恐怕為時已晚。况且即使湖北也不是完全密封，也有很多案例流出，亦不可能永遠封關下去，當重開時，從外再傳入的機會也極高。

我的第二個疑問是這個高達70%感染率預測，需時多久，有沒有把夏天的可能消滅病毒效果，計算在內？假設R0為較低的1.6，另假設serial interval（平均每代傳染需時）為專家估計的4.6天，約今年6至7月初夏，或已將達到40%的HIT。

我見過不少專家如美國NIH的Anthony Fauci醫生，當被問到天氣回暖會否加速消滅COVID-19的病毒時，他的答案是按過去流感病毒的經驗，較高溫度和濕度，似乎對遏抑病毒傳播有幫助，但因為此病毒是全新的，所以不能肯定。

無藥根治 夏天回暖成唯一希望

此答案聽似合理，但其實並不科學化。如果不知道，為何不馬上做實驗，在實驗室內模擬夏天環境，包括溫度、濕度，甚至陽光時間和角度等，培植病毒，或在試管內，或把病毒打進動物身上，然後放進一個群組內，不就加速解答這個超重要的疑問嗎？因為請記住，到現時為止，我們沒有任何免疫針和已經驗證有效的藥物，所以如萬一containment真的控制不了疫情，那麼夏天的消減病毒功能，可說是我們的唯一希望！

按照我的研究，曾有人做過針對SARS的夏天模擬實驗，亦證明較高溫度和濕度，確對壓抑SARS病毒有效。但暫時仍未發現類似針對COVID-19的研究，或者最少尚未完成和對公眾宣布結果。疫情非常嚴重，時間非常寶貴，實在刻不容緩，我確對醫學界有點失望。

除此，近日很多專家都告訴我們，在12至18個月內，將可成功研發出有效疫苗，如屬實，當然是天大喜訊。當然遠水不能救近火，即使如期成功，對今年疫情亦沒有幫助；但大家都應該有準備COVID-19將成為endemic，可能每年會捲土重來的風土病（但將不停出現基因變異），所以如明年已有疫苗，進度已算神速！但這些專家也沒有告訴我們為何有此信心。從前我已指出過，感染人類的7種冠狀病毒，包括SARS，到現時為止仍沒有任何疫苗，亦沒有特別的抗病毒藥！當年SARS也是頭等大事，應不乏人和資源去研究疫苗和藥物，但到現在仍未成功。是否因為SARS在2004年後沒有再出現案例，所以沒有人再研究下去，有可能但不肯定。為何其他冠狀病毒，包括導致傷風的兩種，亦沒有疫苗，但流感就有？是否冠狀病毒有些特別結構和特徵，令到發展疫苗和藥物特別困難？如果是的話，為何又有信心在一至一年半內，即可研發出COVID-19的疫苗？此病毒較簡單？現在有迫切性、資源充分、研發技術突飛猛進，加快過程（希望是）？還是專家也沒有把握，在總統和公眾壓力下，信口開河，忽悠大家（希望不是）？我渴望他們用科學解釋一下希望的來源。

除此，我當然也失望仍未看到以隨機測試統計學來計算出來的感染率和IFR。最接近的應該是韓國的數據，他們不斷進行大量接近隨機測試，應該超過20萬人次，確診人數近8000，死亡人數67，CFR約0.8%，接近全球最低。既可能韓國醫療系統比意大利好，中間年齡較低，但明顯亦跟大量測試，擴大CFR分母有關。所以最少這給我們一點希望，神秘的IFR，理論上應可以低於0.8%，如韓國的真正宗數比確診多一倍，那麼IFR就只有0.4%。雖仍遠高於流感的0.03%至0.1%，但總比現在CFR的3.7%好得多。

我們極需要準確一點的IFR估計，因為即使不幸中招，也可安心一點。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科普文分享】【科學 Fact-Check 系列】陳雲博士「銀離子凝膠」ㅤ兼教如何評讀文獻／No Stake 醫學生

／／主旨寫係開頭：唔識唔緊要，但唔該唔好侮辱科學、侮辱醫學。

早前陳雲博士喺 Facebook 推廣發售一隻「銀離子超長效洗手凝膠」，指有「強大消毒效力」，可以「消毒手部，形成防護膜」、「直接噴於口罩」、「抑制病菌滋生」。而 K Kwong 則質疑呢個嘢嘅效用同安全性，而今日再有 Facebook Page「學民苦主大聯盟」發文引用多篇論文去支持返 Dr. Wan Chin 嘅產品。我今日先見到有單咁嘅事，姑且同大家一齊審閱一下相關證據，分析下「銀離子超長效洗手凝膠」係咪真係有 Dr. Wan Chin 所講嘅「強大消毒功能」。

TLDR：乖啦，用返酒精搓手液啦。

「大聯盟」Page 引用咗十篇文獻。喺實證醫學中，我地要去評讀一份文獻係咪真係佐證到呢個 treatment 或者 intervention 係真係「有用」，要睇幾樣嘢：Relevancy、Reliability、Validity、Applicability。

長話短說，「大聯盟」Page 所引用嘅文獻，全部都唔 relevant，同要探討嘅問題根本無關係。第一關都過唔到，所以絕不能用嚟佐證陳雲博士嘅「銀離子超長效洗手凝膠」真係有用。點樣先叫 Relevant？有所謂嘅 PICO question，要比較文獻中嘅研究入面四樣嘢係咪我地想探討緊嘅問題中嗰四樣嘢：

1) P for population：研究對象、目標對象
2) I for intervention：研究中嘅措施/治療/藥物/做法
3) C for comparison：我地用呢個 intervention 相對咩其他選擇去比較
4) O for outcome：我地想透過呢個 intervention 達到咩效果

我諗我地應該有嘅 PICO 係如下：

Population：陳雲博士冇講明「洗手凝膠」係針對比邊種人用，我當係任何人男女老幼都用得，都納入 population 中啦。
Intervention：佢發售緊嗰隻「銀離子超長效洗手凝膠」
Comparison：相比起唔用任何「搓手液產品」或者普遍酒精搓手液，效用為何。
Outcome：有冇「強大消毒效能」。我相信而家做呢啲產品促銷，重點都係要對抗武漢肺炎，所以必不可少除咗消滅細菌嘅能力，更加要 assess 埋佢消滅病毒嘅能力啦。

幾篇文獻：

一）“Trial of Silver Nitrate ... for the Prevention of Conjunctivitis Among Newborns”

P: 啱啱出世嘅 newborn 嬰兒，太狹窄，唔 relevant。
I: Topical Silver Nitrate Eyedrop，研究緊攞嚟滴眼嘅硝酸銀溶液，同「搓手凝膠」完全係兩回事，錯。
C: comparing with erythromycin，研究中係同抗生素 Erythromycin 比較，你會唔會用抗生素搓手先，又錯。
O: 研究中討論出現眼睛結膜炎、同鼻淚管阻塞嘅頻率，我想問又同「搓手凝膠」有咩關係呀？？？

二）“Dressings and topical agents for treating venous leg ulcers”

問題大同小異，你用含銀敷料對促進隻腳部潰瘍癒合嘅文獻，去討論「搓手凝膠」喺完整皮膚上面嘅消毒能力，兩件事係完！全！唔！關！事！呀！

三）“Silver: water disinfection and toxicity”

呢篇係討論緊用銀作水源消毒，特別係飲用水嘅消毒，又係唔關事。

醫學、科學係好嚴謹嘅一件事，呢個係點解我地係「專業」嘅原因。我地唔係「差不多先生」你唔好嘗試去同我拗「減低鼻淚管阻塞」、「促進腳部潰瘍癒合」、「飲用水消毒」，同「潔手效能」差唔多，唔好嘗試用 Topical silver nitrate 去證實嗰隻「銀離子超長效洗手凝膠」有用。我地做醫學研究嘅，就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藥理學上，同一隻藥，經唔同 dosage route 去比（口服、靜脈注射、肌肉注射、皮下注射）可以有完全唔同嘅效能，藥份濃度稍稍唔同，喺人體上嘅反應都係可以有好大分別。箇中科學理論，你行外人唔明唔緊要，但唔該唔好班門弄斧，攞啲完全唔關事嘅論文出嚟講。唔好侮辱醫學、侮辱科學。

再者，所引用嘅文獻係咪真係講到銀咁有用？

一）“Conjunctivitis” 論文：“However, the effect was modest and against microorganisms of low virulenc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arental choice of a prophylaxis agent including no prophylaxis is reasonable...” 成效只係 modest（唔太多），而主要只係針對比較致病力低嘅微生物（low virulence），所以結論係就算唔用呢隻 eyedrop 都係合理選擇（no prophylaxis is reasonable）。題外話，最新證據 silver nitrate eyedrop as prophylaxis for neonatal conjunctivitis 容易引致 chemical conjunctivitis（化學性結膜炎），所以已經好少人用嚟做 prophylaxis 你又知唔知？

二）“Dressing” 論文：“Silver dressings ma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venous leg ulcer healing”，“However, ... we cannot be very confident about any conclusion” 睇清楚啲，係 may，「可能」促進癒合，係唔能夠有任何確切結論呀。

三）“Silver: water disinfection and toxicity”：“The efficacy of silver, especially in terms of drinking-water disinfection, is currently a long way from convincing.” 又一次，現時證據不足，亦提及大部份研究只聚焦係細菌、甚至只係大腸桿菌，唔夠全面。

再一次重申：科學證據係好、好、好嚴謹嘅一門學問，唔該唔好喺一篇論文見到一兩個個別數字符合你嘅主張就斷章取義攞出嚟講。唔係一個數字大過另一個就係嗰樣嘢有效啲，我地要睇統計學、要睇各種影響因素，先有結論。以上我 quote 呢三段都係文獻中嘅 conclusion 部份所落嘅最後結論，而唔係斷章取義。

寫咗兩個半鐘去睇返啲文獻再寫咗二千字，我都覺得自己嘥時間，但我寫係因為我真係接受唔到有人打住「科學」嘅名號，去侮辱科學，侮辱我地嘅專業。我地用咁多年嘅時間去認真鑽研點樣 appraise 一份 evidence，點樣去做好研究。好似早前我啲同學整酒精搓手液派街坊都用哂專業化學儀器，將成份計到一分一毫都絕對準確，就係因為我地嚴謹嘅精神，知道關乎大家健康嘅事我地唔會輕率看待。我喺呢個 page 鬧過元秋蒸口罩，評論過朱凱廸布口罩效用欠佳，到今次一樣，係唔想見到人得到錯嘅資訊。

我接受唔到人隨便攞支「銀離子超長效洗手凝膠」，quote 幾篇唔關事嘅論文，就用嚟同無知婦儒去佐證呢支嘢真係某程度上代替到洗手或者酒精搓手液嘅功效。比人呃錢事少，影響到健康事大。

宗教團體就做返宗教團體嘅事，你地相信開壇作法可以請到大鵬鳥嚟抗疫我唔理你，我亦都唔會嘗試反駁，因為呢啲係你地嘅專長。但更加希望大家學識尊重科學、尊重醫學，呢個係我地嘅專業，唔好平時就大講陰謀論鬧人「醫學霸權」，想賺錢時又亂用醫學研究斷章取義。再講多次，我唔會接受人咁樣侮辱我地，我再嘥時間我都會打咁樣一篇文反駁。

講完，以下開放你地鬧我。：）／／

曹長青：十.一國殤日痛悼8千萬中國遇難者

10月1日，是中共建立政權70周年「國殤日 」。今天，在天安門前，中共舉行大閱兵，展示軍事力量。在這個巨大專制機器下，過去70年，在沒有戰爭、沒有外來侵略的和平時期，中共發動過70多次政治運動，導致8000多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這個數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8倍，是二戰死亡人數的1.5倍！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多種書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資料等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位，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 」、「三反五反 」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 」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 」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 」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 」，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 」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 」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 」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 」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 」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 」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 」中，共有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 」。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 」。中共當局堅持「反右 」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 」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 」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300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 」——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 」，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位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 」（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 」，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檔，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 」，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 」，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 」（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 」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 」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 」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 」）。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

據中國學者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 」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 」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 」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 」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 」1999年6月出版）。

「六四 」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位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党 」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党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 」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 」（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 」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位比上述中共官方數位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遊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 」，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於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 」「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 」。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 」。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 」。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 」，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 」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 」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 」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 」組織1999年4月發佈的「新疆人權報告 」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 」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 」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 」，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 」的《中國「左 」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 」（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 」（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 」（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位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

歷史將審判中共

史達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位。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