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12年國教一定要讀嗎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廣東爆谷

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是在晴朗代班的時候。那時候，他負責買早餐。

我在說今晚last day 的Colin 麥濠麟先生。

商台對我是好的點，別人不一定會懂。

他們總是派最帥的那一個同事來跟我合作。那些時候都不知道為什麼胡裡胡塗的要做晨早節目，有些時候還是晚上做完《光明頂》回去的。睡眼腥忪的時候看到這個小子，第一印象只是，oh，鼻子真大。

那時候他還會長暗瘡，若剛巧在鼻子附近，看起來他的鼻就更大了。

對的。我只是在想這些。什麼時事分析，都是放後頭。後來做《903國民教育》的時候，我還是會得到很帥的那一個PA。那是什麼原因，不得而知了。

後來他沒有再做晴朗，變了做深夜的廣東歌節目。有一次，是六四，我們好像一起要合作做一點關於六四的回顧。那時候，我和他都好像不太知道要如何做。對的。這個地方最有趣的地方是，你可以有自由去做，但每次都好像一個考試，總之，撐得過就撐得過。我們在尖沙咀現在Donki的那個位置，有一家cafe，因為可以坐很久和有免費wifi，有一搭沒一搭的跟他聊著聊著，六四對他這一代人有什麼意義？這事發生的時候，他活著，但他懂事了嗎？1989年，我也沒有很懂事，更何況是他？總之，好像懞懞懂懂，又活／撐過去。

我和他幾乎同一時間開始做節目的。每一年的年尾，我都會戰戰競競的拜託他。他演了每年 ＃903國民教育 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小事回顧 中的重要角色，我生命中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朋友，一個在2014年後，移民到台灣的朋友。Colin 很多次問我，究竟我和他演的那個角色有什麼關係，究竟劇中出現的那個男朋友又是什麼人，是不是真實的存在。我從來都沒有直接回應過他。好了，今天就說吧：那是一個重要人，我把所有在我腦海有留下回憶的人的特質，金句，都寫到阿豐這個角色身上，謝謝你。

我記得，他開節目的時候，我總是跟他說，他總要跟那些xx仔玩。而玩了這麼十年，廣東歌有沒有被大家看見呢？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很多人都說他們不聽廣東歌，每年1月1日的時候大家都鬥說「這些人我不認識」、「這個人都可以唱歌」、「這是誰」。就連是方皓玟，Rubberband這些被我們這世代都認知的一線歌手，我的家人，都不會很認知。他們看的是星夢幫的。直至坤哥上台，或是 C Allstar 上台，他們才會認真的看一看。好了，到2021年，好多人討論什麼三句不到兩句就會討論到香港男團，而同時又好像會聽一下廣東歌了。那廣東歌文化是不是回到香港呢？再看看那些《披荊斬棘的哥哥》，到今時今日都還在唱《友情歲月》，我想大家都應該明白，或是應該接受，廣東歌有一定的威力。而《廣東爆谷》出現的時候，廣播道的另一個號碼都有一檔節目叫《我愛廣東歌》。在香港，播廣東歌，聽廣東歌，好像是一種大家心中的一條月老紅線，一條綁著我們的心和這片地的一條紅線。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有一個在美國教學的大學香港教授在台灣接受我訪問時，特意跟我說，說想告訴你，他很喜歡你的節目，每次在美國送小孩上學之後回校都會聽，因為你的節目，就是美國時間他的活動時間。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我知道你叫麥濠麟的時候，我總是覺得叫這個濠字的人是一點怪的。而天秤座的你，總是要平平衡衡的，你快樂不快樂，我無從得知。做音樂節目是很難的。你可以把情緒深藏，躲在歌的後面，也沒有人知道。我也只會在聽你的節目之時，感受你是不是想和那些人或歌交流。

我清楚知道我有什麼會做，有什麼我要花很多心力才會做到一個合格的水平。你和我的上司曾說過一句話，不知道有沒有跟你說過？他說，他已是最後一代，可以事半功倍的人。我們這一代，是，由我一代，到你一代，都是事倍功半的世代。我知道我再花五年十年的時間都不會做得很好，我就繼續做好我會做的事。今晚可能是你短期內最後一次做節目，我還是期待，可以在聽節目的過程中，看到你最耀眼的歌單，而過去十年，你已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交出像藝術品一樣的歌單。而我也想跟你說，每周我的歌單，也是想給你看到的。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多謝。多謝你在這十年，給了我最好的演出。容我很大膽很過份很無恥的說一句，你最好的演出已在 ＃903國民教育 留住了。你很難再超越了啦。多謝German成全，也多謝你。多謝你不介意，我寫什麼，你都讀什麼。

想給你的說話，我已用你的口，在2014年要你讀了一次出來了。祝一路開心。至於你要去那兒，有七個人問過我你要去那兒，請你自己回答他們好了。我不會代答，因為，我沒有問。你要告訴我的時候，你就會告訴我。

又容我再一次很大膽很過份很無恥的說一句，我早就把你當朋友，想找你的時候就會找你。朋友，不存在會不會說再見。很多說了再見的都不會再見，像你這樣出色及鼻子那麼大的男人，就像漆黑中的……好了，不搞gag了。在心中。

我永遠都會記得你買早餐時那個模樣，還有第一晚的節目，最後播了那一首歌。

#colinmak
Colin 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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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教師，肩負著「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使命，在我讀國中的時代，全台灣每年有40萬新生兒，但是公立高中卻是屈指可數，每一個老師都是「愛之深、責之切」的努力教導，從早自習到放學的課後輔導，在我印象中一天最多要考9次小考，連午睡時間都要趁班導沒注意時努力的K書！因為「90分及格，差一分就打一下。」而且是很痛的一下。
那是一個尊師重道的時代，在學校被老師打了、罵了，回家不敢告狀，不然只會被父母再扁一次。慢慢的我也站上了講台，開始為人師表。教了23年的高職之後，感覺時代真的是慢慢的改變了。
最大的改變是，學生的升學壓力大幅的減輕了。我考大學的時代，全台灣只有14所大學，現在已經膨脹成160幾所。加上出生率降到20萬人以下，現在考不上大學的才是人才。
大學拼命增加，學生人數卻一直銳減，考上大學已經不再是高人一等的表徵！但是教育高官們顯然還不是很滿意，12年國教之後，退學、留級成為絕響。現在的學生就算天天遲到、曠課、不讀書，不能退學也不能留級，只要會填答案卡就可以讀大學！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大自然的鐵則，目的是經由競爭來產生進化。如果拼命增加大學數量，不退學、不留級的愛心教育，就可以培養出一大群優秀的人才。以後學生畢業時，應徵工作就一定要錄取，然後不能裁員、不能減薪，大家一起躺著幹就可以了，這間公司就等著倒閉吧！
人人有書讀，都大學畢業，國力就一定會強大嗎？只能說是「好傻、好天真！」佛系、愛心的教育環境之下，究竟是督促關懷還是「寵溺」呢？聽過「慈母多敗兒」吧！天天遲到、曠課、不讀書，也只能勸導，無法退學、留級，學生還會努力嗎？現在的教育制度，其實是在「毀人不倦」啊！
不是每一小孩都適合讀書，這是人的先天差異，也是獨特性。但是現在充滿佛心的教育制度，一直暗示家長，跟引導學生去讀大學。我看過太多的學生被綁在學校來「浪費生命」，就不能讓小孩提早出去學習一技之長嗎？不會讀書並不可恥，可恥的是一再地浪費生命。
以前的小孩，考不上高中、大學就去工作，學習一技之長，可以養活自己一家人。現在很多不應該進入大學的小孩，在大學玩了四年，畢業後不僅背負學貸，也沒有專業能力來面對未來。
要毀掉一個國家的未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毀掉他們的年輕下一代。毫無壓力的升學環境，能培養出什麼樣的下一代？而且因為「鄉愿」，只要是學生跟家長的投訴，長官都會用最快速、最高的標準來處理。於是漸漸的，老師的角色，慢慢從「傳道、授業、解或」，退化成為「演藝業」了，因為要讓學生跟家長開心！
我看過很多堅守「志業」的教育伙伴，但是「有功不賞、打破要賠」的教育現況，也一直沖擊著他們的教育熱誠。現在佛心、毫無升學壓力的教育環境下，更需要的是堅守教育理念的第一線教師。要毀掉小孩，最簡單的就是毀掉他們的老師。請記得給你小孩的老師，一些鼓勵跟掌聲，老師也會回報給你的小孩。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這週的琪斐大放送我們要來談談，「不自由，毋寧死」，是人權還是毒藥？
我以前最討厭有人講什麼民情不同。比如民主在中國一定行不通的啦，民情不同。禁槍在美國一定行不通的啦，民情不同。禁掉蹲式馬桶在台灣，一定行不通的啦，民情不同。那麼多民情不同，人不都是一樣的，認真想做就一定行得通。而且，沒錯，我真的很討厭蹲式馬桶，我每次蹲下去就站不起來，不小心還會尿不準。
但是這一次肺炎疫情，我真的同意，民情真的不同。像台灣，在對抗疫情三個半月後，最近台灣終於傳出好消息，一個月沒有新增本土病例，社區安全第一階段達標，過去這段時間，大家犧牲了一部分個人自由，換取盡快回到原本的自由生活，才能有這樣的好成績，也就是以自由換自由，我好像在繞口令，不過對於許多西方國家的民眾來說，要他們犧牲一點點個人自由，就好像割肉一樣痛苦，連戴個口罩都不要，更別提保持社交距離，甚至還拿知名口號「不自由，毋寧死」，當作抗議政府封城行動的標語。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這句話來自1775年，美國當時還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一名美國人發表演說，喊出「不自由，毋寧死」這個口號，呼籲大家不要當奴隸苟且偷生，應該挺身而出，為自由奮戰，精神等同於「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咦！這好像是對岸的禁歌。
總之呢，這句話現在竟然被當成歐美放仼自由主義者的示威標語，改編成「給我自由，不然乾脆給我Covid-19」，但偏偏這種個人自由凌駕一切的觀念，成為防疫工作一大絆腳石。我們先看美國。
要談美國的自由，就必須從他們的憲法講起。1791年美國憲法修正條款，保障人民有1.言論、2.集會、3.宗教及4.結社的自由，也使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沒有在憲法中明文設立國教的國家，「自由」可以說是美國的建國基礎，也根深蒂固在老美的心中，不過隨著時代演變，美國個人自由主義也逐漸膨脹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我小時候有一首廣告歌非常流行，「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現在聽起來「中二」到令人白眼翻到後腦勺，但這句話真的是美國這一派精神的最佳寫照。
世界各地實施不同程度的封鎖政策，美國拖拖拉拉的終於在3月19日由加州開始，各州陸續發布禁足令，封城封得比別人晚，解封又解得比別人早。還有一堆人上街抗議政府封城令，包括賓州、密西根州、科羅拉多州、維吉尼亞州等地，都爆發反封城示威潮，說強制隔離違反憲法啦～影響他們的人身自由啦～還說1918年西班牙流感那麼嚴重，當時也沒封城啊！我們的川貴人還帶頭搖旗吶喊，推文「解放明尼蘇達」、「解放密西根」、「解放維吉尼亞」，這是嫌美國人太多啊？
而示威者當然沒在戴口罩，也沒在遵守「社交疏離」政策，果不其然，北卡州的活動發起人（Audrey Whitlock）沒多久就確診了，直接打臉示威訴求。要自由還是要病毒？
「小孩子才做選擇，他們全都要！」
這就很像政府規定騎機車要戴安全帽、開車要繫安全帶，全都為了民眾的人身安全，但就是會有人覺得，哎唷～我才不會這麼衰咧，而且就算撞死了也是他家的事！
I will do what I want. 是很多美國人的口頭禪，但很多美國人在這次疫情中，卻也真的就有這種態度。
像一位三十歲的女性Katie Williams一個爆紅的推特，就說：我們美國人，本來就愛做什麼就做什麼，我們一直都是這樣，如果我們給人們壓力要他們待在家裡，或是出門就像壞人，我們就失去了一些我們的民族性，我們對權利的概念。
結果是什麼呢？截至台灣時間5月12日，美國確診人數137萬8548人，穩居世界第一。病毒甚至侵門踏戶，直接殺入白宮，川普隨從、副總統彭斯發言人、第一千金伊凡卡個人助理，都相繼確診，就連負責白宮維安的聯邦特勤局，也傳出至少34人感染。讓堅持不戴口罩的美國防疫指揮官彭斯，終於鬆口說他會開始保持「一咪咪的社交距離」，很多評論家就指出，這跟很多美國人這句：I will do what I want 很有關係。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全球第一名，死亡人數第一名，我們現在再來看看歐洲的第一名。
英國首相強生是自稱「自由」的擁護者，然後他就中鏢了。3月27日，強生宣布自己確診，10天後還把自己送進加護病房（4/7），帶頭免疫做得真成功啊。英國自由主義雖然不像美國那麼強烈，但1980年代後勢力逐漸抬頭，尤其近期右派崛起，今年的「脫歐」就被解讀為，英國重返放任自由主義懷抱，回歸小政府以維護個人自由。而病毒奪走全球28萬人性命，英國還是有示威者認為病毒根本不存在，甚至指控5G會傳播病毒，放火焚燒基地台。
愛爾蘭政治評論家奧圖指出，個人自由被英國人視為民族的象徵，導致當局遲遲不肯實施社交禁令，例如上酒吧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種「古老且不可剝奪的權利」，也就是傳說中的「自古以來就是英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過英國目前確診人數已經衝破20萬大關，排名全球第三，死亡人數3萬2065人，甩開義大利成為歐洲最多。直到最近5月10日強生才終於宣布，未來入境英國的旅客必須居家檢疫14天，被網友大酸，「太好了！只慢了兩個月！」、「噢!原來是為了秋冬二次爆發的超前部署啊！」。
但不只美國和英國，現在世界各地都爆發「反封城、討自由」的示威浪潮。
歐洲模範生德國，因為歷經過納粹教訓，在政治上高度重視人民權益，最近就有部分民眾不滿政府封城令，趁著二戰紀念日發動示威，指控梅克爾是希特勒2.0。
斯洛維尼亞則是發起單車示威，同樣指控政府假藉疫情限制人民自由。
而澳洲逐步解封後，再度爆發屠宰場疫情，導致維多利亞州延後鬆綁，結果氣憤的民眾指控政府捏造疫情，企圖繼續掌控人民。
《經濟學人》曾經指出，任何社會出現戰爭或瘟疫時，政府的權力都會擴張。在緊急狀態下，政府不會依照原來的法律、憲政體制統治，所以過去全球瘟疫恐慌後，人類往往都會迎來專制極權的時代。我們曾經討論過疫情衍生出的威權，人民擔心把權力借給政府防疫後，有去無回，但一味主張個人自由，難道不會釀成另一種危機嗎？
在民主社會中，人民當然有權不受政府干預，但是在享受自由的同時，也有義務不要讓身邊的人暴露在病毒威脅中。自由的尺度，在個人與國家之間，一直存在矛盾，你認為在對抗大規模疫情的時候，個人自由應該要重於國家自由嗎？
今天琪斐大放送的關鍵字是　#個人濫權　#自由釀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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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君質詢教育部：案件追蹤（花蓮讀經會考、特教性親國賠案）、四都高中職改隸問題、高中職導師費差別待遇

一、教育部進度緩慢、承諾做不到

1.「花蓮讀經會考案」，本席在3月27日召開記者會、同樣在3月28日質詢貴部。貴部倒是很快地在4月6日發函花蓮縣政府，並要求花蓮縣政府在文到一個月內函覆。本席想­請教部長，花蓮縣政府函覆了嗎？

2.「南部某校性侵案」，03月28日當天，當時蔣部長承諾將親自處理、並且在三天之內處理此事。 本席從3月23日起即要求教育部召開協調會，如今都已經5月10日了，不知協調是否已經成功？

身為教育部長、卻指揮不動一個校長。整個性侵國賠案子距離本席首次質詢部長至今已經超過一個月 (3月28日-5月10日)，部長你如此的作為讓本席不禁懷疑你的領導能力。

二、四都高中職改隸問題

四都高中原本說好要共同改隸(2009年全國高教會議有做成決議)。如今台中、台南、高雄都可能延至105年才改隸、只有新北市政府打算在102年元旦讓轄區內原本國立的­高中職改隸市立。

新北市國立高中職非常擔心，不願意提前改隸。(因為經費減少、人員編制減少、法規尚未完備)由推動十二年國教「均優質化」觀點切入：教育部這麼做是開倒車。

四都國立高中何時改隸？為何新北市打算先行改隸？新北市難道在各方面都沒有困難嗎？據本席所知：不含人事費用，各國立高中職年度經費將因此減少百萬至2千2百萬元、林口啟­智學校差距可能更高達五千萬。教師及教職員的員額也會縮減(啟智學校以外的12所學校每校將減少四人、12校共減少48人)、相關配套法規也不完備、未有職業教育行政人員­及編制...等問題。教育改革應該是越改越好，怎麼會越改越糟？當學校的經費、人力通通都變得比過去還要糟糕，教學品質會變好嗎？尤其部長正要推動十二年國教，強調「均質、均優」。現在改隸的舉措簡直就是背道而馳。

三、高中職導師費差別待遇

國中小導師費自101年元旦起從2000元調升為3000元，但是高中職老師沒有。(依然保持2000元) 此為不公平、差別待遇，要求教育部增加。(全國高中職老師人數12970人x1000元x12個月=155640000元，教育部只需要增加大約一億五千萬經費及可以做到­)

今年開始，全國國中小教師開始課稅，導師費自101年1月1日起調升為3000元(目前2000元)。據本席所知，高中職教師原本就有課稅，但是導師費卻未隨著國、中小教­師這一波一起調漲，是否有此事？為何只有高中職老師不調漲？

一個完全中學裡，同時有國中部與高中部，國中部老師每個月導師費可以領3000元、高中部教師卻仍是2000元，部長您不覺得這很明顯就是一種極不公平的差別待遇嗎？

本席認為，高中職導師和國中小導師一樣，都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既然雙方的薪資結構都一樣，沒有道理國中小導師的導師費調漲、高中職導師的導師費卻一定要比它們少一千元。

教育基本法裡說得很清楚：教育基本法第八條：「教育人員之工作、待遇及進修等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從民國88年6月23日公布至今，還是沒有一個完全涵蓋「教育人員」全體、在待遇、進修等權利義務」的法規；即使是散佈在各個法規也一樣：就是不完全。（尤其是敘薪部分目前還是掌握在人事行政總處手中、目前仍以要點為之、而非法律）為了避免行政怠惰、不依法行政，教育部長必須儘速設法改變現狀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