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那年，有個面容姣好帶著濃濃魔性的男演員，在愚人節那天跳樓自殺。我記得第二天在教室裡，聽見班上的乖乖女大聲說：「我拔講這種人就只是不負責任，新聞有甚麼好報的。」
那時我還沒看過多少他的電影，只知道他非常有名和「喜歡男人」（噓）。就跟所有為逃避考試壓力的高中生一樣，我用力幻想自己跟他很熟，然後就真的哭出來，還寫了一篇根本是日記的500字英文作文，題目就叫「Depression」。
英文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認真的告訴我：「妳以後可以寫東西。」（真是害人不淺的老師）
這件事不用任何大人來告訴我。我從很小很小，還不明白警察跟強暴犯可以是同一個人、穿著越得體的人講出來的話越機八……這些事前，就知道了。
但我那時確實沒能體會：「寫東西」這個動作，需要多強大的心理素質來支撐──物質上的貧窮、心理上的不遇，誰鳥你。坐著玩，躺著玩，都會撞到睪丸。
（不是想談什麼文學對社會的責任，我連人類對社會的責任是什麼都茫然無依。）
「我拔講這種人就只是不負責任，新聞有甚麼好報的。」詹姆士上校，我早就忘了高中同學的名字，卻把這句話記到現在。
──《不存在的遊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