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徑分岔的花園:通往未來的多種可能性】
這是推薦的短篇小說,會有一點燒腦,出自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
他在這部〈小徑分岔的花園〉的短篇中,用了類似於量子力學的概念,探討關於「時間」的奧秘。
而對很多作家來說,故事裡出現太多「巧合」會是一大敗筆,但在這部短篇中,這些巧合反倒成為一種特別的隱喻。
一起來看看這部頗有深意的文學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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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徑分岔的花園 / 博爾赫斯
獻給維多利亞·奧坎波
利德爾·哈特寫的《歐洲戰爭史》第二百四十二頁有段記載,說是十三個英國師(有一千四百門大炮支援)對塞爾-蒙托邦防線的進攻原定於1916年7月24日發動,後來推遲到29日上午。利德爾·哈特上尉解釋說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當然並無出奇之處。青島大學前英語教師余准博士的證言,經過記錄、複述、由本人簽名核實,卻對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說明。證言記錄缺了前兩頁。
……我掛上電話聽筒。我隨即辨出那個用德語接電話的聲音。是理查·馬登的聲音。馬登在維克托·魯納伯格的住處,這意味著我們的全部辛勞付諸東流,我們的生命也到了盡頭——但是這一點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來如此。這就是說,魯納伯格已經被捕,或者被殺。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馬登毫不留情。說得更確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作為一個聽命於英國的愛爾蘭人,他有辦事不熱心甚至叛賣的嫌疑,如今有機會挖出日爾曼帝國的兩名間諜,拘捕或者打死他們,他怎麼會不抓住這個天賜良機,感激不盡呢?我上樓進了自己的房間,可笑地鎖上門,仰面躺在小鐵床上。窗外還是慣常的房頂和下午六點鐘被雲遮掩的太陽。這一天既無預感又無徵兆,成了我大劫難逃的死日,簡直難以置信。雖然我父親已經去世,雖然我小時候在海豐一個對稱的花園裡待過,難道我現在也得死去?隨後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頭上了。多少年來平平靜靜,現在卻出了事;天空、陸地和海洋人數千千萬萬,真出事的時候出在我頭上……馬登那張叫人難以容忍的馬臉在我眼前浮現,驅散了我的胡思亂想。我又恨又怕(我已經騙過了理查·馬登,只等上絞刑架,承認自己害怕也無所謂了),心想那個把事情搞得一團糟、自鳴得意的武夫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準備轟擊昂克萊的英國炮隊所在地的名字。一隻鳥掠過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為一架飛機,再把這架飛機化成許多架,在法國的天空精確地投下炸彈,摧毀了炮隊。我的嘴巴在被一顆槍彈打爛之前能喊出那個地名,讓德國那邊聽到就好了……我血肉之軀所能發的聲音太微弱了。怎麼才能讓它傳到頭頭的耳朵?那個病懨懨的討厭的人,只知道魯納伯格和我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閉塞的辦公室裡望眼欲穿等我們的消息,沒完沒了地翻閱報紙……我得逃跑,我大聲說。我毫無必要地悄悄起來,仿佛馬登已經在窺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檢查一下口袋裡的物品,也許僅僅是為了證實自己毫無辦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東西。那只美國掛表,鎳制錶鏈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幣,拴著魯納伯格住所鑰匙的鏈子,現在已經沒有用處但是能構成證據,一個筆記本,一封我看後決定立即銷毀但是沒有銷毀的信,假護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幣,兩個先令和幾個便士,一枝紅藍鉛筆,一塊手帕和裝有一顆子彈的左輪手槍。我可笑地拿起槍,在手裡掂掂,替自己壯膽。我模糊地想,槍聲可以傳得很遠。不出十分鐘,我的計畫已考慮成熟。電話號碼簿給了我一個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報傳出去:他住在芬頓郊區,不到半小時的火車路程。
我是個怯懦的人。我現在不妨說出來,因為我已經實現了一個誰都不會說是冒險的計畫。我知道實施過程很可怕。不,我不是為德國幹的。我才不關心一個使我墮落成為間諜的野蠻的國家呢。此外,我認識一個英國人——一個謙遜的人——對我來說並不低於歌德。我同他談話的時間不到一小時,但是在那一小時中間他就像是歌德……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覺得頭頭瞧不起我這個種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彙集的無數先輩。我要向他證明一個黃種人能夠拯救他的軍隊。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隨時都可能敲我的門,叫我的名字。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對著鏡子裡的我說了再見,下了樓,打量一下靜寂的街道,出去了。火車站離此不遠,但我認為還是坐馬車妥當。理由是減少被人認出的危險;事實是在闃無一人的街上,我覺得特別顯眼,特別不安全。我記得我吩咐馬車夫不到車站入口處就停下來。我磨磨蹭蹭下了車,我要去的地點是阿什格羅夫村,但買了一張再過一站下的車票。這趟車馬上就開:八點五十分。我得趕緊,下一趟九點半開車。月臺上幾乎沒有人。我在幾個車廂看看:有幾個農民,一個服喪的婦女,一個專心致志在看塔西倫的《編年史》的青年,一個顯得很高興的士兵。列車終於開動。我認識的一個男人匆匆跑來,一直追到月臺盡頭,可是晚了一步。是理查·馬登上尉。我垂頭喪氣、忐忑不安,躲開可怕的視窗,縮在座位角落裡。我從垂頭喪氣變成自我解嘲的得意。心想我的決鬥已經開始,即使全憑僥倖搶先了四十分鐘,躲過了對手的攻擊,我也贏得了第一個回合。我想這一小小的勝利預先展示了徹底成功。我想勝利不能算小,如果沒有火車時刻表給我寶貴的搶先一著,我早就給關進監獄或者給打死了。我不無詭辯地想,我怯懦的順利證明我能完成冒險事業。我從怯懦中汲取了在關鍵時刻沒有拋棄我的力量。我預料人們越來越屈從於窮凶極惡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全是清一色的武夫和強盜了;我要奉勸他們的是:做窮凶極惡的事情的人應當假想那件事情已經完成,應當把將來當成過去那樣無法挽回。我就是那樣做的,我把自己當成已經死去的人,冷眼觀看那一天,也許是最後一天的逝去和夜晚的降臨。列車在兩旁的梣樹中徐徐行駛。在荒涼得像是曠野的地方停下。沒有人報站名。是阿什格羅夫嗎?我問月臺上幾個小孩。阿什格羅夫,他們回答說。我便下了車。
月臺上有一盞燈光照明,但是小孩們的臉在陰影中。有一個小孩問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亞伯特博士家?另一個小孩也不等我回答,說道:他家離這兒很遠,不過您走左邊那條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會找不到的。我給了他們一枚錢幣(我身上最後的一枚),下了幾級石階,走上那條僻靜的路。路緩緩下坡。是一條泥土路,兩旁都是樹,枝丫在上空相接,低而圓的月亮仿佛在陪伴我走。
有一陣子我想理查·馬登用某種辦法已經瞭解到我鋌而走險的計畫。但我立即又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小孩叫我老是往左拐,使我想起那就是找到某些迷宮的中心院子的慣常做法。我對迷宮有所瞭解:我不愧是彭㝡的曾孫,彭㝡是雲南總督,他辭去了高官厚祿,一心想寫一部比《紅樓夢》人物更多的小說,建造一個誰都走不出來的迷宮。他在這些龐雜的工作上花了十三年工夫,但是一個外來的人刺殺了他,他的小說像部天書,他的迷宮也無人發現。我在英國的樹下思索著那個失落的迷宮:我想像它在一個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動,被稻田埋沒或者淹在水下,我想像它廣闊無比,不僅是一些八角涼亭和通幽曲徑,而是由河川、省份和王國組成……我想像出一個由迷宮組成的迷宮,一個錯綜複雜、生生不息的迷宮,包羅過去和將來,在某種意義上甚至牽涉到別的星球。我沉浸在這種虛幻的想像中,忘掉了自己被追捕的處境。在一段不明確的時間裡,我覺得自己抽象地領悟了這個世界。模糊而生機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時光,以及輕鬆的下坡路,這一切使我百感叢生。傍晚顯得親切、無限。道路繼續下傾,在模糊的草地裡岔開兩支。一陣清悅的樂聲抑揚頓挫,隨風飄蕩,或近或遠,穿透葉叢和距離。我心想,一個人可以成為別人的仇敵,成為別人一個時期的仇敵,但不能成為一個地區、螢火蟲、字句、花園、水流和風的仇敵。我這麼想著,來到一扇生銹的大鐵門前。從欄杆裡,可以望見一條林陰道和一座涼亭似的建築。我突然明白了兩件事,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難以置信;樂聲來自涼亭,是中國音樂。正因為如此,我並不用心傾聽就全盤接受了。我不記得門上是不是有鈴,還是我擊掌叫門。像火花迸濺似的樂聲沒有停止。
然而,一盞燈籠從深處房屋出來,逐漸走近:一盞月白色的鼓形燈籠,有時被樹幹擋住。提燈籠的是個高個子。由於光線耀眼,我看不清他的臉。他打開鐵門,慢條斯理地用中文對我說:「看來彭熙情意眷眷,不讓我寂寞。您准也是想參觀花園吧?」
我聽出他說的是我們一個領事的姓名,我莫名其妙地接著說:「花園?」
「小徑分岔的花園。」
我心潮起伏,難以理解地肯定說:「那是我曾祖彭㝡的花園。」
「您的曾祖?您德高望重的曾祖?請進,請進。」
潮濕的小徑彎彎曲曲,同我兒時的記憶一樣。我們來到一間藏著東方和西方書籍的書房。我認出幾卷用黃絹裝訂的手抄本,那是從未付印的明朝第三個皇帝下詔編纂的《永樂大典》的逸卷。留聲機上的唱片還在旋轉,旁邊有一隻青銅鳳凰。我記得有一隻紅瓷花瓶,還有一隻早幾百年的藍瓷,那是我們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器工人的作品……斯蒂芬·亞伯特微笑著打量著我。我剛才說過,他身材很高,輪廓分明,灰眼睛,灰鬍子。他的神情有點像神甫,又有點像水手;後來他告訴我,「在想當漢學家之前」,他在天津當過傳教士。
我們落了座;我坐在一張低矮的長沙發上,他背朝著視窗和一個落地圓座鐘。我估計一小時之內追捕我的理查·馬登到不了這裡。我的不可挽回的決定可以等待。
「彭㝡的一生真令人驚異,」斯蒂芬·亞伯特說。「他當上家鄉省份的總督,精通天文、星占、經典詮估、棋藝,又是著名的詩人和書法家:他拋棄了這一切,去寫書、蓋迷宮。他拋棄了炙手可熱的官爵地位、嬌妻美妾、盛席瓊筵,甚至拋棄了治學,在明虛齋閉戶不出十三年。他死後,繼承人只找到一些雜亂無章的手稿。您也許知道,他家裡的人要把手稿燒掉;但是遺囑執行人——一個道士或和尚——堅持要刊行。」
「彭㝡的後人,」我插嘴說,「至今還在責怪那個道士。刊行是毫無道理的。那本書是一堆自相矛盾的草稿的彙編。我看過一次:主人公在第三回裡死了,第四回裡又活了過來。至於彭㝡的另一項工作,那座迷宮……」
「那就是迷宮,」他指著一個高高的漆櫃說。
「一個象牙雕刻的迷宮!」我失聲喊道。「一座微雕迷宮……」
「一座象徵的迷宮,」他糾正我說。「一座時間的無形迷宮。我這個英國蠻子有幸悟出了明顯的奧秘。經過一百多年之後,細節已無從查考,但不難猜測當時的情景。彭㝡有一次說:我引退後要寫一部小說。另一次說:我引退後要蓋一座迷宮。人們都以為是兩件事;誰都沒有想到書和迷宮是一件東西。明虛齋固然建在一個可以說是相當錯綜的花園的中央;這一事實使人們聯想起一座實實在在的迷宮。彭㝡死了;在他廣闊的地產中間,誰都沒有找到迷宮。兩個情況使我直截了當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一是關於彭㝡打算蓋一座絕對無邊無際的迷宮的奇怪的傳說。二是我找到的一封信的片斷。」
亞伯特站起來。他打開那個已經泛黑的金色櫃子,背朝著我有幾秒鐘之久。他轉身時手裡拿著一張有方格的薄紙,原先的大紅已經退成粉紅色。彭㝡一手好字名不虛傳。我熱切然而不甚了了地看著我一個先輩用蠅頭小楷寫的字:我將小徑分岔的花園留諸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我默默把那張紙還給亞伯特。他接著說:「在發現這封信之前,我曾自問:在什麼情況下一部書才能成為無限。我認為只有一種情況,那就是迴圈不已、周而復始。書的最後一頁要和第一頁雷同,才有可能沒完沒了地連續下去。我還想起一千零一夜正中間的那一夜,山魯佐德王后(由於抄寫員神秘的疏忽)開始一字不差地敘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這一來有可能又回到她講述的那一夜,從而變得無休無止。我又想到口頭文學作品,父子口授,代代相傳,每一個新的說書人加上新的章回或者虔敬地修改先輩的章節。我潛心琢磨這些假設;但是同彭㝡自相矛盾的章回怎麼也對不上號。正在我困惑的時候,牛津給我寄來您見到的手稿。很自然,我注意到這句話:我將小徑分岔的花園留諸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我幾乎當場就恍然大悟;小徑分岔的花園就是那部雜亂無章的小說;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這句話向我揭示的形象是時間而非空間的分岔。我把那部作品再流覽一遍,證實了這一理論。在所有的虛構小說中,每逢一個人面臨幾個不同的選擇時,總是選擇一種可能,排除其他;在彭㝡的錯綜複雜的小說中,主人公卻選擇了所有的可能性。這一來,就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後世,許多不同的時間,衍生不已,枝葉紛披。小說的矛盾就由此而起。比如說,方君有個秘密;一個陌生人找上門來;方君決心殺掉他。很自然,有幾個可能的結局:方君可能殺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殺死,兩人可能都安然無恙,也可能都死,等等。在彭㝡的作品裡,各種結局都有;每一種結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點。有時候,迷宮的小徑匯合了:比如說,您來到這裡,但是某一個可能的過去,您是我的敵人,在另一個過去的時期,您又是我的朋友。如果您能忍受我糟糕透頂的發音,咱們不妨念幾頁。」
在明快的燈光下,他的臉龐無疑是一張老人的臉,但有某種堅定不移的、甚至是不朽的神情。他緩慢而精確地朗讀同一章的兩種寫法。其一,一支軍隊翻越荒山投入戰鬥;困苦萬狀的山地行軍使他們不惜生命,因而輕而易舉地打了勝仗;其二,同一支軍隊穿過一座正在歡宴的宮殿,興高采烈的戰鬥像是宴會的繼續,他們也奪得了勝利。我帶著崇敬的心情聽著這些古老的故事,更使我驚異的是想出故事的人是我的祖先,為我把故事恢復原狀的是一個遙遠帝國的人,時間在一場孤注一擲的冒險過程之中,地點是一個西方島國。我還記得最後的語句,像神秘的戒律一樣在每種寫法中加以重複:英雄們就這樣戰鬥,可敬的心胸無畏無懼,手中的銅劍凌厲無比,只求殺死對手或者沙場捐軀。
從那一刻開始,我覺得周圍和我身體深處有一種看不見的、不可觸摸的躁動。不是那些分道揚鑣的、並行不悖的、最終匯合的軍隊的躁動,而是一種更難掌握、更隱秘的、已由那些軍隊預先展示的激動。斯蒂芬·亞伯特接著說:「我不信您顯赫的祖先會徒勞無益地玩弄不同的寫法。我認為他不可能把十三年光陰用於無休無止的修辭實驗。在您的國家,小說是次要的文學體裁;那時候被認為不登大雅。彭㝡是個天才的小說家,但也是一個文學家,他絕不會認為自己只是個寫小說的。和他同時代的人公認他對玄學和神秘主義的偏愛,他的一生也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哲學探討佔據他小說的許多篇幅。我知道,深不可測的時間問題是他最關心、最專注的問題。可是《花園》手稿中唯獨沒有出現這個問題。甚至連『時間』這個詞都沒有用過。您對這種故意迴避怎麼解釋呢?」
我提出幾種看法;都不足以解答。我們爭論不休;斯蒂芬·亞伯特最後說:「設一個謎底是『棋』的謎語時,謎面唯一不准用的字是什麼?」我想一會兒後說:「『棋』字。」
「一點不錯,」亞伯特說。「小徑分岔的花園是一個龐大的謎語,或者是寓言故事,謎底是時間;這一隱秘的原因不允許手稿中出現『時間』這個詞。自始至終刪掉一個詞,採用笨拙的隱喻、明顯的迂迴,也許是挑明謎語的最好辦法。彭㝡在他孜孜不倦創作的小說裡,每有轉折就用迂迴的手法。我核對了幾百頁手稿,勘正了抄寫員的疏漏錯誤,猜出雜亂的用意,恢復、或者我認為恢復了原來的順序,翻譯了整個作品;但從未發現有什麼地方用過『時間』這個詞。顯而易見,小徑分岔的花園是彭㝡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然而絕非虛假的形象。您的祖先和牛頓、叔本華不同的地方是他認為時間沒有同一性和絕對性。他認為時間有無數系列,背離的、匯合的和平行的時間織成一張不斷增長、錯綜複雜的網。由互相靠攏、分歧、交錯,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路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時間裡,我們並不存在;在某些時間,有你而沒有我;在另一些時間,有我而沒有你;再有一些時間,你我都存在。目前這個時刻,偶然的機會使您光臨舍間;在另一個時刻,您穿過花園,發現我已死去;再在另一個時刻,我說著目前所說的話,不過我是個錯誤,是個幽靈。」
「在所有的時刻,」我微微一震說,「我始終感謝並且欽佩你重新創造了彭㝡的花園。」
「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刻,」他一笑說。「因為時間永遠分岔,通向無數的將來。在將來的某個時刻,我可以成為您的敵人。」
我又感到剛才說過的躁動。我覺得房屋四周潮濕的花園充斥著無數看不見的人。那些人是亞伯特和我,隱蔽在時間的其他維度之中,忙忙碌碌,形形色色。我再抬起眼睛時,那層夢魘似的薄霧消散了。黃黑二色的花園裡只有一個人,但是那個人像塑像似的強大,在小徑上走來,他就是理查·馬登上尉。
「將來已經是眼前的事實,」我說。「不過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嗎?」
亞伯特站起身。他身材高大,打開了那個高高櫃子的抽屜;有幾秒鐘工夫,他背朝著我。我已經握好手槍。我特別小心地扣下扳機:亞伯特當即倒了下去,哼都沒有哼一聲。我肯定他是立刻喪命的,是猝死。
其餘的事情微不足道,仿佛一場夢。馬登闖了進來,逮捕了我。我被判絞刑。我很糟糕地取得了勝利:我把那個應該攻擊的城市的保密名字通知了柏林。昨天他們進行轟炸;我是在報上看到的。報上還有一條消息說著名漢學家斯蒂芬·亞伯特被一個名叫余准的陌生人暗殺身死,暗殺動機不明,給英國出了一個謎。柏林的頭頭破了這個謎。他知道在戰火紛飛的時候我難以通報那個叫亞伯特的城市的名稱,除了殺掉一個叫那名字的人之外,找不出別的辦法。他不知道(誰都不可能知道)我的無限悔恨和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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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在匈奴:逼嫁繼子 親子被殺(一)|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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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大膽地選擇了自己的命運,她扎根在茫茫的高原草地上,像一棵耐旱而茁壯的野草,頑強地活了下來。她一嫁再嫁,生兒育女。12年,無邊歲月,遠比人們的想像更悲慘、更淒涼。
民間,把王昭君描繪成薛寶釵、林黛玉那樣的大家閨秀:頭戴銀狐冠,身披紅斗篷,懷抱一隻哀怨的琵琶,風情萬種地站在草原上。官方,則把她旌表為高瞻遠矚的「愛國者」,少女細瘦的「小蠻腰」,愣是挑起了「胡漢和親,邊塞安寧」的政治重擔。她深明大義的覺悟,酷似一名「黨代表」或者「政委」。絡繹不絕的文人騷客也七嘴八舌地抒情,好像王昭君原本就是全天下讀書人相識恨晚的「紅粉知己」……
後人,謬托知己,憑藉甜膩俗爛的口味粗暴地打扮著王昭君。殊不知,這位聲名顯赫的古典美女,在無限風光的背後,還隱藏著滿肚子的黃連苦水。
從鮮花,到獵物
很早就听過一條謎語:姐姐要回來(打一地名),謎底是「秭(姊)歸」。秭歸,水土養人,出過大詩人屈原,西漢時歸屬南郡。秭歸有座寶坪村,林木豐美,香溪環繞。公元前52年,一聲響亮的嬰啼使村里那戶王姓人家笑逐顏開。女孩兒落地了,取名王嬙,字「昭君」。
老來得女,爹娘樂顛顛地捧著、供著。兄嫂也疼進了骨縫兒裡,唯恐刮風吹掉小妹妹一根汗毛。親人環繞,嬌生慣養,俊俏的小女孩兒,蹦蹦跳跳,嘻嘻哈哈。荊楚的細雨滋潤她一天一天地長大……
民謠說:姑娘十八一朵花。剛剛16歲,王家的女兒便出落成了明眸皓齒、天生麗質的小美人。美,是娘胎裡帶來的資本,誰也搶不走。方圓百里,都知道王昭君——「南郡一枝花」。王昭君的名字,猶如一輪皓月,朗朗地照著。哪兒都能望見,隨處都有影子。少女矜持地微笑,黑長的睫毛一閃一閃的,她憑欄遠眺,滿目是翠綠的山林、明媚的陽光——這個新鮮的世界可真好!可是,做夢也沒想到,災難正朝她一步步地逼來。
公元前36年,西漢朝廷的日子越來越寬裕,不必再像文景時代那樣勒緊褲腰帶了。尤其是匈奴,窩裡鬥,分裂成南北兩部。南匈奴,靠近中原,好在既親近,又溫順;北匈奴,不服天朝管,幸而遠在漠北。沒戰亂,有錢花,真是太平盛世。漢元帝「飽暖思淫欲」,便動起了「選秀」的歪點子。說白了,就是把天下美女,都拽到他自己床上去。
巍巍漢宮,就是一口「活棺材」。人常說:宮門深似海。那種地方,人壓人、人踩人,鉤心鬥角,想熬出頭兒?難死了。女人,十月懷胎,可以生下一個孩子;倘若守在皇帝身邊,恐怕十個女人都受孕,最終一個也養不活。
王家人當然知道皇宮是個「虎狼窩」,他們個個兒提心吊膽,生怕官府上門找茬。其實,怕也沒用,王昭君名冠南郡,連叫花子都知道:她定然是郡守大人和縣令老爺瞄準的第一獵物。
烏雲滾滾而來。果然,脅肩諂笑的官差叩響了王家門環。朝廷是天,皇帝就是老天爺,他喜歡什麼就是什麼,想誰就是誰——無上權力,足以左右整個天下,區區一名小女子,又算得了什麼?
王昭君含淚微笑,向每個表情悲壯的親人拜辭。收拾收拾,走吧——這,就是命。
早春三月,滿山遍野的菜花,一片金黃。16歲的王昭君,緩緩登上了香溪岸邊的官船,她默默地禱告:「總有一天,我還要回來。」
風一程,雨一程,小船順香溪而下,入長江、逆漢水……飄飄搖搖地駛向遙遠而陌生的地方。王昭君支頜沉思:少女時代結束了,等在長安城裡的,究竟是怎樣的命運呢?
冷美人 • 辣妹子
披星戴月地走了三個月,隱隱約約望見了長安。迎候王昭君以及眾多「秀女」的並非漢家宮闕,而是地地道道的監獄——「掖庭」。
「掖庭」,曾是一座皇家監獄,高牆矮窗,關押犯罪的王室成員和宮女、太監,漢武帝專門增設「掖庭獄」。幾經演變,這座臨時看守所,被改裝成簡陋的「儲秀宮」,儘管地方不怎麼樣,可是便於管理。當家人號稱「掖庭令」,職位不算高,卻執掌權衡,一手遮天。他輕蔑地瞥了瞥這群如花似玉、鄉音各異的小美人兒,暗自笑道:漂亮頂個屁!見不著當今皇上,休想當娘娘。奓刺兒?敢!都得聽老爺我的……
王昭君百無聊賴地守著一盞孤燈,她苦思冥想也弄不明白,究竟什麼叫做「出頭之日」。莫非就耗在這口不透氣的「活棺材」裡,等待哪天皇帝佬兒心血來潮,把自己召去「寵幸」一回?最後,領個或大或小的封號?倘若「青絲熬成白髮」,一輩子見不著皇帝呢?難道朝廷還肯安置一個鶴髮雞皮的老太婆嗎?笑話!大概,給皇帝當個小老婆,到頭兒了——這就是望眼欲穿的「出頭之日」。
夜深了,心涼了。王昭君斜臥在枕上,鬱鬱寡歡,蛾眉緊蹙。一天又一天,她空洞地捱著,俊美的大眼睛望不著一絲明天的曙光。
16歲,美,而且嬌慣,王昭君滿腹少女的優越感。她素面朝天,優雅地走在花枝搖曳的小姐妹中間,既不肯取悅誰,也不願屈尊俯就誰。最要命的是,她不買上邊的賬。漫說賄賂幾串銅錢一匹絹,就是淺淺的笑臉,也不給一個。「土皇帝」們當然沒好氣兒,隔三差五就話裡話外地「敲打」這個傲慢的「冷美人」。
日子一長,早就失去耐心的王昭君變得空前焦躁,她居然公開耍性子,和「掖庭令」唱起了對台戲。《後漢書》透露了這樣一個細節:「(王昭君)入宮數年,不得見禦,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苦等三年,音空信渺。那個傳說中的「大救星」——當今皇帝陛下,到底在哪兒呢?有些小姐妹心眼兒靈活,明里暗裡好一陣打點,旋即被召進內廷,侍奉天子。
王昭君並不在乎能否侍寢,但她非常看中自己在「美人堆」裡的名次和地位。這種「名位」,絕非朝廷冊封的嬪妃等級,而是少女的自我認同和價值兌現。王昭君覺得:「我最出色。」然而殘酷的現實,偏偏把她丟進了殘花敗柳之中。驕矜的自尊與淺薄的虛榮,第一次遭受到了嚴重的挫傷。這正應了孔子那句話:「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青春年少、爭強好勝的王昭君,怎能保持心理平衡?她當然會「積悲怨」。小脾氣一上來,既不梳洗,也不打扮,弄得形容憔悴,蓬頭垢面——就是鬧!鬧完了,還會請示頭頭兒一聲:「我要回家。」
回家?天大的笑話。皇家禁地可不是酒肆茶樓,想來就來,願走就走——老老實實呆著吧!「掖庭令」那一點報復心終於得到了滿足,他盼望這朵水靈靈的鮮花趕快蔫了、癟了,立刻變成豬不啃、貓不舔的廢物才好呢。
「掖庭令」鼠肚雞腸,並非「壞事兒」的關鍵。在皇帝和王昭君之間,還有一道橋樑——宮廷畫師毛延壽。王昭君哪肯把那種「狗腿子」放在眼裡,仍像對付「掖庭令」那樣,高掛一臉秋霜。想不到,毛延壽就是皇帝的眼睛。也許,他畫誰漂亮,未必得幸;但是畫誰粗鄙,則一定不會得幸。皇帝跟前的紅人,毀一個不服管教的小丫頭還不容易?畫筆輕輕一點,王昭君嫵媚的杏眼下,便多了一顆「亡夫淚痣」——妨人呀!誰要這種女人誰倒霉,何必呢?元帝漫不經心地扭過頭去,王昭君「掖庭待詔」,就成為一盤死棋。
嫁人,就是賭
歐洲人悲觀,把婚姻說成男女「摸黑走路」,彼此既不清楚攜手同行的是誰,也不知道氣喘吁籲地奔向什麼地方。說俗點兒,趕上什麼算什麼,婚姻就是湊合,稀里糊塗地瞎過唄。
婚姻,的確有點賭博的意味。走投無路的王昭君淪落到了這一步。見皇上,沒門;待詔,等於慢性自殺。好歹挪挪窩兒,總比現在強。這一天,總算盼來了!
(二之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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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些巴哈專家穿過普林斯頓的校園時,是難掩心中興奮的。巴哈的肖像正掛在杜勒斯外交史圖書館(John Foster Dulles Library of Diplomatic History)的特藏室,夏德也在等著超過八十五位巴哈專家的到來。他們魚貫走入牆壁鑲著木板的房間,圍在這幅畫像旁邊。
「哦!」
「嘆為觀止。」
「簡直像《蒙娜麗莎》。」
「好嚴肅。」
「好像肚子被人揍了一拳,就在這裡,好像,『哇』!」
「它很有力量。」
「我們是不是應該三鞠躬哪?」……
⧕ 早安,巴哈先生 ⧔
一部傳記與音樂史完美結合的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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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摘自《早安,巴哈先生》,這本書寫的時候,這幅肖像還是由威廉.夏德擁有。後來,在英國指揮家賈迪納說服下,夏德同意修改遺囑,把這幅巴哈肖像捐給巴哈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萊比錫。
威廉.夏德在2014年去世,享壽一百歲,次年,在夏德遺孀與賈迪納的見證下,完成夏德的遺願,將這幅巴哈肖像捐贈給萊比錫。
https://www.theguardian.com/…/painting-johann-sebastian-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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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畫得最好的一幅巴哈肖像從未向大眾公開過,但是二○○四年巴哈學會會議的與會者卻能親眼一睹此畫廬山真面目。已知巴哈肖像的真跡只有兩幅,都是出自薩克森宮廷畫家豪斯曼(Elias Gottlob Hausmann)之手。兩幅畫像幾乎是一模一樣,都以油彩所繪,都把巴哈畫得相當嚴肅。雖然兩幅肖像頗為相似,但是一般都認為是在不同的場合所繪的。其中一幅肖像在一七四六年繪於萊比錫,今天掛在萊比錫的市政博物館。這幅肖像由於被重新上色多次,加上曾有無聊的學生揉了紙團,把這幅畫當成靶來扔,所以狀況很糟。
另一幅肖像繪於一七四八年,還保持原貌。過了一百五十年之後,這幅畫像輾轉落到夏德(William H. Scheide)之手。此人是個巴哈迷,研究、演奏、蒐集巴哈作品多年。這幅畫平常掛在夏德在普林斯頓的家中,不過他同意在美國巴哈學會第十四屆雙年會中展示這幅畫像。
這幅豪斯曼所畫的肖像比什麼都生動呈現了巴哈的形象──戴著假髮,表情嚴肅,有點肥胖的日耳曼城市居民。無數的CD、音樂會節目單、海報都用過這幅肖像,有助於愛樂者想像一位生平留存不多的作曲家。
所以,當這些巴哈專家穿過普林斯頓的校園時,是難掩心中興奮的。巴哈的肖像正掛在杜勒斯外交史圖書館(John Foster Dulles Library of Diplomatic History)的特藏室,夏德也在等著超過八十五位巴哈專家的到來。他們魚貫走入牆壁鑲著木板的房間,圍在這幅畫像旁邊。
「哦!」
「嘆為觀止。」
「簡直像《蒙娜麗莎》。」
「好嚴肅。」
「好像肚子被人揍了一拳,就在這裡,好像,『哇』!」
「它很有力量。」
「我們是不是應該三鞠躬哪?」
這幅肖像的確有種令人信服的張力。巴哈身上外套的鈕釦閃閃發光,白色的袖子散發著爽朗,假髮看起來柔軟有彈性,臉色紅潤,彷彿他喝了幾杯他所喜愛的萊茵河佳釀似的。被圈在厚重金框中的巴哈似乎以無所不知又警惕的眼睛看著這場會議。
高齡九十的夏德(William H. Scheide)穿著淺灰藍色的外衣,戴著飾以音符的紅領結(說不定這些音符出自某一齣巴哈的清唱劇),以他所收藏的其他的巴哈文物為題,發表簡短演講──像是作曲家的親筆手稿,還有一封少見的信函。然後有人把大家都放在心裡的問題提了出來:這幅肖像是怎麼到他手裡的?「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他回答的時候倚著一根裝了滑雪杖握柄的藤條,「我現在已經記不太起來了。」
大致的來龍去脈是夏德的家族靠石油生意賺了大錢,他在二次戰後聽說了這幅肖像在一個名叫詹克(Walter Jenke)的德國音樂家的手裡,便透過一個在倫敦的畫商買下來。詹克家族顯然從十九世紀就擁有這幅畫,原來的主人在一九二○年代離開德國,搬到英國的多塞(Dorset);十年之後,他回到由納粹掌權的德國去找這幅肖像。
豪斯曼所畫的肖像讓世人對巴哈的印象說不定比他本人還要來得嚴峻。樂評家霍夫曼(Miles Hoffman)曾經在國家公共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表示,「人們把巴哈看成一個過時的保守人士,其中有一部份的原因出在巴哈只有一幅肖像真跡流傳下來,而這幅肖像把他畫成一個頭戴撲粉假髮、表情非常沉悶而冷漠的嚴肅老頭。」霍夫曼提出一個看法,巴哈其實是一個充滿熱情的人,他曾經和一個吹低音管的學生拔劍大打出手,也曾經被公爵關到牢裡,還生下了起碼二十個小孩。
檢視這幅肖像很切合這次雙年會的主題──「巴哈的形象」。多篇學術論文伴隨著音樂會、酒會而發表,題目從「當一首詠歎調不是詠歎調的時候」(When an Aria is not an Aria)到「我得不斷活在惱火、嫉妒和迫害之中:從心理學的角度檢視巴哈和權威之間的關係」(“I Must Live Amid Almost Continual Vexation, Envy, and Persecutioin ”: A Psychological Reading of J.S. Bach’s Relationship to Authority)兼有之。德裔美籍的音樂學者沃爾夫(Christoph Wolff)發表了專題演講,這位哈佛大學的教授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巴哈專家。沃爾夫在演講中提出他的看法,我們不應該把這幅巴哈的肖像看成被隨意捕捉到的形象。「這是一個正式的姿態,」他說。「他希望被畫成這個模樣。我們可以這麼想,巴哈想要塑造這種形象。」
畫中的巴哈手裡拿著一頁樂譜:一首非常複雜的作品,這是他所寫的「三重卡農」(triplex canon)。沃爾夫認為,巴哈這麼做,「是想避開他演奏技巧高超的名聲,淡化他的職位……回到人的身分……一切都居於他的作品之下。」
沃爾夫表示,巴哈畫這幅畫像,心裡想的是後代子孫,控制他想呈現的身後形象。沃爾夫對巴哈一般的形象提出了質疑。一般對這位巴洛克大師的印象是他從早工作到晚,並沒有想到身後的事,寫出傳世傑作有如家常便飯,並不很關心他是否享盛名或是自己作品的保存年限。在沃爾夫看來,巴哈在「塑造身後形象」這方面其實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角色。他儘可能地保護他的藝術,並確保他在歷史上的地位。即使是在豪斯曼畫的肖像中,藉著手持一首極為複雜的作品(一首有如數學難題一般的「謎語卡農」),「這個面帶一抹微笑的人想讓看畫的人受到挑戰。這在一七四八年是奏效的,而今日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