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安全補漏洞 司法精神醫療需全面升級】
去年，25歲的鐵路警察李承翰，在列車上協助處理試圖逃票的鄭嫌，不料鄭嫌拿出尖刀揮舞，李警官為了保護乘客安全奮勇壓制，竟遭鄭嫌刺殺殉職，社會對於逝去的警員生命深感憤慨。經嘉義地院審理，認定鄭嫌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不能辨識行為違法，因此判決無罪，應入相當之處所施行監護處分5年，消息一出，引起輿論譁然。
今天，也有許多打抱不平的民眾向團隊反應，我想呼籲的事，請民眾切勿出征進行精神鑑定的醫師或法官，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讓鄭嫌得到應有處置，不會再危害社會，也不要讓李警官的憾事重演。除了支持檢察官就此案再上訴外，作為立委，我要強調的是：監護處分和司法精神醫學的處置，仍有許多破洞！在付出人命後，我們該做的是補上破口，重建社會安全網！
#精神異常抗辯早有數百年，#但問題在哪裡？
嚴重的精神病人免刑，這並非新的概念，中世紀的英格蘭，或曹魏時代的中國，都早有瘋癲者不罰或減刑的法律慣例。早期法學者將這些人比喻為缺乏辨識能力的孩童、或失去理性的野獸，但概念說來簡單，但「＃如何辨識精神異常」就成為數百年來討論的焦點，特別在重大刑案發生時更是如此。
1843年，英國首相庇爾爵士的秘書艾德蒙.壯蒙，在從銀行回家路上，遭到蘇格蘭人丹尼爾.馬克諾頓槍殺，馬克諾頓聲稱，執政黨不管他到哪裡都跟縱他、迫害他，想要謀殺他，因此讓他不得不刺殺首相，然而卻意外失誤殺錯對象。最後，馬克諾頓獲判 「無罪，但精神異常」，入住貝斯萊姆醫院。這個結果據說當時的維多莉亞女王都無法接受。然而馬克諾頓仍未受刑，22年後死在醫院中。
1981年，美國一名名叫辛克利的年輕男子，為了證明自己對影星茱蒂.佛斯特的愛，竟然開槍企圖刺殺總統雷根。隔年陪審團以精神異常之名，判定辛克利無罪，需在華盛頓特區聖伊莉莎白醫院治療。消息一出，全美譁然，一時之間成為整個社會控訴精神醫學專家，或是反對精神異常抗辯的輿論浪潮。
在馬克諾頓案後，經過兩世紀的演進，英美的精神異常抗辯準則，慢慢演變成「認知準則（cognitive test）」和「控制準則(volitional test）」兩大層面，這也就是我國刑法第19條的「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和「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這也大致上是不論大陸（德、日）或英美法系普遍採取的法律原則。這邊要特別注意，就算嫌犯有精神疾病，但若他在犯罪時，能辨識行為違法、能依辨識行為違法去行為（譬如病情穩定時），一樣要負起「完全責任」。
#對精神病犯避免危害比報復重要
上面故事的中的入院治療，其實就類似我們目前說的「監護處分」。
如果一個精神異常的人，懲罰對他來說毫無感覺，那我們將之隔離於社會，重點就不在於「讓他知錯、悔改」甚至「教育」他，而在於「治療他」以及「避免其他人的危害」，真正問題大的就在這裡，我們應該要治療/關押這樣的人多久，才能確保社會安全？
在鄭嫌一案中，大家一定會覺得「五年」判得很輕。
這是因為，根據刑法第87條，因19條原因而不罰者，若有再犯或公共安全之疑慮，就可令嫌犯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這邊有「五年以下」的限制，所以五年已經是極限了。各位一定覺得很奇怪，如果像判決書裡面鄭嫌的病況如此嚴重，或是部分複雜個案，會不會五年也治不好，仍一直有危險？ 五年過後，我們又能怎麼辦呢？
在刑法的保安處分裡面，另有可以繼續延長的「強制治療」這一種處份，很遺憾的，這只適用於性犯罪罪犯身上。對於殺人罪來說，在監護處份後，無論病情如何，均須回歸社會，對於某些難治病患而言，這就造成一定風險。
#公共安全需要司法與醫療攜手合作
以德國來說，採行不定期留置制度，司法住院的延長有所彈性。而1983年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因精神異常而無罪者，在醫院中留置的時間可以比其獲判的刑期還長，因為這已經不是刑罰，而是「公共安全」或是「特別預防」，已經超過罪責相當的刑罰意義。
雖然，我們不能任意剝奪他人自由，但在某些特殊個案，我認為監護處分仍要有讓精神衛生體系得以運作，也維繫社會安全的彈性，可以在刑前或刑後間轉換，在專業評估下，也可以延長。這樣就不會有「只能治療五年」，後續風險難測的問題。
而以現在制度來說，在刑罰與監護處份後，似乎就不是法務部的責任，回到社區就醫後，就是衛福部的責任，但我認為，有不少合併人格疾患或多重共病的個案，是所謂的「病犯」，需要醫療協助、也需要一定的外部控制力，兩者如何協調就是大問題。不能只交由醫事人員承擔這樣的風險。
服務處就有接獲這樣的案例，有一名合併多重精神疾病的性侵犯，在執行監護處份後，因病情未改善，送到某處繼續強制治療。然而在治療期間，寫恐嚇信威脅監護處份期間的醫護人員，衛福部認為有需要可以延長治療，然而法務部認為要先進行社區處遇才能再安排強制治療，後來這名個案竟提早出院，而隨後個案又旋即病發，所幸還未釀成憾事就又住院。
試想，如果這樣未治療完成的個案，又去犯案，甚至攻擊監護處分期間的醫護人員報復，會產生多大的危害？而我們的司法精神衛生竟然無法妥善處理這樣個案的轉介醫療，避免漏接，不是很可怕嗎？
#精神衛生法也需修正
更進一步來說，我們是不能能在原生家庭、社區組織，協同精神醫療相關能量，盡量就可能的先拆彈？就需要投入更多資源在心理衛生促進與預防上，並且完善精神衛生法的制度，讓需要的患者，即時得到治療。
譬如鄭嫌，雖然判決書中提到已有明顯症狀，卻無病識感，未接受治療。
目前精神衛生法針對自傷、傷人案件，主要的規範在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32條及第41條。病況嚴重的病人，當在實務上被認定有「自傷傷人之虞」，會由警消來協助強制送醫。而「強制住院」需經過一定的程序，按照上述第41條的規定，主要會經過「專科醫師診斷認為有必要者」來認定。若病人拒絕接受強制住院，就要進行緊急安置（最多五天），同時由兩個以上縣市主管機關指定的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鑑定後仍有必要住，卻又被患者拒絕的話，就需填寫相關報告送審查會。
那 #強制住院決定權要放在哪？
強制住院這類限制人身自由的決定，在一些國家主要是由「法院」來裁定，不讓壓力直接落在醫師身上。先前立法院也曾討論過這件事，但司法院的態度比較消極，認為量能無法處理。但或許我們應該開始檢視歷年相關案件的執行情形，而非一味抗拒。
除了修法外，我們選前也多次強調，台灣的心理健康投資仍然不足，社區精神醫療預算過低，影響社會安全網的佈建。我們會希望，透過法律修正與行政效率提升，一定要更有效的讓患者及早接受醫療，並做好出院後的轉介追蹤，避免患者就此消失於茫茫人海，下次出現時卻成為不幸的社會案件。李警員的犧牲，是制度的問題，社會的安全，我們一定努力去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