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臺北101伙伴碑與集體記憶 #你有曾為它駐足停留過嗎?〕
雖然台灣疫情肆虐,但是台北信義區的人潮看似未曾受到劇烈衝擊,上週的端午連假,臺北 101 大樓與購物商圈,依舊出現人潮。
但是各位常常走跳信義區的你們是否有注意過,在101大樓靠信義路那側,有一座由7塊巨型七彩琉璃牆所組成的「伙伴碑」,你們是否有曾為它駐足停留過嗎?
▌伙伴碑的由來
這座由七面三米高、兩米寬的立體彩色琉璃牆所組成的紀念碑,以七巧板拼湊為牆面,採半透明的琉璃材質,一到了夜裡,燈光由空心磚內襯向外照射,七彩燈光更引人注目,成為臺北 101 與捷運出口最顯眼的地標。
2002 年 3 月 31 日,臺灣花蓮外海發生規模 6.8 的強震,臺北最大震度 5 度,各地不斷傳出災情。其中最嚴重的傷亡,發生在當時已興建至二百多公尺高的臺北國際金融大樓(後來的台北101)。
地震當時,正值興建到一半的大樓,因強震晃動,樓頂二支塔吊機具與人字臂鋼鐵從56層的頂樓掉落,擔任吊架操作員的陳信陽、陳又禎連人帶車從高空墜落,懸吊在54樓施作鋼骨組合的林建成、陳錦水遭受鋼鐵重擊,還有助理工程師孫同英被高速墜落的吊架鐵片壓中。
331 工殤事件,造成上述五名工人不幸罹難,另有輕重傷19名,震驚臺灣社會。
▌伙伴碑的特色
2007 年 4 月 28 日,伙伴碑正式揭碑。
這座碑由新加坡裝置藝術家 Florence Ng 設計,以半透明琉璃磚為主要材質,採斜角、直線構成不規則的幾何圖形,意在喚起許多人孩童時把玩七巧板的共同記憶,希望能與本土經驗相互呼應,且碑面以各種形狀堆疊而成,詮釋為工地上不同種族、職種、性別的組成,讓紀念意義更多元。
有童趣、色彩繽紛、生氣盎然、富親近性,是伙伴碑最不同於過往創傷紀念碑之處。
▌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是指一群人集體的共同的記憶。概念最初由法國社會學家Maurice Halbwachs首次完整地提出:
「事實上,過去並非並非如實的再現,......每一件事實似乎都指出,過去並非被保留下來,而是基於現況所重新建構的。
此外,有必要指出,集體的技藝的架構,並非集合個人的回憶而根據事實建立起來的;這些架構也不是空白的形式,可以填塞來自他處的回憶。
相反地,集體的架構正是集體記憶用來重建一種對過去的意想的工具,而在每個時代,對過去的意象是符合社會的優勢思潮的。」
Halbwachs認為個人的記憶是社會所建構出來的,並且是社會當下、共同的關注而引發我們對過去的回憶。甚至,不同的社會團體也能建構、組織他們自己的記憶。
如此一來,那麼又是誰來決定我們要記住過去的那些東西呢?
▌集體記憶的可塑性
許多研究依循著Halbwachs的觀點,發現人們的認知需要依賴物質來傳達。
集體記憶依賴各種文化媒介,譬如:雕像、紀念碑、紀念儀式、文獻、教科書、電視、電影等。
這些研究也早已指出,大眾傳播媒體已經成為強力塑造人們歷史意識的制度化媒介。
甚至可以說:若有人控制了這些文化媒介,他也就控制了集體記憶本身。
英國作家George Orwell的經典小說《1984》裡說:「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
Orwell想說的是,歷史的詮釋掌握在今人之手,誰詮釋了歷史,誰就可以決定或改變未來的樣貌。
▌伙伴碑所塑造的集體記憶
由於集體記憶的不穩定與可塑性,顯示了若要培養人們對過去特定事件的共同意象,有賴於當代人們的有意為之,這場關於記憶的捏塑,是多方勢力角逐與話語權不斷變動修改的結果,因此也被稱為「記憶工程」。也就是說,「權力」與「利益」是記憶工程的要素。
伙伴碑首面琉璃牆上的主碑文,以中文書寫如下:
從這裡延伸出去的
每一角段每一片段
都有勞動者用生命刻劃的軌跡
獻給所有親身參與 TAIPEI 101 的伙伴
並紀念因工往生的
林建成 孫同英 陳又禎 陳信陽 陳錦水 張達權
人文學者顧玉玲的《集體記憶的民主參與:臺北 101 伙伴碑個案研究》研究之中指出:碑文雖以生喻死,點出紀念主旨。但是在協商建碑的過程中,臺北 101 對職災、工殤的字眼頗有忌諱,堅持以「因工往生」取代。
以「伙伴」取代工人,成為指涉含混的字眼,抹去勞動者與雇主的關係,伙伴也可能簡化了其應有豐富意涵。
伙伴碑的第二面牆,是由曾經參與工程、見證大樓完工的人們的姓名所組成的牆。第一排最前面的磚塊裡,多為政界人物或臺北 101 董座的名字,從:陳水扁、馬英九、陳敏薰、焦佑倫,依次排列。
關於(第二面牆的姓名)「誰置前,誰放後」的問題,已經由這些政界、財團代表默默影響碑文的姓名排序,這也反映了建碑時的社會關係。
其實,主碑體上所呈現的,遠不只有階級、族群,有更多具有豐富意義的展現,期待各位壯士們在疫情稍緩之後,能夠有機會自己去看一看,說不定會看到另一種全新的解讀。
▌結語
請看流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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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樺敘事詩歌的多重敘事元 ◎王治澤
摘要
柏樺是第三代詩人的代表,盡致的平凡抒情使他獨具個人風格特色。在敘事詩歌上,不乏抒情作為連結,但其敘事特色依然顯而可見。其關於記憶、歷史以及現實的模擬,使得他的敘事詩歌呈現多重敘事的維度。本文將從這三部分,分別處理柏樺敘事詩歌「記憶素」\「從史素」\「模擬素」之敘事元敘事素,論證其敘事詩歌的多重建構與意義。
關鍵詞:敘事元敘事素、第三代詩人、平凡抒情
壹、前言
《夏天還很遠:柏樺抒情詩集1981—2019》收錄了第三代詩人的傑出代表,柏樺創作的抒情詩歌200餘首,時間從1981年至2019年,跨度四十年,分彆為 《夏天還很遠》\《麥子:紀念海子》\《禮物》\《生活,真好》\《年少是一種幸運》\《祖國或前世今生》\《江南來信》\《今夕是何夕》等八輯,是詩人編訂得最全面最滿意的一本抒情詩集。
柏樺寫於1981年的成名作〈表達〉,從出道便以抒情著稱。前行研究者們多著重於柏樺詩歌的抒情主題與身體美學的研究頗多,其期刊研究論文兩百餘篇,多有創見之研究者,不外乎黃粱、李商雨、李慶華等人。他們對柏樺詩歌語言、風格、意象多做闡釋與解析。就「抒情」而言,黃粱對其象徵個體化抒情特性,情境空間特徵與漢詩風格,論證了柏樺早期詩歌的特色與關懷。後者承續如是李慶華,在原先抒情層面,更深入論其柏樺詩歌終而的抒情歸宿。就「語言」而言,李商雨從柏樺對其詩歌的現代性審美切入,提出柏樺詩歌的元語言,更加確立柏樺詩歌的藝術自主性,以及柏樺對美孜孜不倦的追求。李商雨也對柏樺詩歌的身體性,立基於尼采的身體哲學和透視主義,論述其中呈現的快感、頹廢、逸樂的風格特色。
柏樺敘事詩歌比重雖不高且少,單就敘事詩歌的前行研究更是鮮見。其一方面重在敘事詩歌的作品並不多;二方面,大部分詩歌作品融於抒情中敘事,使得敘事效益來得沒抒情高。如果就《夏天還很遠》這本精選集,放諸在其四十年的時間跨度中,能見其殊異的多重性。柏樺在這類重在敘事的詩歌,對其處理方式,有著一定的敘事本根。美國敘事學家傑拉德·普林斯提出的元敘事(metanarrative)概念。其元敘事有其敘事信號,即之於從柏樺敘事詩歌文本中清釐出其背後一如語境或意識等之敘事本根主題。
普林斯提出的元敘事有兩層可能性的界定。一層是「當一個話語的主題是敘事,我們就可以說該話語是元敘事。」這層是相對語言表面或話語表面的一種界定。另一層是相對嚴謹並且更意義的界定,因為它是複合式的,接近傅柯所言之「話語」(discourse)。把話語當成一個事件(event)而不僅是傳訊的媒介,同時更要認清意義符號在話語中的主宰地位。因而在面對柏樺敘事詩歌時,其相關的「語境」或「意識」得以含括進來,其敘事意義也得以延展。
筆者將瑞士語言學家斐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相關於構成語言的另一個主要單位:詞素(morpheme),借用過來形成論文的結構進行論述與辨證,柏樺敘事詩歌的多重敘事元。
貳、敘事三重要素
如果說閱讀顯然依賴於被閱讀的文本,那麼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它也依賴於閱讀該文本的閱讀者。「素」是構成語言與詞彙的最小單位,而其敘事元雖不是最小單位,但確是其鞏固敘事的元素(或作中心),這些幾重元素構築成柏樺敘事詩歌的特色。故而,柏樺敘事詩歌中的敘事元筆者將其大致歸結為三類:記憶素、從史素與模擬素。「三素」構築了柏樺敘事詩歌的面貌,而其三素的含括指涉意涵則顧名思義。
一、記憶素
〈唯有舊日子帶給我們幸福〉\〈高山與流水〉\〈風在說〉即為敘事元記憶素。這類記憶素相關記憶。
〈唯有舊日子帶給我們幸福〉(1984)帶出記憶等於幸福的意味,詩中的受話人「我們」,其人應是友人。
1983年,西南農業大學任教前夕與張棗在四川外語學院見面半小時。讀到張棗的幾首詩,但不肯相信竟然有一個人與我寫的一樣好。匆匆離去,知道半年後,我在寂寞中試探著把他作為一個對話者向他發出了召喚。
這時的柏樺雖才不到三十歲,但足見他對過往的懷念與感慨時間的流逝,這無疑是為何柏樺詩歌重於抒情的原因之一吧。
〈高山與流水〉(2010)柏樺1975年作為知青下鄉到巴縣白市驛區龍鳳公社(現龍鳳鄉)公正大隊(現村)務農。這段知青歲月是他最快樂的時光,令他縈繞又難忘,真是美呀!「唯一的欠缺就是日出而作後的寂寞」(每日晚間知青點組織政治學習),從此對這類學習感到恐懼,神經也極度脆弱。他說交談需要天賦,他也的確有這樣一個不畏風雨地與他往來50公里奔波的好友張棗,他們寫詩、談詩、改詩。「現在他已到退休的年齡了(還剩最後一週)」\「而我終於抵達!我終於走過了人生多少艱難……」作者所帶出的感慨一如題記:「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過去的光陰單剩下回過頭「昏昏燈火話平生」,供人留念。
〈風在說〉(2011)講了三個故事:老師的死、父親的死、友人之死。全詩分成三部分,分別代表了「青(少)年\中(青)年\老年」,以各種味道構建記憶的階梯,「你越逼近死亡,越愛聞香」\「臘豬頭在灶膛已煨了一晝夜」\「他獨有的尿味、皮膚味、香水味」。一切都像風一樣從青(少)年時代,穿行到中(青)年時代,再穿行到老年時代,柏樺敘事的多愁善感盡致體現。
敘事元的記憶素敘事詩歌除了明顯的取用記憶外,其「外在物件」作織網構結形成他的記憶素的敘事風格。〈唯有舊日子帶給我們幸福〉「掛鐘\椅子\信封\書籍\日曆\樹幹」;〈高山與流水〉「斯巴達克斯\電影台詞\炊煙」;〈風在說〉「學校\剪刀\臘豬頭\睡衣\醫院」等的外在物件,帶給閱讀者極強的畫面感,而於柏樺這些物件就像鉤子串聯勾勒出帶著溫度的記憶圖騰。
二、從史素
〈路易十六之死〉\〈查理一世之死〉\〈嘉靖皇帝的的一生〉這類即為從史素,相關著冰冷的歷史。
〈路易十六之死〉(2011.9.19)一個尋找與自己命運相同的人,無非就是英國的查理一世。根據史實「我從來沒有起過與人民為敵的念頭」登上斷頭台時「滔滔說道:我是無罪的而死的,我寬恕我的仇人;你們,不幸的百姓們……」然後「十點十分,他三十九歲的生命結束了」「一個最善良又最軟弱的國王,經過了十六年半一心謀求幸福的統治之後,被他的祖國斬首」。
而於〈查理一世之死〉(2011.9.20)一個從容上斷頭台的國王。「我的頭髮礙事嗎?」「劊子手鞠躬道:請陛下把頭髮塞在小帽裡。」「無論陛下幾時給我信號,隨陛下尊意,我願意等著。」「不到一分鐘,國王伸出兩手,劊子手一斧下去就將國王的頭砍掉。」注意尾端創作日期,可以發現,寫了〈路易十六之死〉隔天才寫了〈查理一世之死〉,要尋找命運相同的人的路易十六微妙地,與查理一世聯繫在一起。而查理一世又是歐洲第一個被送上斷頭台的國王。柏樺透過國王與侍衛或劊子手的來往對話,伸延了敘事素的空間。
兩國王之間,存在的同質點在於,一方面歸咎於女人,即他們的妻子。路易十六偏愛他的妻子成了法國國王中的一個另類,不耽於美色,唯一沒有情婦的國王。也不喜歡治理國政,愛好鑽研機械原理。當時路易十六夾在強勢的貴族勢力和洶湧的人民勢力當中,加上在國內幾乎沒有什麼建樹和能力。在政治立場方面,他或許是同情平民境遇的。原因在於路易十六想通過削弱貴族,來加強皇權,所以他更有可能跟平民聯合,而不是跟貴族狼狽為奸。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奧古斯特-瑪麗·米涅(François Auguste Marie Mignet)說,如果路易十六當時堅決抵制改革,當一個暴君的話,他起碼能保住皇位,至少不會被送上斷頭台。
相比於英國的查理一世,自從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後,英國成為了一個信奉新教的國家。可是查理一世卻娶了個信奉天主教的王后——亨利埃塔·瑪麗亞(法國國王路易十三的妹妹)。後來在王后的影響下,查理一世逐漸變得開始偏向於天主教,這就讓信奉新教的英國人感到非常惱火,畢竟新教才是英國的國教,查理一世還是其最高領導者。後來他長達十一年的暴政,在經過多年激烈角逐後,最終國會派打敗了保皇派,查理一世也因此成了階下囚。
二方面,兩位國王的歷史風評好壞不一,但大部分仍歸結於好的方面。就其柏樺的處理:一個是為國而死的善良又最軟弱的路易十六;一個是原有結實身軀,長命希望的查理一世。這兩位也許有著必死的必然性,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也沒有落下作為國王的尊嚴。若說是為他們翻案,難免落入偏執的窠臼,倒是他們的生命,都為各自的國家開啟了新的篇章。
〈嘉靖皇帝的一生〉(2012)如同前兩位國王處理死亡。從一開始的不死藥到各種追求永生的學問,最後卻略帶追悔莫及地發出「我想回去、去、回去!回到我的出生地。」他感到恐懼,這恐懼是十七歲時就已釀造好的。
柏樺取用真實歷史的線性發展年表作各種敘事填補,讓兩位在現今只活在冰冷歷史長河裡的國王,經過對話或設計,兩位國王猶如活生生地展現在閱讀者眼前,在他們生命的最後,也留下了為人的那種溫度。而對於嘉靖皇帝似有似無地彌補了他十七歲的缺憾,即使「人們看到我哭了又笑了,人們也注定看到我的死」也罷。
三、模擬素
〈七天日記〉\〈臨行前的一生〉\〈五十年後〉為第三類敘事素:模擬素。「模擬」具有「模」與「擬」,是一個相互對立的對象。「擬」是對「模」進行仿擬刻畫,再生出模的「擬像」,故而存有虛實辯證的意味。
不同於前兩者敘事素,模擬素筆者認為更接近於小說敘事情境,雖然前兩者也都能如此,但不同之處也許就偏重取向而言,一個記憶、一個從史。模擬素更像是兩者的結合體,形成多元且龐雜的敘事素,並帶有一種超現實的敘事,這也是我為何將其定義為模擬素的因由。
〈七天日記〉(2014)以七件小事「那退了休的男教授忙兩件事」\「女人並非只為自己哭泣」\「體會了五十歲的反烏托邦」\「一個男人要是沒有肚子,那就是殘廢」\「照片上的你並非現實中的你」\「那年輕的岳父走路像少女」\「那裡浸信會的人層出不窮」透過對現實或現象仿擬出其「模」物,來對其現實或現象作出他的看法。
〈五十年後〉(2016)在按語上,就提示了「不是此地,不是此時:他們殺的是時間,一個未來的窮苦貧民。」而為何要殺時間?
一天,五十年後的一個晚間
在本市一家小超市收銀台邊,
你發現一個紅臉白鬍子矮男人
你一下町住了他,看了很久……
在回家的路上,你哭出聲來:
「中學時他身上有股橙子味。」
主角仿佛穿越到了五十年後的世界,從「紅臉白鬍子矮男人」嗅到了「他身上有股橙子味」。從十五歲畢業分手時,到五十年後的晚間,這中間只是一線之隔,哭聲飽滿了期間的無盡意味。
〈臨行前的一生〉(2016)「那對母女臨行前兩個半小時還在吵架……」柏樺道出「三千年後,你們乃屬於同一考古層。」這樣的不爭事實。「老年人談論死亡不是恐懼而是迷信。」柏樺對現實拋以冷絕的眼光或視角呼籲現世,就像別以為「屁股是充滿拯救的彌賽亞」似地。
柏樺的敘事詩歌,立基於其上三個敘事素:記憶素\從史素\模擬素。各有其獨立的指意系統,即敘事學所談的「敘事要點」(the point of narrative)。此三種敘事素因其敘事要點也帶來了不同的敘事效益。敘事元記憶素,柏樺身體性的自主是很強烈的,畢竟攸關他的經驗,多在處理箇中情感,偏於抒情。敘事元從史素,重描歷史先人,將其活化賦予溫度,彌補缺憾,有著一定的歷史意義。敘事元模擬素:則映照世事現實更深,就像我前面談及的,前兩者的結合形構了第三者的存在,對現實與現象的仿擬,訴諸柏樺的價值關懷取向。
叁、結語
如是柏樺這一批五〇年代出生的詩人,他們歷經文革與商品化的過渡,而毛時代氛圍是他們共同的經驗。朦朧詩派的出現應了文革(1966-1976)後,政治道德秩序、價值觀念混亂且頹荒情緒漫瀰時候,但那個時代卻養育了柏樺,柏樺後來也才深切感受到「什麼叫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
柏樺被劃分在第三代詩人群,也就是朦朧詩之後的先鋒派,單從柏樺敘事詩歌的文字與辭藻,多少見得漸沒有毛時當下那種含蓄的象徵主義主義特徵。他的成名作〈表達〉還是看得到一些影子,如含蓄的意象。承如李商雨言:「柏樺對象徵主義的偏離更體現在他對詩歌中書寫平凡的看中。平凡是他對詩歌最重要和最具標示性的特徵之一」。確實,無論是抒情詩歌還是敘事詩歌,柏樺更趨向表達他對現實予以的真實的訴諸,從以上的論述例子可而得之。因此對於柏樺敘事詩歌的多重敘事元研究,得以建構出他的敘事詩歌架構與取向,即三種敘事素取向。
肆、主要參考資料
一、柏樺著作
柏樺,《夏天還很遠:柏樺抒情詩集1981—2019》,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20。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及專書論文
【美】查爾斯·E·布萊斯勒(Charles E.Bressler)著,《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第五版)》(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5th Edition),趙勇、李莎、常培傑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4。
【美】傑拉德·普林斯著,(Gerald Prince)《敘事學:敘事的形式與功能》(Narratology: The Form and Functioning of Narrative),徐強譯,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3。
羅振亞,《朦朧詩後先鋒詩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二)期刊論文
李慶華,〈回憶、意象與抒情的三重變奏——柏樺詩歌個人化寫作初探〉,《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集刊》,2012年00期。頁209。
李商雨,〈精緻的詩、「輕」之美與審美現代性的追求——柏樺詩歌的詩學、社會學討論〉,《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9年01期。頁205。
李商雨,〈快感·頹廢·逸樂——柏樺詩歌的身體美學初探〉,《安慶師範學院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2月第35卷第1期。頁61。
柏樺〈柏樺自選文學年譜〉,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05年第1期。頁229-233。
黃粱,〈大塊抒情,坦蕩吟詩——漫步在柏樺詩歌的溫潤境界裡〉,《青年作家》2007年02期。頁309-315。
(二)網路資料
智慧士官,〈法國歷史唯一被處死的國王路易十六,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2018.4.3)《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zh-tw/history/pnn5m5e.html。2020年12月20日點閱。
夜讀史書,〈查理一世為什麼被送上斷頭台?選錯另一半導致的悲劇〉(2019.12.5)《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zh-tw/history/rnkzj2n.html。2020年12月20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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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游佳真
圖片來源:游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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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白銀時代:商品經濟走向高潮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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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3年,萬曆元年,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的晚明繁華盛宴正臻於高潮。發端於宋元時期的全國性市場和海外貿易網絡經過二百年的涵養滋生日漸發揚光大,並以更加深遠宏大的規模將芸芸眾生裹捲進來,幾乎無遠弗屆。
白銀時代
海禁已於六年前放開,一條鞭法即將於八年後全面鋪開。白銀正成為這一切的關鍵詞。海禁放開輸入了一條鞭法——賦役合併,攤丁入畝,折銀繳納——順利進行所急需的白銀,而由一條鞭法的大力實施所帶來的賦稅貨幣化改革則令晚明經濟的白銀化更上層樓,白銀成為幾乎一切經濟活動的潤滑油和助燃劑。與其說大明帝國放鬆了對經濟的控制,不如說它發現了更好地擠壓這只奶牛的方法。
當福建巡撫塗澤民於隆慶初年(1567年)上奏朝廷請開海禁,準販東西洋的時候,恰逢來自海外的白銀供應進入了井噴時期。
1571年,對菲律賓的征服已趨鞏固的西班牙人以馬尼拉作為它的首都。這個城市迅速成為新大陸與中國之間贏利最高的貿易中心。1573年,中國與西班牙展開直接貿易後僅兩年,兩艘西班牙大帆船滿載著生絲、絲和棉織品,以及2萬多件明代瓷器,返回墨西哥。作為回報,他們從阿卡普爾科運來南美的白銀,以支付中國商人從福建和廣東帶到馬尼拉的貨物。
那些被西班牙從新大陸帶到歐洲的白銀,也有不少再經過葡萄牙、荷蘭和英國商人的手中回到亞洲市場,而其最終目的地幾乎毫無例外都是中國。
另一個白銀的大宗來源地是日本。早在海禁未開之時,在中日民間商人的合謀之下,日本就已經偷運了大量的白銀供應中國市場。16世紀晚期日本銀產量迅速增長,一方面是因為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逐步完成了日本的統一,而此二人對白銀開采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特別敏感。而比政治統一進程更為重要的另一方面則是,16世紀由國外引入日本的冶煉和精煉技術的改進。
中國與日本的直接貿易始終被限制,但日本國內市場對絲、絲棉織品、瓷器、黃金和其他商品迅速膨脹的需求,以及日本商人手中豐沛的白銀,對中國商人構成了無可抗拒的誘惑。作為中日貿易中間商的葡萄牙人在1580年代每年從日本出口了超過15萬公斤的白銀,其中大部分最終運進了中國。
支撐著如此巨大規模海外貿易的是分工明確的專業化生產基地和運轉順暢的交換體系。否則,對於晚明的「出口基地」們而言,不僅衣食有憂,進行大規模專業化生產的原料也無法得到保障。市場,已從調劑餘缺的集市轉化為真正意義上的生產和生活要素的調配中心--連素有魚米之鄉之稱的杭嘉湖、蘇松太地區,由於經濟作物生產對糧食作物的排擠效應,也出現了要從區域內其他地方甚或區域外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產糧區輸入大米的局面,「每歲無論豐歉,外省客米來售者,不下數百萬石」。
除棉布、絲綢、蠶絲、棉花、糧食等大宗產品外,小民的各類日常生活所需小商品的供給也日趨市場化,江南「附郭之農兼粥蔬菜,織曲薄為業,皆不專仰食於田」。而那些棲身於市鎮之人則更全方位地從市場滿足日常生活,「衣履有鋪,茶酒有肆,日增於舊。懶惰者可以不縫紉、不舉火而服食鮮華。」在他們身上,自然經濟連殘餘也談不上了。
國家也更多選擇從市場中獲取國防和消費資源,以折色納銀法代替開中鹽法獲取鹽引這一變化就鮮活地詮釋了這一進程,這樣效率更高,也更方便監督。對市場的日益捲入加劇了國家對白銀的需求,從而為賦役的貨幣化鋪平了道路。而賦役的日趨貨幣化則要求人們將眼光更多地投向市場,不管他們情願與否,因為白銀來自那裡。白銀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一切都為了市場,一切都圍繞白銀運轉。數額巨大的市場交易需要與之匹配的白銀作為交換手段,而唯有如此巨大規模的市場才能吸納巨量海外白銀的輸入,在這裡,白銀再次既成為手段,又成為目的。凡此種種從國內到海外的內引外聯,使白銀和市場聯手為一個龐大的農業帝國內部出現一個相對成熟的消費社會提供了堅實的貨幣支撐和活動空間。
縱放歡歌
貨幣和市場的勃興為晚明消費社會的成長打造了物質的起點和平台,而其日臻成熟則全賴晚明寬鬆圓融的社會氛圍。
縱覽中國歷史,每個朝代一開始,由於專制皇權採取強有力的暴力手段,士紳之權受到全面遏制;每至朝代晚期,由於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化及外力的衝擊,士紳之權均有不同程度的擴張,皇權則相應有所削弱。在此範式之外,晚明的一個鮮明特色更在於皇權於鄉間的萎縮更為明顯,而士紳的隊伍更形擴大,並有了較為自覺地自化為一個獨立階層的意識,從而具有了更強烈的自為意識。唐代中期以前,鄉里組織還是國家行政組織系統的一部分,名為鄉官制,鄉官由縣府委派,漢代大鄉的嗇夫還有一定品秩,稱為「有秩嗇夫」;唐中期以後,隨著地方行政管理體制由郡縣兩級制發展為州郡縣三級制,縣官成為最基層的「父母官」,而原先的基層鄉官制則漸漸演變為百姓輪流充任的職役制——里甲組織。
在造成基層組織性質轉變的眾多原因中,最有力的因素是人口不斷增長,這一點在晚明尤為凸顯。隨著地方行政區劃越分越多,地方事務也越來越複雜,朝廷無法再委派眾多鄉官去管理鄉村,而從財力方面看,官僚隊伍日益膨脹,也令政府不堪重負。基層組織由鄉官制轉變為職役制,意味著國家對基層社會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變為間接控制,從而為士紳權力的膨脹提供了充分的空間。
晚明國家權力對基層社會的低度滲透為紳士統治提供了理想的空間。自明代中期以後,大量生員、監生和舉人由於仕途不暢而沉澱在鄉村,他們享有政府所賦予的免除徭役的特權,有著共同的社會活動、生活樣式和世界觀。而有過職場經驗的紳與賦閒鄉間的士之間又因科舉、學校、詩社、文社等媒介而結成師生、童年、同志、朋友,里甲制的逐漸瓦解也增強了他們共同的維持鄉村秩序的領導角色。紳士通過對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資源的壟斷,以及向鄉里民眾提供利益「保護傘」而獲得支配權力,同時也在官民之間建立了一個緩衝。
現在,一個聲色俱全的消費社會在這個緩衝地帶出現了。明代前中期,官僚大多返回鄉村宗族,中後期,縉紳世家活動空間開始以城鎮為中心。如果說國家對市場的捲入造就了頗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貨幣化管制模式,晚明皇權與紳權的起伏消長則催生了一個市場友好型社會。作為社會精英的士紳以消費者乃至生產者的面目出現在市場中,無疑賦予它以足夠的理性與合法性,他們的倡導與鼓吹消除了人們對市場的恐懼與偏見,他們對消費浪潮--家居、飲食、旅行、出版——的引領更是激發了人們此前種種被壓抑與隱藏的需求,從而以化精神為物質的方式推動著消費社會踏歌前行。
「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更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唐寅的《閶門即事》中瀰漫著如此濃郁「脂粉氣」和「銅臭氣」,這在以前的文人詩詞中是難以想像的。作為商人的後代,唐寅曾被賦予博取科名的重任。然而三十歲那年,他由於身涉北京的科場弊案在政治前途上被判了「死刑」。若是在前朝,唐寅難免在充滿美人香草孤芳高潔意象的詩文中鬱鬱終生,但有幸生在晚明令唐寅能夠以甜俗的「桃花仙人」的名目過上了恣情肆意的人生——他的詩文字畫為世人追捧,行銷於時,可謂自覺的流行文化的製造者與受益者。
經歷了晚明消費歡歌,那些不再汲汲於「貨與帝王家」的士紳,轉而從市場中汲取了物質力量,以更形獨立的姿態在小民與皇權之間折衝樽俎。一個市民社會乃至公民社會的雛形第一次以相對清晰的面目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台上。
晚明消費社會因王朝興替而暫時瓦解並不意味著士紳階層的湮滅,他們的故事注定要在有清一代再次攜時代新風而轟轟烈烈地上演。晚明不是終點,是起點。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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