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核心價值與道德的淪喪，是從所謂「撕髪迫害事件」開始的。
我記得那是在2009年初，陳水扁夫妻的貪污案正如火如荼的偵辦中，扁也因偵辦需求被收押在台北看守所。法官周占春竟然裁定貪扁無保釋放，台灣社會嘩然，我因之到監察院去檢舉周占春。也就是那時，出現了扁友會黃永田的扯髪事件。
這個事件毫無爭議的，我是受害者，黃永田是加害者，但社會卻無人譴責黃永田，反對我極盡嘲諷羞辱，連黃永田敗訴後耍賴拒繳罰款，媒體亦無一字譴責。聯合報記者甚至拿他在現場拍攝照片去參賽，還獲得首獎，聯合報得意的將之刊登在頭版新聞。這件事對我心理衝擊極大，使我對政治開始心灰意冷。
2014年太陽花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我在大陸央視錄影時，指控民進黨是太陽花的背後黑手，並提供占據議場學生許多物資，其中包含香蕉等等多項物資。由於助理提供的照片經傳真過後，只呈現一片黃色，我因此指其為香蕉。這本是無傷大雅的疏忽，也無損民進黨支援太陽花之議題主軸，然而在有心人的刻意操作下，竟導引成所謂「指花為蕉」事件，對我的傷害持續至今。
民進黨對此政治操作食髓知味後，又在去年結合雄檢不肖檢察官施昱庭搞出「以雨量分布圖假冒通聯記錄的惡毒事件。根源在2010年高雄凡那比水災時陳菊的泡湯爭議，我當時接受中天記者訪問，拿著雨量分布圖証明陳菊的「田寮淹水」是説謊，根本沒有假冒電話通聯記錄，這已有之前三庭檢察官勘驗筆錄及採訪光碟為証。施昱庭檢察官膽大妄為，竟扭曲事實、指鹿為馬，揑造假証詞起訴我，經綠媒大幅報導後，又成為折損我公信力的汚點。
在連串有組織的抹黑後，不僅綠營以此攻擊我，藍營犯紅眼症的人也拿這些題材批評我。在排山倒海的針對性毀滅計劃落實後，我對政治與台灣社會由失望，失意到自我放棄。以上所述，就是我逐漸遠離政治的根本原因，不吐不快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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