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精英人力電話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謝謝《商業周刊》的露出！從蘋果日報記者，到臉書產品經理...別人不敢做的傻事，都成了她的求職祕技

金融風暴這種全球性的大蕭條，正好被我遇上了。2008年雷曼兄弟等華爾街公司垮台，美國大部分企業都在裁員，失業率超過10%，而我剛好從台灣到美國芝加哥的西北大學念行銷碩士，正準備畢業。我第一次去美國、在那也沒人脈、英文差、揹著一屁股學貸，可以說是前途堪慮。

為了得到面試機會，我除了海投500封履歷和求職信，每一份都根據職缺說明修改，甚至一度到畢業生人數是我們系的10倍多的企管系「等門」，只求能夠攔截到一個機會。我跟以前在台灣當記者一樣，站在系館外一等就是幾小時，輪流面試的同學們一離開，面試官走出來，我就拿履歷上前毛遂自薦：「我是隔壁行銷傳播系的學生，我沒有拿到跟您的面試，但這是我的履歷，請您考慮！」

但，我不出色的履歷幾乎沒有讓我拿到面試機會。

聽人家說，找工作要靠人脈，但我去美國念碩士前不認識半個人，哪有人脈？不過，山不轉路轉，我念頭一轉：誰說沒人脈？學校這麼多老師，我是西北大學的學生，找老師，老師不會拒絕見我吧！我先拜訪了系主任Tom Collinger，他看著一臉愁苦的我說：「我相信每個學生的潛力！」接著建議我多跟其他老師聊聊，但系上老師早就被畢業在即的同學圍繞，我乾脆大膽地到其他科系的老師辦公室一一敲門！

拜訪之前我會搜尋好老師的背景，看老師在專業社群媒體領英（Linkedin）有認識哪些人，那些人服務的公司有哪些我有興趣的職位，而且會先寫信給老師。當老師說：「我不知道有誰可以介紹給你。」我就說：「你可以介紹我某某某，他是你之前在這家公司的同事！」當老師說：「那妳再寄妳的履歷給我。」我就可以說：「有，今天早上寄出了！」當老師再說：「那妳寫信跟我說希望我怎麼介紹。」我就會說：「有，你介紹我的信我也幫你寫好了，你剪下貼上就可以了！」

有一天，我拜訪了教授Abe Peck，老師是個5、60的活潑老先生，他說他大半時間住在加州聖塔芭芭拉，那兒陽光普照還有海灘，跟下雪的芝加哥不像，接著說：「我也不認識妳，一時也想不出要介紹誰。但我明天有辦一場演講，妳可以來聽！」

去之前，我上網搜尋了所有講者的資料，一一聯繫講者，向他們自我介紹，你如果曾經試著在網路上搜尋人，你會驚訝發現不難找到他們的email。其中有個講者叫做Peggy Walker，是美國一家小雜誌社「凡斯媒體」的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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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當天，我用事先背好的英文，上前和Peggy表達來意：「Hello! I am Anya. Good Luck!」（你好！我是阿雅。祝你好運！）Peggy說她有收到我事前寄的信，我開心了一下，心想：肯定有好印象！演講結束，我幾乎沒聽懂Peggy在說什麼，但我又拿著事先背好的英文說：「Good job！Can I get your card？」（妳講得真好，可以跟妳要張名片嗎？）email聯繫後，Peggy說他們沒有在徵才，不過願意請人力資源長Loreen Muzik安排我跟他們的數位團隊見面聊聊。面談後我覺得這個公司實在太適合我了！這家媒體公司有在考慮提供廣告主數位行銷服務。我心想：「數位、行銷、媒體。太幸運了，我註定要到這家公司工作！」

幾個禮拜過去了，我沒有收到任何聯繫。我打手機給Loreen，她接起電話：「喔！我已經被裁員了，不在那家公司工作了！對了，妳可以幫我介紹工作嗎？」當時的環境真的就是那麼差！我心想，雖然她不能幫我安排面試，但總可以告訴我一些公司的訊息吧！我約她喝咖啡，在芝加哥郊區鐵道旁的一家星巴克裡，我們談話每過20分鐘就要暫停，等火車轟隆轟隆的噪音結束才能繼續。她因為已經不在公司服務，一五一十告訴了我公司的狀況。我還記得，結帳時我們兩搶著付錢，畫面看起來挺有趣的，兩個人都失業，同是天涯淪落人，彼此惺惺相惜吧！

芝加哥找工作沒著落，我就想不如到大城市機會應該比較多吧！媒體公司最多的城市是在紐約和洛杉磯（多年後我才知道洛杉磯的媒體是指電影業，根本跟我的背景沒有相關），我於是決定花兩個月在這兩個城市找工作、拜訪業界人士。但，我一個人也不認識，要拜訪誰呢？

出發前，我拜訪了學校的老師們，牆上貼著他參加奧運幫忙傳遞聖火、上電視評論節目的照片，教授Clarke Caywood天生就適合上鏡頭，他先是一一跟我介紹他牆上的照片，但接著說，他的學生太多，每個人都要介紹，所以他不能幫我介紹什麼人。我正感到失望，老師一邊搖搖手，一邊拆開剛收到的包裹，我發現包裹裡是傳播專家產業公會的通訊錄。老師見我似乎不太願意離開，他說：「這樣吧！這通訊錄上面的人其實我大多不認識，但我們所屬同一個公會，要不妳去看看哪些人可以聯繫，借妳15分鐘，妳翻一翻，再拿來還我！」

我打開通訊錄，發現都是傳播領域知名公司的一級主管，我發現撿到寶，連聲謝謝老師，飛奔到系學會上的影印機，那15分鐘，我沒看，倒是一頁一頁全部印下來。同時，我也找出學院過去十五年的校友名冊。靠著這兩份資料，裡頭有上千位行銷傳播類專家，我逐一列出住在紐約和洛杉磯的人，一個個寫信跟他們聯繫。

我寫信問這些陌生人：「可不可以請你給我15分鐘？」我想，15分鐘很短，大家可能比較願意會接受，但現場見面通常會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早上，我剛見完一個校友，聊得很開心，但就像其他校友說的，他們公司在裁員，不但沒招人，連自己的飯碗都快不保。我狼狽地找了一家咖啡店，一邊翻著公會通訊錄，看到有美國最大電信業者Verizon的傳播長Peter Thonis，當時智慧型手機剛起飛，電信業者是影響社會動態的當紅角色，我猶豫了一下，我想，以他這樣權高位重的人，不可能回我；但我又想：「最糟會怎樣？」大不了就是他不回我啊！於是硬著頭皮寄了email給他。

幾分鐘後，對，就在幾分鐘後，他回覆我了！當天下午在紐約一個飯店開會，5點鐘我可以在一樓咖啡廳等他，對！當天！我看著email，不敢置信，心想是不是我英文很差看錯內容，但左看右看，他確實答應見我。

當天我戰戰兢兢地到了飯店，雖然通訊錄有照片，但我不確定是現場是哪個人，左右打量，「Are you Anya?」一個中年男子帶著大大的微笑跟我握手，我驚魂未定，他問我：「妳知道我為什麼見妳嗎？」我搖搖頭，根本緊張到沒辦法思考，他說：「像妳這麼有膽，敢直接約我見面的人不多！」

就這樣，我陸續見到了很多業界大佬。我在紐約時報的報紙上找到了執行長的名字，試著在網路上找他的email，寫信後，他還真的答應見我！我在紐約和洛杉磯見到了上百位業界人士，每個人都說：「我很欣賞妳，但我們公司在裁員。」有一次在紐約，我穿著如今回頭看覺得很「俗」的白襯衫、黑套裝，結束跟VOGUE和GQ雜誌員工的面談，對方又對著我搖搖頭說：「我們在裁員，但是祝妳好運！」我踩著很不舒服的高跟鞋，走在垃圾發臭的紐約街頭，看到一家中餐館，坐下來點了一盤排骨飯，飯來的那一刻，我突然好想家，覺得自己好失敗，我想：「原本我在台灣，是走路有風的大報記者，怎麼會落魄到美國遇到金融風暴，到處求人，一個工作也沒有？！」那時候沒有LINE等通訊軟體，國際電話卡又不便宜，我撥了電話給芝加哥的政大校友會資深學姊Grace，眼淚不爭氣流了下來，滴到排骨飯上。

我落寞地回到芝加哥，同期畢業的同學差不多都走光了，大家都說美國沒工作，不如趕快回亞洲卡位比較好，我看著拜訪各校友的筆記，雖然真的一個面試都沒有，但我在準備面談的過程中學到了不少東西，我了解這些各式各樣的媒體公司現在的專案、還有產業的趨勢。我想，要不我回頭跟幾個月前演講認識的凡斯媒體Peggy聯繫吧，或許這些資料對她會有幫助。

我寫信給Peggy：「我在紐約和洛杉磯，見到了很多妳的同業和競爭對手，妳想不想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可以給我15分鐘嗎？」Peggy答應了！

去之前，我做了一本商業計劃，整理了當初人資長Loreen告訴我的資料，像是凡斯的現況和困境，凡斯的其中一本雜誌讀者是美容院老闆，於是我到了美容院採訪一些讀者，也聯繫上幾個廣告主。接著整理產業趨勢和其他公司在做的專案，選出我認為凡斯最適合的幾個項目。我舉了一個例子，企劃了一個手機網站，列出其中的功能和內容。我也列出，如果要做這些專案，他們需要什麼樣專長的人，當然，我「剛好」符合大部分的條件！

凡斯的辦公室其實很老舊，有兩層樓，一樓中間有個木製的傳統櫃檯，中間還有著創辦人的照片，Peggy的辦公室在一樓的最底端，見到Peggy，我深呼一口氣，開始簡報。我建議他們創立一個數位服務部門，用原本公司做網站的人力，為廣告主做電子報、架網站等。15分鐘後，簡報完畢，我看著Peggy，她沒有說話。我想死定了，她肯定覺得我是來搞笑的！她說：「妳願意當contractor嗎？」我當時其實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我只問她是不是全職、有沒有支薪，接著一口答應！回家查才知道其實contractor是約聘雇的意思，但在英文裡，也是那些水電工、土木工等臨時工的意思，我還差點以為她要我去當水電工！

就這樣，當時，我的專長或許還是不是數位行銷或做app，但我靠著我的記者經驗，找人、採訪、創了我的第一份數位行銷工作，這工作也奠定了我日後做電商app、成長駭客和大數據行銷的基礎。我當時其實並沒有覺得我一定要在美國工作，我只是覺得，如果我失敗，我希望是因為我盡了全力還不夠好，而不是我沒有盡全力，因此沒有獲得機會。

最糟的時代，我沒有找到工作，但我創了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

書摘選自：矽谷阿雅《追不到夢想就創一個！》從台灣記者到臉書電商產品經理的顛覆筆記

作者簡介：矽谷阿雅
台灣人，現居美國矽谷。原為台灣蘋果日報記者，毅然辭掉工作赴美讀書，一路到矽谷科技公司擔任電子商務app產品長。榮獲十多項美國數位大獎、美國Min雜誌年度最佳行銷人獎提名、Girls in Tech 40歲以下女性科技精英榜、台灣十大傑出青年提名。
阿雅在美國的十幾年工作經驗，讓她有了很多新的視野，經常在臉書「矽谷阿雅」粉專分享在美國的職涯故事、海外求職秘訣、矽谷最新產品管理與行銷知識。在美國西北大學、聖荷西州立大學、喬治亞大學擔任客座講師，受邀在成長行銷座談會、數位分析座談會、手機創新座談會、矽谷頂級新創 加速器Plug & Play等美國大型座談會演講，也擔任人工智慧新創公司顧問。在TEDx Talk主講【慌世代－拓荒世代】，吸引台灣各大媒體驚艷報導，並在全台超過20間大專院校與企業巡迴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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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曼102歲誕辰】兩年前費曼百歲誕辰時，我寫了這篇文章，內容全靠我自己多年重讀N次所有費曼的書和傳記而寫成（加上後來一點fact check）。我大致把他最有趣和最有意義的生平事跡都寫過了，我想暫時也難再寫另一篇了。

立場link：http://thestandnews.com/cosmos/百年華誕紀念-繼續鬧吧-費曼先生/

／／一百年前今天，理查．費曼 (Richard Feynman, 1918–1988) 在美國紐約出生。他的父親梅爾維爾．費曼 (Melville Feynman) 移民自白俄羅斯猶太家庭；母親露西樂．菲利普 (Lucille Phillips) 則來自波蘭猶太家庭。費曼五歲時，父母誕下了第二個兒子。不幸地，這個孩子在四週大時夭折。費曼的妹妹喬安．費曼 (Joan Feynman) 在他九歲時出生。

費曼是誰？他是理論物理學家、諾貝爾奬得主、開創量子電動力學、發明費曼圖；他亦傳奇無數，曾偷偷打開放有原子彈機密的夾萬、為脫衣舞廳老闆出庭作證、在皇室面前邊抽煙邊講爛笑話、身為物理系教授跑到生物系與學生一起上課做功課、飛到巴西參加音樂表演等。費曼從不介意別人目光，他甚至寫自傳細說這些離經叛道的行徑，使他可能成為物理學界裡比愛因斯坦更有名的物理學家。

父親啟蒙費曼踏上科學路

費曼與愛因斯坦一樣，很遲才開口說話。費曼從不認為自己是天才，他把對科學的啟蒙與熱情歸於他的父親。費曼憶述，雖然他父親是個賣制服的商人，但他從父親處學到了如何學習。有一天，費曼在玩一輛玩具貨車。他在玩具貨車上放了一個球，然後他發現當他把玩具貨車向前拉時，球會向後滾。

費曼覺得很奇怪，為什麼玩具貨車明明向前跑，但球卻向後滾？他跑去問父親，父親對他說，「其實球並沒有向後滾，你試試水平看著玩具貨車，就會發現這只是錯覺。」費曼照做，果真發現球其實是向前滾的。他再問父親，為什麼？父親的答案影響他一生往後看待宇宙萬物的態度：「那是個神秘的現象，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普遍的原理是，運動中的東西會繼續運動，靜止的東西會繼續靜止。科學家們叫這做慣性，但事實上，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有慣性。這只是一個稱呼。」費曼的父親教會費曼「知道東西的名字 (Know-what) 」和「知道東西 (Know-how) 」的分別。費曼的父親雖不是科學家，但他有科學家的態度：誠實地說不知道。

我希望分享另一個關於費曼與父親的故事。話說城鎮裡的家庭都會在暑假期間一起到郊外度假。男人們會在週中回城工作，在週末回到度假區陪伴家庭。一天，費曼與其他小孩一起郊遊，他們發現了一隻特別的鳥。其他孩子就比賽誰知道那隻鳥的名字。他們問費曼，費曼說他不知道。他們就嘲笑費曼：「難道你爸爸什麼都沒教你嗎？」

其實，費曼與父親早就見過同一種鳥。費曼父親當時對他說：「理查，我可以告訴你這隻鳥在世界上每種語言裡的名字。可是，到最後除了世界各地的人如何稱呼牠。關於牠的一切，其實你什麼都不知道。你要觀察這隻鳥，試著理解牠在做什麼。」費曼父親教會他名稱只是人類的創造，與大自然真實的知識毫無關係。

費曼回憶，他父親很喜歡與他一起閱讀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當他們讀到一個段落，例如恐龍，他父親就會停下來，圖像化地解釋：「暴龍身高二十五尺，頭闊六呎，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意思。這代表如果有一頭暴龍站在窗外，牠能從這裡的二樓窗外看見我們。不過牠的頭太大了，穿不過窗戶。」

這影響了費曼日後做物理研究時，往往喜愛從圖像化方式入手把問題簡化。費曼曾說過，如果我們無法把一個理論簡化至大學一年級的程度，我們就不算真正理解這個理論。他發明的費曼圖，大大簡化了量子力學的計算方式，就是明證。費曼圖幫助費曼推導出光與物質的互動——量子電動力學，費曼因而獲頒 1965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厭惡權威的費曼

費曼厭惡權威，這點與愛因斯坦相似。費曼的父親是個制服商人，看盡世上各種制服行業的虛偽。他曾對費曼說：「教宗衣服下的那個人，也只不過與我們一樣，需要吃飯。」後來，當費曼知道他要從瑞典國王手上領取諾貝爾獎，他仍十分抗拒穿上西裝。

費曼不喜歡榮譽。他在學校的時候，被邀請加入了一個叫做「Arista Honor Society」的精英學生團體。費曼說他不喜歡這個團體，因為他們開會時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討論「誰有資格加入我們」。當費曼成為了有名的科學家後，他又被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院士。費曼非常反感每次開會都在討論「誰有資格加入我們」。最終，費曼忍受不住這些沒有養份的會議，不得不請辭。此後，費曼再也沒有加入過任何榮譽團體。

費曼母親：不怕炸了整間屋　更怕扼殺了費曼的好奇心

費曼的科學家性格可能培養於學生時代。他曾在家裡建立了一個小實驗室，製作一些電路和做些電學實驗，有時候更會發生一些小意外。費曼的母親邀請朋友來家裡時，朋友們問她，妳不怕費曼炸了整間屋嗎？她回答說，她更怕扼殺了費曼的好奇心。

費曼喜歡把電器拆開，研究內部結構再重組。有一次，鎮上一個人找費曼幫忙修理一部收音機。費曼簡單檢查了一下，就看著收音機沉思，思考解決方法。那人看了，就問費曼為何還不動手？費曼就說：「我正在修！」最後果真給他想出問題根源，修好了收音機。那人就周圍幫費曼宣傳：「他用想的就能修好收音機！」

與妹妹的約定

有一晚半夜時分，費曼把妹妹叫醒，說有東西要給她看。費曼帶她到外面空地，喬安抬頭看到美麗的極光。喬安問費曼，這是什麼？費曼說「這叫極光，但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出現極光。」喬安覺得極光很有趣，便說日後也要成為科學家，研究極光。他們就約定，費曼可以研究世上任何現象，除了極光要留給她。最終，喬安真的成為了一位天體物理學家，一生都在研究她與哥哥約定的極光。

費曼成名後，有一位物理學家想請教費曼對極光成因的想法。費曼說他是有一點想法的，但是他必須先打一個電話。費曼當場向學校借用電話，「喬安，我可以說我對極光的想法嗎？」然後回頭向那位物理學家說：「對不起，我跟妹妹有個約定，這世上所有現象我都可以研究，除了極光要留給她，所以我不能夠回答你的問題。」

精於數學　自創符號

費曼對數學很感興趣，很早就自學超越學校程度的數學了。他想學習微積分，就去圖書館借相關的教科書。可是，圖書館管理員竟然因為費曼只是個小孩而不借給他。費曼要說謊稱書是幫他父親借的，才能得到他想學習的知識。

由於費曼的數學知識大多靠自學，他自己發明了很多數學符號。他也不喜歡記著科學實驗或理論的名稱，他認為只需要知道內容就可以了。這導致他教導同學、寫筆記和交功課時，有時會不自覺用了自創的符號，以致沒有人明白他在說什麼！他後來笑稱，他父親忘記了告訴他名字是跟其他人溝通的重要工具。費曼的數學功力十分深厚，他於高中最後一年贏得了紐約大學數學冠軍賽。

輕視人文哲學題目　卻愛上素描、邦哥鼓藝術

費曼曾認為「真正的男人不會對詩詞和類似的東西感興趣」，這與他後來沉醉於素描和邦哥鼓等藝術相映成趣。由於中學時代的費曼的人文科目成績不太理想，而且他來自於一個猶太家庭，即使他的數學和物理成績都十分優異，這些都使他在升讀大學時碰到不少困難。他曾經試過考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入學試，但並沒有被錄取。最後，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錄取了他。

費曼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修讀物理學，成績優異。不過，他有時候還是會用了自己發明的數學符號，使他的同學們一頭霧水。費曼很不喜歡人文學科，可是麻省理工要求學生必須修讀人文課程才能畢業，費曼就勉強選了哲學，因為他覺得這是最接近科學的科目了。

在英國文學課裡，教授要求同學們寫一篇文章，費曼絞盡腦汁也寫不出來。最後，費曼把自己正在研究的物理題目亂寫一通，竟然獲得教授稱讚，並在課堂上朗讀出來！這使費曼從此輕視某些人文和哲學題目。

調皮搗蛋的費曼

費曼也愛捉弄人。在大學裡有間房間，很多同學都會在裡面溫習。每當有人進去問問題後，裡面的人都會大叫「請關門！ (Please shut the door!) 」有一天清晨，費曼睡不著，散步經過那房間。他發現兩扇門的其中一扇不見了，只留了一個牌子，寫著「Please shut the door」。

費曼認為應該是有人很煩厭這句話，所以惡作劇拿走了門。費曼覺得很有趣，就偷偷把另一扇門也拿走藏起來。沒有人找到那兩扇門。後來，學生聚餐時就討論該怎麼辦。費曼發言說：「我建議拿走了門的人，可以匿名留下字條，寫出門的藏處。」學生們並未認真考慮費曼的建議。高年級的學長認為事態嚴重，於是對在場的每個人逐一問話：「門是你拿走的嗎？」每個人都說不是。

輪到費曼時，學長問：「門是你拿走的嗎？」費曼回答：「是的，門是我拿走的。」學長就說：「費曼！這是很認真的，不要開玩笑！」然後就去問下一位學生了。之後，門被還回來了。直到幾個月以後，他們才發現原來其中一扇門真是費曼拿走的。他們就很生氣，說費曼不應該說謊。費曼說，可是他明明有誠實回答啊！

別鬧了，費曼先生！

費曼大學畢業後，報考了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研究生課程，並在物理入學試中取得滿分。他的數學成績也非常出色，可是英文和歷史科卻考得很差。這令普林斯頓物理系主任非常擔心。不過，原來他並不擔心費曼的成績，而是費曼的猶太人身分。因為歧視，大學分配給猶太人的學位很少。費曼最終被取錄，跟隨約翰．惠勒 (John Wheeler) 進行理論物理學的研究。

費曼第一天進入普林斯頓，去了參加院長的茶會。費曼從未參與過這種社交茶會，不知道原來有很多禮儀。茶會上，院長夫人問費曼：「費曼先生，請問你想要加檸檬或是奶油？」不懂如何選擇的費曼說：「都要。」院長夫人就笑說：「嘻、嘻、嘻、嘻、嘻。別鬧了，費曼先生！」費曼後來才知道，每當院長夫人「嘻、嘻、嘻、嘻、嘻。」地笑，就即是有人犯了社交錯誤。後來，費曼第一本自傳的書名就叫做《別鬧了，費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費曼打算在他的首個研討會上報告他與惠勒共同研究的一個結合量子力學與電動力學的構想。惠勒竟然邀請了大名鼎鼎的愛因斯坦；現代電腦和博弈論之父、數學家約翰．馮諾曼 (John von Neumann) ；以及提出量子力學效應「鮑利不相容原理 (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 」的華夫岡．鮑利 (Wolfgang Pauli) 等人出席！

知道了這些科學巨人將會來聽自己第一次的研究報告，費曼當然非常緊張。研討會當天，費曼很早就到課室準備。怎料愛因斯坦剛進課室，向費曼說的第一句話是：「請問茶點放在哪裡？」想必費曼當時不會知道，未來自己會成為跟愛因斯坦等人一樣有名的科學巨人吧！結果，當費曼開始講解物理的時候，就完全忘記了聽眾是誰，完全不緊張了。

加入曼哈頓計劃　偷走夾萬文件

1942年，正在寫博士論文的費曼，被羅拔．奧本海默 (Robert Oppenheimer) 招募進入極機密的原子彈研發計劃「曼哈頓計劃 (Manhattan Project) 」。研究部門設於新默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 (Los Alamos, New Mexico) ，費曼與其他科學家都必須搬到建於當地的研究所居住。

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區是軍事重地，保安非常嚴密。進入時必須在入口閘門經過冗長的安全檢查，然而離開卻只需出示證件就可以了。費曼發現圍籬上有個大洞，可以避開安全檢查進入研究所。費曼認為軍隊安全意識不足，然而他愛玩的性格又驅使他不直接報告，而是跟軍隊開個玩笑。費曼利用籬上的洞進入，然後在閘門出示證件離開，如是者不斷地重複進進出出。負責檢查的軍人覺得奇怪，為什麼這同一個人沒有進入過，卻不斷離開？結果他們竟然拘捕了費曼，而不是去正視問題。

大家可能聽說過費曼的開鎖傳奇。研究所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夾萬。費曼研究了夾萬運作方式，發現很多人選的密碼都很容易猜到。結果，他練成了能在短時間內打開研究所內任何人夾萬的技術，經常偷走其他人夾萬內的重要文件，放在他們的辦公桌上，希望提高他們的安全意識。每個人都非常害怕費曼，他的開鎖技術連真正的鎖匠也為之景仰。結果，將軍竟然不是要求眾人更改密碼，而是叫所有人提防費曼。

研發平行運算　改變運算方式

研究所訂了一部當年最新的 IBM 打卡式電腦（即是用打有孔的卡片進行計算的最早期的電腦），足足有一個房間那麼大，用來計算提煉鈾元素的方程式。費曼領導一隊從全國挑選出來的精英中學生，要在幾個月內算出結果。由於計算複雜，而人手更換卡片的速度又慢，進度落後很多。最終費曼與學生們發現，如果分開幾隊人手同時計算不同的部分再整合結果，速度會快很多。這使費曼成為平行運算 (parallel computation) 的創始人，而且是在現代電腦被發明出來之前的人力平行運算！

物理學家的愛情故事

費曼第一任妻子叫做阿琳 (Arline Greenbaum) 。他倆從學校讀書時已相識，是對青梅竹馬，而且亦認定對方為終身伴侶。1996 年的電影《無限 (Infinity) 》描述的就是費曼與阿琳的愛情故事。可惜，天意總弄人，正當一切都看似美好時——費曼是物理學界的明日之星，仍未博士畢業就參與了曼哈頓計劃——阿琳被診斷出患有肺癆，當時這是不治之症。阿琳剛出現症狀時，醫生以為阿琳患的是小病。費曼卻不同意，他自己一個在圖書館裡尋找資料，對比阿琳的病徵。最後是他向醫生建議，阿琳患的可能是絕症。多麼動人、又多麼令人心碎。

費曼在普林斯頓的博士奬學金有一附帶條件，就是受獎人不能已婚。1942 年，費曼取得博士學位後，就立刻向阿琳求婚。雖然費曼的父母反對，費曼與阿琳仍然在紐約史丹頓島 (Staten Island) 的市政廳結婚。由於肺癆會透過接吻傳染，費曼只能在婚禮親吻阿琳的臉頰。沒有親人和朋友來他倆的婚禮，只有一對陌生人見證。

因為曼哈頓計劃是機密，阿琳不可以隨費曼搬到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所居住。而且，她因病情嚴重，必須廿四小時住院。費曼於奧本海默的協助下，在新默墨西哥州阿布奎基 (Albuquerque) 找到一間療養院供阿琳入住，以便費曼能於週末駕駛幾個小時的車程穿過沙漠去探望她。

費曼和阿琳喜歡以書信通訊。在戰時的軍事重地都有一個不明文規定，軍隊負責人會拆開所有信件，確保軍事機密沒有外洩，而且會擅自刪改內容。為了不讓其他人明白信件內容，費曼和阿琳就發明了一種只有他倆明白的密碼。但亦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的信件常常通過不了軍隊審查，因為軍隊想要知道他們的密碼有沒有洩漏機密！不過費曼和阿琳很享受寫這些密碼去刺激軍隊，軍隊花時間解碼後發現密碼內容只是日常購物清單之類！

當時，費曼因為介意其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而苦惱。阿琳告訴他，不用介意別人的評價，要忠於自己。阿琳在療養院對費曼說：「你管別人怎麼想？ (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阿琳過世後，費曼寫了兩本自傳（都是他口述然後朋友幫他寫出來）。費曼第二本自傳的書名，就是以這句話命名。

當阿琳快不行的時候，醫院打電話給費曼，叫他快來醫院。費曼就借了朋友的車（他們後來才發現這個借車的朋友是間諜），極速向醫院開去，但在途中車子又壞了幾次，幾經波折才趕到醫院，可惜已經來不及見阿琳最後一面。費曼回憶說，他當時很傷心，可是卻沒有哭出來。他看到阿琳床邊放著阿琳送給他的手錶，錶面時間竟然停在阿琳的死亡時間！費曼初時覺得這是阿琳留給他的訊息，然而理性告訴他這不太可能。這手錶曾經壞過幾次，每次都是費曼把它修好。所以，費曼知道應該是護士拿起手錶記錄阿琳的死亡時間時，不小心再次弄停了它。

費曼回憶說，直到很多個月後，他在街上看見一間時裝店的一條裙，心想阿琳一定會喜歡，終於才淚流不止。阿琳生前很喜歡與費曼寫信。阿琳死後一年半，費曼寫了一封最後的信給他的太太。費曼自己一直收藏著這封信，直到他 1988 年離世後人們才把信打開。信中充滿費曼對阿琳的愛，在最後一句，費曼寫道：「附注：請原諒我沒有把信寄出。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啊。」

“PS Please excuse my not mailing this — but I don’t know your new address.”

原子彈試爆

史上第一個原子彈試爆時（試爆計劃代號是「三位一體 (Trinity) 」），所有研究人員都被安排在遠處觀看。由於核反應會釋放出極大量的高能量輻射，包括伽瑪射線、X射線和紫外線，每個人都分配有護目鏡。只有費曼沒有戴上護目鏡，他選擇於車內觀看試爆，因為他知道紫外線並不能穿透車輛的擋風玻璃。試爆成功，所有人都非常興奮，因為他們的研究終於成功了。只有三位一體計劃負責人肯尼．班布里奇 (Kenneth Bainbridge) 對奧本海默說：「現在我們都是婊子養的。 (Now we are all sons of bitches.) 」

費曼回憶道，當日本的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毀滅時，他們還未意識到自己究竟做了什麼事。直到後來，興奮感褪去了，費曼才意識到，這將是世界末日的開端。戰後很長一段時間，當費曼看見街上有工人在建設房屋和橋樑時，他都會想：「這些全都沒有意義；這一切都將被摧毀。為什麼還要建設？」的確，當年不少科學家認為世界即將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人類會因核戰而滅絕。

隨心研究　由餐碟擺動到量子電動力學

戰後，費曼在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當物理學教授。他曾有一段時間因為想不出新的物理構思而非常苦惱。費曼覺得自己不值得大學高薪聘請，他走去跟物理系主任說：「我想不到重要的問題去研究。」系主任就跟他說：「別擔心，聘人是我們應該承擔的風險，你儘管做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就好。」從此，費曼就真的不管任何人，只做自己感興趣的事。

有一天，費曼在餐廳看到幾個學生在拋餐碟。餐碟上印有學校的標誌。費曼發現標誌旋轉和擺動的頻率似乎有著某個數學關係。他覺得這個現象很有趣，於是立即埋首計算。他把計算結果交給系主任看，主任問他：「這很有趣，可是有什麼用？」費曼回答：「我只是覺得這很有趣，我不管它有什麼用！」

世事難料。費曼在 1965 年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原因是他成功推導出電磁輻射與物質的交互作用的一個完整理論，稱為量子電動力學 (quantum electrodynamics) 。費曼對其中電子自旋的計算靈感就是來自於當年餐碟標誌的計算。

費曼與朝永振一郎 (Shin’itirō Tomonaga) 以及朱利安．施溫格 (Julian Schwinger) 共同獲得 1965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三人各得 1/3 獎金，因為他們各自使用不同方法推導出相同結論。其中，費曼的方法與別不同，他用圖象方法代替繁瑣的代數運算，使整個物理過程能表達得更清晰。我們現在稱之為費曼圖 (Feynman diagram) ，是粒子物理學計算不可或缺的工具。或許費曼擅長把物理問題圖象化，是因為他父親的教導。

有一次，工作人員帶費曼去看巨大的粒子對撞機。費曼問：「這些機器用來做什麼的？」工作人員說：「費曼教授，這些機器是用來驗證你的理論的！」「花了多少錢？」「3 千 7 百萬美元。」費曼笑說：「你們這麼不相信我的理論嗎？」

熱愛邦哥鼓　街頭巡遊表演

費曼的父親在 1946 年離世，費曼因此受抑鬱症狀困擾。也是於同時期，費曼寫了上述給阿琳的最後情信。1951 至 1952 年，費曼使用他的研究休假（sabbatical，研究員可在休假的情況下自由進行研究）到巴西授課。

費曼很愛打邦哥鼓 (bongo) ，他甚至因為作為愛打邦哥鼓的物理學家而為人所識。在巴西，費曼深深受森巴音樂所打動，他學習了一種叫「frigideira」的巴西獨有的樂器。他參加了一個地道樂團，而且更被選拔進入街頭巡遊表演！

表演那天，費曼入住的酒店一個相熟的侍應生知道費曼熱愛森巴音樂，就跟費曼說：「教授，今天街上有森巴音樂巡遊表演，你一定會喜歡！」費曼就說：「今天我有事要做。」結果，當費曼的樂團經過費曼的酒店時，那侍應驚喜地發現費曼竟然是表演者之一！他就大叫：「那是教授！那是教授啊！」費曼在巴西歷險之後，沒有再回到康奈爾大學，轉到加州理工大學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任教直到 1988 年離世。

以科學角度欣賞花朵之美

費曼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可能並非他的科學成就，而是他對知識的態度。費曼的藝術家朋友 Jirayr Zorthian 對他說：「科學拿走了花朵之美，令花朵變得枯燥乏味。」費曼回答道：「我也可以感受到花朵之美。但同時我看到其他人並不一定能立即看出的更深刻的美麗。我能看見花朵之中複雜的互動之美。花是紅色的。這代表花朵演化出顏色去吸引昆蟲嗎？這帶出另一個問題：昆蟲能看見顏色嗎？牠們會審美嗎？如此類推。我看不出研究花朵何以拿走它的美麗。這只會加深。我不明白這如何減少。」

“The beauty that is there for you is also available for me, too. But I see a deeper beauty that isn’t so readily available to others. I can see th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s of the flower. The color of the flower is red. Does the fact that the plant has color mean that it evolved to attract insects? This adds a further question. Can insects see color? Do they have an aesthetic sense? And so on. I don’t see how studying a flower ever detracts from its beauty. It only adds. I don’t understand how it subtracts.”

費曼認為，世界的美麗是每個人都可以看見的。但透過科學，除了世界外表上的美，我們更可以看見大自然運作的美麗。後來費曼跟 Jirayr 約定，每隔週末輪流教導對方自己擅長的事。這個禮拜，費曼會教他物理學；下個禮拜，他會教費曼畫畫。最終費曼學會了素描，舉辦了（匿名）個人畫展，更有人以高價買他的作品。費曼說， Jirayr 卻學得不太好。

沒有架子的科學巨人　為脫衣俱樂部辯護

費曼從不擺教授的架子。他試過在休假年走到生物學系上課，因為他對生物學感興趣。生物系的教授就說：「你可以跟其他學生一起上課和實習，條件是你要跟他們一樣交齊功課和報告。」結果費曼真的照做了。

費曼喜歡光顧一家脫衣舞酒吧，他會點一支可樂（他在巴西時戒了酒，從此他未有再喝過一滴酒精），然後計算一些物理問題，或是練習素描。酒吧顧客也不乏其他專業人士，有律師、老師等等。後來，這家酒吧被人告上法院，說他們破壞社區形象之類的。酒吧老闆請求常客們幫他辯護，可是那些專業人士們一個也沒答應，除了費曼。費曼想，我喜歡這裡，而且也沒有做什麼違法的事情，怕什麼？費曼就出庭作證了。結果，第二天報紙就刊登了「物理學教授經常光顧脫衣舞酒吧」。

費曼走出失去阿琳的極度傷痛後，曾兩次再婚。他與第二任妻子 Mary Louise Bell 去度蜜月的時候，竟然同時沉迷於破解古馬雅文明的文字，這一點各位男士最好不要學，除非得到了太太的批准……

疼愛子女　遺憾未能見證女兒長大成人

費曼與第三任妻子 Gweneth 於 1962 年誕下了卡爾 (Carl Feynman) ，然後他們於 1968 年領養了米雪 (Michelle Feynman)。費曼曾嘗試使用他父親當年教育他的方式，跟卡爾和米雪一起讀大英百科全書。可是費曼發現這只對卡爾有效。卡爾後來成為了電腦科學系教授，而米雪則成為了著名的攝影師。

費曼很愛他的兩個子女。費曼於 1978 年被診斷出患有脂肪肉瘤（癌症的一種），可能是由於當年曼哈頓計劃時接觸太多放射性物質（他們每天都會用手摸一個放射性物質造成的球）。《費曼的彩虹 (Feynman’s Rainbow) 》作者倫納．姆沃迪瑙 (Leonard Mlodinow) 曾經問費曼有沒有什麼遺憾。姆沃迪瑙本來以為費曼會回答他在理論物理上遇到的難題。然而，費曼眼泛淚光地說：「我最大的遺憾是我可能不能親眼看見我的女兒米雪長大成人。」

關心教育　啟發下一代

費曼也關心教育。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曾講了一次為期兩年的物理學課程，對象是全校所有新入學的學生。費曼講課生動，深受學生喜愛。結果，很多教授和研究生每堂都會來旁聽，使得座無虛席，連地板和樓梯都坐或站滿了人。這套講義被完整記錄了下來，編成了著名的《費曼物理學講義 (The 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 》。這一套三冊紅色硬皮教科書，時至今天依然風行於物理系學生之間。加州理工學院現已把所有《費曼物理學講義》放在網上，使所有人也可以免費讀到費曼教的物理學。

費曼曾經幫助政府審查中學科學和數學課程用的課本。他非常認真的逐書逐頁看完，寫下了很多感想和意見，希望出版社和作者能夠改善。可是根本沒有人理會費曼的意見。費曼也發現，委員之中只有他細心看過這些課本。此後，費曼決定不再幫助政府做任何事。

不以為意諾貝爾獎　發現自然定律便是最大榮譽

費曼並不喜歡諾貝爾獎或任何其他榮譽。他認為榮譽只會為他帶來煩惱。1965 年，當諾貝爾獎委員會於美國半夜時間從斯德哥爾摩打電話給費曼時，他生氣地說：「現在什麼時候？明天早上再打來！」就掛了電話。很多記者一個接一個打電話給費曼，使得他要把電話線拔掉。費曼苦惱地問妻子，他應不應接受這個獎。他妻子就說：「如果你不接受這個獎，你會更加出名。」於是，他無可奈何地就接受了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是瑞典國王頒授的，諾貝爾獎得主需要走到台中間從國王手中接過獎項（只有一次例外，就是 200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因患阿茲海默症，瑞典國王親自走到高錕前）。費曼以為離開時不能背著國王，於是就練習倒後行。後來有人告訴他瑞典沒有這個規定，他才鬆一口氣。

費曼在諾貝爾獎晚宴上看見丹麥公主，他就問可否坐在旁邊，公主說：「可以，你不是其中一位得主嗎？你是做什麼領域的？」費曼回答：「我做物理的。」公主就說：「噢！我們不能談論物理，因為那是沒有人明白的領域。」費曼卻說：「正正相反。正是沒有人明白的東西，我們才要去討論。人人都明白的東西，就不需要討論了。」費曼說得雖然很對，但公主眼睜睜地看著他，面上頓時結冰。

費曼認為能夠發現自然定律，就已經是最大的榮譽。他享受找尋大自然定律的樂趣 (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 ，認為成就不應該由獎項去量度。費曼說，他知道其他科學家會運用他的研究結果，就是他的成就。費曼得到諾貝爾獎後，他以前的一個學生 Koichi Mano 寫信祝賀他。費曼回信問 Mano 現在做些什麼研究， Mano 回覆說自己的研究是「卑微」的。費曼看了，就回信說：「那些你能解決、能幫助解決、能夠出力的問題，就是值得花時間研究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做些東西，這問題就不小、不瑣碎。你說你名不見經傳？對你妻兒來說，沒有這回事。」

重回政府助調查穿梭機爆炸慘劇

1986 年，美國太空穿梭機挑戰者號 (Challenger) 升空時發生爆炸， 7 名太空人全部罹難。政府邀請費曼成為事故調查委員會的成員，他本來是拒絕的。可是，費曼的妻子對他說：「如果你不去做，就永遠沒有人能夠發現這意外的真相。」最終，費曼調查出了事故原因：升空當天氣溫很低，不幸地穿梭機的 O 型環在低溫下會失去彈性，導致燃料洩漏並引發爆炸。費曼在聽證會上突然公開做實驗，證明 O 型環在低溫下的確會失去彈性。不過，這其實是委員會中的一位軍隊將領故意暗示，引導費曼找出答案。費曼知道後曾一度非常生氣，不過最後他倆成為了好朋友。

費曼公開展示美國太空總署的失誤，不單令全世界嘩然，美國政府對費曼的擅自行動也非常不高興。費曼獨自寫了一篇報告，可是委員會卻不肯把費曼的報告加入到最終要總統簽署的報告書之中。費曼就說，如果不加入我寫的報告，我就不會在報告書上簽名。這樣的話，調查就永遠不能結束。最後雙方妥協，費曼寫的報告被放在報告書附錄裡。費曼在裡面寫的最後一句話，當為所有人引以為鑑：「對於一項成功的技術，真相必須置於公共關係之前，因為大自然是不可能被欺騙的。」

“For a successful technology, reality must take precedence over public relation, for Nature cannot be fooled.”

晚年醉心研究克孜勒文化

費曼晚年時，曾與好友 Ralph Leighton 打賭世界上有個地方叫做唐努‧圖雅 (Tannu Tuva) ，其首府叫做克孜勒 (Kyzyl) 。費曼覺得這個地方一定很有趣，因為這個地方的拼音裡完全沒有響音。圖雅人也有著唱喉音的傳統，費曼非常希望親身去感受這個地方的文化。可是，圖雅是當時蘇聯的一部分，由於美蘇冷戰，一般美國人是很難得到簽證前往蘇聯的。蘇聯政府提出，如果費曼以諾貝爾獎得主身分去蘇聯的大學演講，就可以獲得特權去克孜勒。可是，費曼一生謹記他父親的說話，非常討厭特權，拒絕用這個方法得到簽證。他們花了很長時間研究克孜勒的文化，並以一般人的身分與很多研究圖雅的專家和教授交流。他們在美國舉辦巡迴展覽，介紹圖雅文化，希望以此換取簽證去克孜勒。

1988 年 2 月 18 日，能夠前往圖雅的簽證終於送到了費曼的家。可惜的是，費曼已經在 3 天前與世長辭。費曼清楚知道自己未必能夠等到簽證去完成他這最後心願。可他仍然堅持原則，不使用任何特權。費曼在人生最後的歷險之中學到了圖雅的文化，他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了。

不死的好奇心

費曼對世界的看法，很簡單，也很深刻。他接受大自然就是我們觀察到的樣子，無論我們喜不喜歡。他覺得，知道自己並不知道，比起以為自己知道但卻是錯的答案，更有趣。他曾說：「我可以與懷疑、不確定、不知道共存。我覺得比起知道可能是錯的答案，不知道反而更加有趣。」

“I can live with doubt, and uncertainty, and not knowing. I think it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to live not knowing than have answers which might be wrong.”

費曼一生都覺得世界是有趣的，以純真的好奇心去看這個宇宙。他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說話，也許亦是他這一生歷險的最佳結語：「死亡很沉悶。我會討厭死兩次。」

“I’d hate to die twice. It’s so boring.”

謹以此文紀念費曼。希望在下個 100 週年，費曼的歷險傳奇和科學態度，仍會繼續啟發世界。／／

拉近傷健距離締多贏

作者：李 臻 (Oscar Lee)
2018年12月8日刊於《信報》

早前出席行政長官傷健共融高峰會，認識了多次為香港奪取殘奧和亞殘運金牌的香港輪椅劍擊精英運動員余翠怡。她的成功，以及其他傷殘運動員的出色表現，或多或少反映本港在殘疾人士、或起碼在殘疾運動員的支援上做出了一定成績。

科技進步也改善了殘疾人士的生活。如非科技幫忙，已故物理學家霍金也沒法發表那麼多有助了解宇宙起源的論文，甚至親赴世界各地進行既幽默又激勵人心的演說。在共融高峰會的專題論壇上，近日市值和蘋果叮噹馬頭、一度成為全球最高市值企業的微軟，其香港區企業及公益事務總監表示，科技公司推出方便傷殘人士的新科技或應用軟件，非單純為企業社會責任，而是這確屬有可為的市場。科技公司要照顧不同群組，傷殘人士的需要也應顧及，且絕對是商機之一。

新科技突破殘障阻礙

例如失明或聽障人士，已經有很多應用程式助他們克服生活中的難題，讓視障能「看見」，聽障可「聽到」。另一方面，很多原本為殘障人士設計的產品，最終亦能打進主流市場，方便大眾生活。最簡單的例子是原本給聽障人士溝通的文字訊息，已變成大家日常不可或缺的溝通方式之一。這跟很多智能電話上的應用程式及智能家居系統一樣，原為協助傷殘人士而設，結果卻造福整個社會。無障礙的行動和溝通變得更普及之餘，一般人的生活也獲改善。這或是更多企業願意投放資源，研發殘疾人士應用產品的一大推動力。

雖然殘疾人士的身體缺陷令他們生活上諸多不便，但健全人士也非完美，不同人總有各自長處和某些弱點。身體殘障亦有可能讓他們在某些方面較他人優勝、某些觸覺比常人敏銳。例如視障者的聽覺更靈敏，聽障人士的視野亦更廣闊。如果新科技能協助殘疾人士接受正規教育，他們同樣能擁有專業知識與技能，不用只從事較低技術的工作。

因此，只要能縮短傷健間的距離，讓更多殘疾人士的優點和專長被發掘和運用，說不定還有助本港紓緩人才荒和提升競爭力。在共融高峰會上，傷健與會者不約而同地反覆強調，社會不應以同情和施捨的態度看待他們，而是應給予足夠和公平的機會，讓他們自力更生和發揮所長。用人唯材也是進步社會應有的態度，由於殘疾人士每天面對的難題比常人多，故他們不少從小就鍛煉出更刻苦堅毅的性格，這份意志力縱是健全人士也不易擁有的。

當然，就算有科技協助，也需要更好的工種配對，讓殘疾人士發揮所長，而不是每天和本身的弱點奮戰。例如聽障人士就算有科技的幫忙，但如果要他們每天處理大量電話查詢，恐怕不會是最有效的人力資源應用吧。所以管理人員亦要有傷健共融的思維和訓練，以協調有不同身體殘障的員工發揮最大效益。這方面或可以跟政府、志願機構合作，借助其經驗和知識。

靈活管理助發揮長處

另外，在設備上、裝修間格和員工培訓方面，企業都要投放資源及時間，這方面就算有外來幫助，機構本身也須有決心作出一定投資。不過，這些投資除了可改善企業形象外，也有機會帶來可觀回報。不少研究曾指出，一間機構愈能做到傷健共融，員工的忠誠度和生產力會更高，競爭力亦能提升。加上隨着科技和社會意識的進步，傷健共融投資的門檻愈來愈低，故除了大企業，一般中小企亦有能力比以前做得更多、更好。

今時今日，一個能夠容納更多傷健人士的共融環境，已不只是單向地讓他們得到方便和機會，而是雙向地讓健全人士和整體社會受惠。這是多贏局面，並非單向恩惠。更何況傷健共融除有助改善人才荒問題和減低社福的負擔外，本港的國際形象也必能藉以提升，這也不是GDP可以衡量的。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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