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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似乎想回頭走核電」 前日本首相菅直人：大家要對再生能源有信心　這些原因讓「非核家園」做得到（07/22/2021 今周刊）

文：劉煥彥

前日本首相菅直人以十年前親自處理311大地震及福島核災的經驗表示，「非核家園」及再生能源滿足100%電力需求的願景，在日本確實有可能實現。

菅直人認為，日本不應該重啟核電，因為從建廠成本、發電成本、安全性及在再生能源的客觀條件來看，核能發電都不是2050年日本邁向碳中和目標的選項之一。

他也提到，「台灣與南韓似乎出現一部分想回頭發展核電的想法」，但長期來說，發展核電難逃成本高漲及安全性有疑慮等問題。

菅直人說：「請台灣的各位保持信心，轉而發展太陽能或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希望大家為這目標努力。」

菅直人：重啟核電不可行　再生能源足供全日本用電

目前是日本立憲民主黨最高顧問及眾議院議員的菅直人，在2011年發生311大地震時是日本首相，他卸任後一直支持廢除核電、積極發展再生能源的政策方向。

菅直人今（22）日在《今周刊》舉辦的「2021第五屆新能源國際線上論壇」，以「推動非核家園的挑戰與機會」為題發表演講。他提出以下四點論述，認為日本重啟核電不可行，再生能源足以因應全日本電力需求，並能促進2050年達到全國碳中和。

1. 福島第一核電廠的1號機至3號機已經爐心熔毀，4號機也準備廢爐，但後續清理很不容易，「日本碰到這種事情，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處理完」。

2. 目前新建核電廠的國家愈來愈少，連美國、法國及中國等傳統核電大國都政策轉向，因為與2011年福島核災時相比，現在新蓋核電廠的成本高達三倍。

3. 1千瓦小時（kWh）電力的核能發電成本，以前要10日圓，現在更高；反觀再生能源已經低於10日圓，更別提再生能源「比核電更經濟實惠又安全」。

4. 日本光靠農地上的太陽能發電，也就是農林水產省（如同我國農委會）推展的「營農型太陽能發電」，理論上遠遠足夠滿足全國電力需求。

「目前核電佔比接近零，再生能源佔20%」

菅直人分析，日本有400萬公頃農地，若將一半面積用來耕作、另一半安裝太陽能發電板，每公頃排500千瓦的太陽能發電板。

以一天日照3小時、全年日照1000小時概算，總發電量就有2兆千瓦小時，遠超過目前全日本一年耗電量的1兆千瓦小時。

他說：「十年前日本有30%電力來自核能，如今已接近於零。目前再生能源佔日本發電20%，但完全不用核電，以再生能源100%供應所有（電力）需求，日本是有可能實現。」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15/post/2021072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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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歷史決議》40週年，堅守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

1981年6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週年之際，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文於1981年7月1日正式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作為對建黨一甲子的嚴肅而誠懇的獻禮。

《歷史決議》通篇3.8萬字，大氣磅礴、一氣呵成，徹底否定了“文革”，科學辯證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表達了要反思錯誤、改革政治經濟不合理制度的決心，是黨的百年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決議之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一同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石。四十年後的今天，極“左”思潮仍然不時衝撞社會底線，回顧決議的製訂歷程，重溫其彰顯的精神價值，依然有現實意義。

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接受了“凡是派”領導人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陳錫聯辭職的申請，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次會議還決定，要仿照中共“七大”那樣，制訂一份歷史決議，給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來一個“蓋棺論定”，以消除人們的思想混亂，達到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起草工作從當年3月開始，由鄧小平和胡耀邦親自主持，參與起草的有胡喬木、於光遠、吳江、廖蓋隆、龔育之、鄭必堅、鄭惠等20多位資深理論家。當時中央對這個決議起草是異常重視的，整個過程九易其稿，先後經過了一年多的廣泛討論，範圍最廣的一次是眾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討論”。這次討論持續了一個多月，參加人員包括中直機關、地方、軍隊中高級幹部近4500餘人，此外，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也參加了討論，實際人數近6000。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17次約談負責起草文件的中央領導同志，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後來其中9次談話被收錄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胡耀邦也是一直全程參與，多次主持書記處會議認真審閱歷次文稿。可以說，《歷史決議》是共產黨百年曆史上，打磨最嚴謹、傾注心血最多、討論最充分的​​一份文件，各個觀點都經過反复推敲和廣泛吸收各方意見，這也是雖然經歷時代的變遷，但是結論依然經得住考驗，持續散發跨越時代生命力的原因。

該如何評價這個決議的政治作用和歷史意義呢？從80年代改革之初的情形來看，《歷史決議》對建國三十二年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功過是非，做出了系統的、較為有說服力的結論，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達到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對凝聚全國人心、集中搞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說》，歷史決議將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

決議的核心結論，以及份量最重的內容就是徹底“否定”文革，這也是黨內唯一一份專門討論“文革”、並作出結論的文件。從長遠歷史意義來講，可以說是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一枚“定海神針”，沒有徹底否定“文革”這個結論和政治底線，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歡天喜地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的自豪感。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崛起的幾個基本經驗，那就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對外虛心學習和開放，給予人們充分的生產自由，建設一個包容和法治的社會，而“文革”所宣揚的價值無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歷史決議》可以說是徹底打碎了“四人幫”給黨製造的意識形態枷鎖，如果沒有歷史決議明確向全世界廣而告之徹底否定“文革”，我們的改革開放隨時可能觸碰意識形態底線，不可能這麼縱深地推行下去。

同時，《歷史決議》不僅是鄧胡老一代革命家留給我們的政治文本，還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精神遺產，其中所蘊含的很多精氣神都值得今天好好挖掘、發揚學習。

第一，《歷史決議》所體現的理論勇氣、歷史責任感值得學習。對於當時而言，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評價建國後一些列重大決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這個文件充分體現了當時鄧葉胡等諸位決策者的強烈責任感和擔當精神，而不是得過且過或迴避問題，留給後人再做。

第二，《歷史決議》彰顯的敢於大膽承認錯誤的精神值得欽佩和繼承。 《決議》通篇對於共產黨執政32年所犯的錯誤都沒有迴避，並且對犯錯誤的原因進行了嚴肅的剖析，鄧小平、陳雲、李維漢等當事人在討論決議的時候也坦誠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比如李維漢勇敢的檢討了他和統戰部在1957年“反右”中的錯誤，他自己要為“反右”擴大化承擔責任。這種執政黨敢於認錯的坦蕩胸懷和巨大勇氣在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

第三，制訂《歷史決議》的民主精神值得發揚。這個決議可以說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份經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形成的文件。最後定稿前，還邀請130多位民主黨派高級領導人參加討論。在討論中，大家暢所欲言，彭真、李維漢、陸定一、譚震林、夏衍、張愛萍、周揚、方毅、王光美等都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雖然，鄧小平、陳雲等出於維護政治穩定的考慮，最終沒有採納這些意見，但這仍是一場發揚民主、振奮人心的盛會，僅討論簡報就出了1000多份，被譽為是“黨內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四，《歷史決議》通篇展現的反思和改革基本製度的價值取向值得學習。決議的結論部分，系統指出了各項製度的改革方向，尤其是重點強調要“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包括：確保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有權威的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樹立憲法權威，保證國家司法機關和各種群眾全體獨立自主形式權利、開展工作。這些制度建設的設想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初心，也是黨的歷史上永遠閃耀光華的思想財富。

《歷史決議》透露著我們黨在那個年代的血氣、朝氣、民主、寬容、智慧和生機，這種精氣神也是80年代改革開放能夠打開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們今天又面臨新的改革開放難題，更應該學習和發揚好它。

由於過去對“文革”的反思和揭露不徹底，隨著親身經歷“文革”的那些“反思派”逐漸老去，近些年，整個社會對“文革”批判聲音逐漸式微。而另一方面，各種形形色色的力量，不斷衝擊中央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還有人試圖為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主犯翻案。

現在整個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呈現虛無化、浪漫化和美化的傾向。人們有意識的忽略”文革“中的腐敗、特權、極度不平等，把它想像成為一個公平、沒有貪污的社會；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暴力血腥，美化所謂的“大民主”；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道德淪喪，把它描述成道德純真的年代；更有很多知名的清華北大教授，從經濟學、政治學專業角度，為建國後蓋棺定論的一些錯誤路線做粉飾，非得說成是被誤解的“正確戰略選擇”。中央現在強調要反對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這對於矯正社會試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種美化極“左”錯誤的言論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值得反思和警惕。

尤其是90後、00後的年輕一代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對“文革”的認知發生很大的改變。 70後、80後一代，尚能對否定“文革”形成較為普遍的共識。然而，在知乎這些高學歷二十來歲年輕人聚集的新媒體上，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快成為”政治不正確”。對於“文革”對錯與否，這個不應該有爭議的問題，竟然總能引起激烈的討論。

所以，影響未來中國命運的不僅有國際外部風險，以及人口低出生率、經濟增速放緩等經濟挑戰，更有“文革”思維在中國社會捲土重來的思想性危險。這個危險的內核不是唱懷舊老歌、跳廣場舞這種表象的東西，而是：崇拜極權，抗拒民主；推崇用暴力，抗拒法治和協商精神；崇尚國家主義，藐視個人的權利；崇拜權威，反智、反理性主義；盲目自大，排斥一切外來文明，閉關自守。

《歷史決議》是改革開放的”護法神“、“緊箍咒”，只有不放鬆這個緊箍咒，中國才有向更現代、開放、有秩序的社會轉型的可能，否則有可能葬送所擁有的的一切改革成果——正像鄧小平同誌所說的那樣：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原文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dVkp3iWwACqd7ID5nJf9yA?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624843105&enterid=1624843105

日副首相麻生太郎國會答詢 讚台灣防疫超前部署和勇於及時暫停中國往來的正確防疫決定。

日本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的副代表、參議員森裕子問：「麻生副首相，您很了解台灣的事情，能否告訴我們台灣的情況？」

麻生答說：「這不是我所管轄的事務，不過，就我所知，馬英九政府下台後已政權輪替，馬英九是國民黨的，是極親中的人，我認為可能是基於經濟因素，所以當時台灣與中國走得很近。後來由民進黨執政，就沒那種關係了。至少在傳出有疫情後，台灣採取近乎封鎖國境的作法，毅然決然地斷絕與中國的往來。」

麻生還說：「我不太清楚最近的情況，但就我所知，中國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當我聽到中華民國去年1月毅然決然地切斷與中國的往來，我很驚訝。那是為了不讓中國人把病毒帶進來所做的超前部署，我認為這是最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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