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二二八記童年：我的鋼琴舅公》◎ 高閔琳
（寫於 2012年2月29日 6:34）
這天，我約母親一起去北美館看顏水龍和陳澄波，然後想起從幼稚園大班起就教我音樂的「鋼琴舅公仔」。
除了「鋼琴舅公仔」以外，我的幾個舅公都是留日醫生，至今仍旅居日本的幾位，我都不曾見過。其中一位舅公〔婦產科醫師〕日前已經過往，但也落葉歸根、葬在台灣。在台灣生活的舅公，只有兩位，一位是在開診所、被我們這些晚輩暱稱為「醫生舅公仔」，另一個則是「鋼琴舅公」。小時候生病，都是給自己舅公看的。雖然生病不是件好事，但小小的內心卻總是對於看醫生這件事感到十分雀躍、充滿期待，因為只有在這個時候，才能吃到「醫生舅公仔」開的藥。
來到醫生舅公的診所，首先映入眼簾的，會是一個巨大、深褐色的木質鑲珠貝屏風。印象中，我總是牽著媽媽的手，在和門口的護士小姐打過招呼之後，緩慢地穿過一條狹窄而有些陰暗的走道，然後坐在外頭等候舅公叫我。記憶裡，這個空間奇妙地結合了木質傢俱的自然香味、酒精藥品與淡淡的消毒水味，以及，一些金屬器皿的氣味。等待的片刻裡，總是隱隱不安，彷彿在屏風和走道的後面，隱藏著某些自然神秘、未知而不可侵犯的物事；彷彿另一個世界的入口。
診所的傢具和裝潢細節其實已經記不太得了，只能粗略地說，是一種融合濃濃日本和台灣早期的佈置風格。還記得媽媽抱著我坐在她的腿上，讓舅公看我的情景：小時候，對於舅公頭上戴的「探照燈」非常感興趣，除了可以觀察那黃亮亮小燈泡裡的鎢絲，還能在反光鏡上看見自己扭曲的臉部倒影，轉移些許緊張的情緒。
媽媽總是在外頭就告訴我，等下進去了，不舒服要自己說。在她的鼓勵和堅持下，我也只得硬著頭皮克服害羞和語言表達的問題描述病情；勇敢裝久了，也就真的不怕了。只是，每當那冰冰涼涼的聽診器探入層層的衣服底下，總還是直叫人猛打哆嗦。
舅公開的藥總會用缽細細研磨，白色的粉末，嚐起來有種特殊的鹹味，最為神奇的是，竟有種回甘的餘韻，有種好吃的錯覺。長大後，吃到的西藥不外乎藥錠、藥粉、糖漿和膠囊，吞下腹後不久，總會感到喉頭湧上一股噁心的人造合成味、塑膠化學味；
不曾再吃到過那種鹹鹹好吃的藥了。
幼稚園的時候，看著姊姊哥哥彈鋼琴，引發了我對音樂的好奇與興趣；徵求了幾次，媽媽終於答應。我是三個孩子裡，唯一一個主動要學琴的，是家裡最年幼即學琴，也是學琴最多年的孩子。「鋼琴舅公仔」，則是他們家裡唯一不是學醫的孩子。
可向舅公學琴這麼久，倒也沒想過要問，當初他如何走上這條與眾不同的路；這個決定是否出於不受外界干擾、壓迫、自由的意志。在那個年代，在殖民者日本國的統治策略之下，台灣的孩子當中，優秀、頂尖的學生，最多只能習醫，或者學習藝術，將來踏上當個醫生或老師的路。儘管就學歷氾濫的現在而言，擁有大學學歷可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但在那個時代，舅公們可都不是等閒之輩，都是全台灣屈指可數的大學生。
記得鋼琴舅公是在師範大學音樂系畢業後，到了日本留學，後來，也教出了同樣讀師大音樂系的兒子女兒。
舅公教琴十分嚴格，要求我每天練琴、訓練手指的力量，並提升對琴鍵的觸感和位置熟悉度。很快地，我只需要看著琴譜、而不需要看手指就能彈琴。每週一次的上課時間，我總會早早吃完晚飯，戰戰兢兢卻又充滿期待地準備上課。舅公一到，我會趕緊為他倒上一杯溫水或熱茶，讓他歇會兒，我自個兒則乖乖地坐在琴椅上等候、準備就緒。
記得每當我彈錯琴鍵，舅公手上那支筆、或是他厚厚的手掌，總會在那瞬間精準落下；我也不敢喊疼，倒是有點惱怒，頂多，只在特別疼時才敢撫摸一下手指，接著趕快繼續彈奏下去。
我的鋼琴教材和練習冊全都是舅公精選。有些，是他自己的收藏，有些，則是他到「大陸書局」特別為我新挑的。雖然我不是什麼 Yamaha 之類名氣響亮的音樂才藝班學生，但受到的訓練，卻可能只有更好：除了手指基本功的哈農沒比別人少練過，一些音樂名家的曲子自然也彈過不少之外；在小小的年紀裡，也認識了許多音樂家和他們的故事，對於音樂、曲式、節奏拍子、速度與旋律的感受性，以及，在彈奏樂曲之時，要如何注入情感，以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方式詮釋。
舅公常向母親說，我音感不錯，彈曲子很有感情；在這三個孩子當中，我學得最好。
鋼琴課結束後，我們總會準備一盤水果或點心給舅公，而他也總會留下來和我們這些孩子聊天、下棋。除了鋼琴教材以外，舅公也常帶來一些書本。幾乎所有的書，特別是有些已經泛黃、有些脆化的鋼琴練習冊，舅公都會以他的巧手，用上米白色的油臘紙、日文報紙，或將禮品包裝紙廢物利用，折成精緻的紙書套。
小時候我也偶爾會在心裡埋怨：「我的鋼琴冊子都好老好舊」，但現在想想，這種二手書的概念、用廢紙包書套，其實是相當先進環保，同時，這些習慣和技巧，應該就是日本教育文化所帶給舅公珍惜資源、物盡其用的生活美德。至今，我都還記得他說「要好好保護、珍惜這些書，裡面有很棒的知識」。每當母親向他提及我很愛看書時，舅公總是會泛起微笑，肯定地說：「囡仔若是甲意讀冊，這樣是很好」。
我從小就和溫順乖巧的姊姊、聰明調皮的哥哥相當不同；我生來就是一派天真活潑，常常在家族裡鬧出一些蠢事和笑話，這樣的我，卻同時又是個內心極為早熟、細膩敏感，並且對任何事物都很有主見的好奇鬼。也因為特別愛頂嘴惹事、不斷發問質疑以及不輕易服從，鬧得母親很煩，導致經常惹來一陣跑跳追打、藤條竹子伺候。有時，母親還會向舅公請教，並且抱怨「這個小的都不像她哥哥姊姊，非常難教」。
記得很小的時候，家裡的長輩就告誡我們「不可以談政治」、「不可以『參』政治」；性格向來很叛逆又愛逆向思考的我，不但不懂，也不怎麼當一回事。
可是，就在這段幼稚園大班，一直到後來升上國小以後的這段期間，隨著台灣解嚴、社會逐漸民主開放，我開始陸陸續續在大人的談話間，偶爾聽到一些關於美麗島、白色恐怖、二二八的片段；而他們口中說的故事，許多都是來自親戚家族們的親身經歷。
每次聽到大人「講故事」，總會沈不住氣、忍不住插嘴就問，然後招來「囡仔人真愛偷聽」、「有耳無嘴，聽就好，莫問」的責備，而他們也就巧妙地話題一轉，故事就不再講下去了。我想，一方面也許也是認為我當時年紀還小，無法全面理解而不說，一方面，也許是擔心孩子聽了不敢睡覺、睡了覺作惡夢而不願意說罷。
年紀長了些後，比較有探聽技巧，當然也主動問過長輩這些事，不過，卻一再發現大人之間有種共同的默契：他們不是盡可能避而不談，就是都會突然沈起臉，說道「這款事情不當問」；他們同樣都會流露出不願意提起、不願再度潛入回憶述說的模樣。
有那麼幾次，大人拗不過我的央求，對我說了，也總只是告訴我故事粗略的樣貌、草草結束。長大後我才知道，他們當時說故事是如何小心謹慎而不忘記略去一些恐怖駭人的細節。只記得，在說故事的當中，大人在講到「國民黨」這三個字時，總要刻意壓著嗓、降低音量，並總是一再告誡我，
「以後大漢，毋當參政治。」
「這個政府，是會殺人的。」
就在年紀還很小的時候，懵懵懂懂之間，我已經認知到政治是一件很嚴肅、危險的事。直到後來年紀長了，我才逐漸明白，真正導致他們與更多同時代的人不願意訴說過往的原因，就在於心裡徘徊不去的巨大傷痛和對殘酷政府的深層恐懼。
直到後來，我才知道我的「鋼琴舅公仔」是二二八受難者。
記得在我就讀國小較高年級時，舅公曾跟我約略說過一兩次二二八。然而，同樣地，對於他自己坐牢的過程和細節，倒是沒有讓我知道太多：一講到「被拔指甲」、「整個指頭姆公都流血、烏青變黑」、「針刺指甲肉」的界線，故事就會突然刻意地「虎頭蛇尾」、嘎然而止。
舅公告訴我，他好多大學同學和朋友，有些是長期不滿國民黨政府的高壓統治作為，有些是不滿警察這樣不明就裡、蠻橫打人，有些，則是上前去關心聲援加入抗議，有些只是聽說出了事、下了課順道過去看看.....「攏是學生啊、善良老百姓」，好多從來就不曾出現在現場、與「那些事」完全無關、也「沒有做什麼」的少年人，最後卻是一干子通通進了牢裡。
當時還是年輕的舅公，在牢裡度過了好些年，也成了國民黨政府「黑名單」的榜上人物。
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家人親戚或朋友，甚至鄰居，只要有人「厝內出事情」，絕對不能「相借問」，前往探試或相互拜訪連絡。風聲鶴唳，人心惶惶，什麼都逃不過警總的監視。每一個人都都深怕被牽連入獄、怕被監視、怕被安上莫須有 的罪名，更怕平白無故被判處死刑、招致死亡，也怕別人胡亂抹黑或告密。
即使是親人，走在路上巧遇，也要裝作素不相識。
舅公說，不少大學的同學和好朋友當時都死了；有些，則是失蹤至今，找不到屍體。
還有好多人沒有得到平反、國家的道歉和補償。
「這款迫害，安怎證明？」
「人若不是都死了，就是找沒有了，是要證明什麼？」
儘管好多年過去，事過境遷了，個性溫和的舅公，據說脾氣開始變得十分古怪，有時候還會突然神經質起來。大人們說，就是二二八、就是牢裡精神和肉體的虐待，徹底改變了舅公，並且對舅公的人生造成了深刻而負面的影響。他變得不敢相信人，對人缺乏信任感，有時候連自己的妻子和家人也懷疑起來，引發劇烈的爭吵。
前些日子小阿姨來家中作客，聊到舅公，說最近一兩年舅公曾打電話給她，言談之中神神祕秘，透露一些關於「政府擱開始了」、「有在監視」、「要加小心」的種種。
可能當時我還小，沒什麼機會感受到舅公脾氣究竟如何古怪。只覺得這位鋼琴舅公對我彈琴要求嚴格、教學嚴厲又認真以外，其實是個很和藹、很有愛心和耐心的人，並且，還是個好學博學、什麼事都知道的長者。
舅公不但是我我童年的大朋友，也是我生命裡認識的第一個「知識份子」。
二二八這天，我約母親一起去北美館看顏水龍和陳澄波；然後想起我的舅公。
想起舅公對我說那些二二八故事時，如何抑住強壓自己的恐懼，身體卻不由自主地輕微懺抖、倒抽幾口氣；想起他每次從家裡離開，跨上那台舊舊破破的鐵馬時的身影，不由得透露出幾分屬於那個大時代的悲哀，以及對那份對於已然逝去、無可挽回的年華青春的落寞。想起舅公說「台灣人要會講台語，台語金水」，不要忘記自己的根；想起他告誡我
「囡仔人，長大不當懂政治；莫參政治」。
這幾天看見好多追思紀念的活動、儀式和文章，當然，還有郝伯村的狂妄言論、以及對郝先生歪曲史實、出言不遜的躂伐與批評。然而，加害者不該受到懲罰嗎？他們值得別人原諒嗎？對於二二八受難者和家屬而言，遲來的正義，什麼時候才會真正到來呢？那些曾經活在那個時代、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心中的那份精神性的恐懼什麼時候才會真正消失？
究竟傷害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得到安慰？
是否需要某些努力，需要建構某些前提和條件，才能要獲得原諒？
罪行和事實可以永久掩蓋嗎？真相何在？
歷史是否已經擺脫了統治者詮釋和控制了呢？
人民知道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的真實故事嗎？
是否在教育普及以後，在具備知識以後，我們都養成批判能力和民主素養？是否又從歷史和錯誤之中，學習到任何的教訓與警惕？
而這個社會這個國家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是否又因為這些人的犧牲，以及更多的人多年來的努力而發展進步呢？
究竟，這些年下來，我們終於是前進了，還是倒退了？
長大後的我，樣貌變了、長高了，卻是同樣叛逆。
也許是天生下來就是要當個俠義之士，再加上獅子座特強的正義感雷達不時地加持發作，我總是十分古道熱腸又雞婆，總是會在各種活動運動，各種社會議題或是公共事務，或是校園或是社會政治的場域，看見我的身影。然而，仔細想想，也許這一切，都來自於我的身體裡流著家族那份對於自由民主懷有理想的共同血液，來自於我擁有那與生俱來、對於社會公平正義有所深切盼望、關懷與渴求的基因。
長大後的我，因為基於對學運的嚮往，後來進入台大，希望能一探學運究竟.....不過，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這些年下來，母親勸我「不當愛雞婆」、「莫參政治，政治複雜」的次數越來越少，彷彿心裡也默認我這個孩子的天性如此、旁人勸不得﹔並且，至少我這孩子的叛逆可是用在對社會有益的方向，便也就不那麼反對和阻擋。有時，母親甚至會打趣著說「你要是生在那個時代，早就被抓去關了！」或是「你太明顯『思想有問題』，絕對是個政治犯！要抓去關！」不過，每當我在外頭受挫、遭人瞞騙、背叛利用而受傷之時，那句伴隨著歎氣的「就跟你說過，莫參政治」又會再度在耳邊響起。
只是，每當我有了想要離開的念頭，或當我短暫離去一段時間之後，總又會發生什麼事件，讓我不得不去關心、不得去不參與、不得不「不能放下」；我不得不去盡到那個身為公民的責任，我必須回到那個相同的範疇領域、那個讓我勉強、痛苦的老地方。
冥冥之中，彷彿有一條命運的枷鎖束縛著我，讓我總是一再回首。
只是，時光荏苒，所謂「敢」，所謂「具有責任和道德勇氣」，承擔責任、參與政治，已在這些年後、在不同的層次上，具有不同的表現型式與意義。
轉型正義與否，有很大一部份，端看過去犯錯的政府政黨和執政政府和的態度和作為；而我則是這麼想的，身為小老百姓的我們，也有盡到「知曉」和「轉述」這些台灣歷史上，真實故事的知識、能力和責任。
好久沒有打開琴蓋彈琴了。
二二八這天，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來紀念、感懷，向台灣早期所有優秀菁英、知識份子們與運動者致意；並獻上我小小的祝福和哀悼。
台灣加油！加油！
—本篇文章寫於 2012年2月29日 6:34
—照片為二二八受難者台灣本土畫家陳澄波畫作《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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