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盧溝橋在哪一省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3月24日
（甲部）
地點：廣東省城（今廣州）
人物：義律
事件：【義律抵達廣州】
美國人吉迪恩·奈（Gieon Nye, Jr.，1812-1888，27歲）記錄了義律潜入廣州的情景：「和解而又無畏的義律完全驅散了『加爾各答黑牢』的陰影，他手持長劍，從澳門乘小艇前來，歷經艱險抵達了英國商館。（註1）」

「義律於3月23日由澳門趕往廣州，途經黃埔時，曾受到清軍的警告。（註2）」

義律的妻子克拉拉（Clara Genevieve Windsor，1806-1885，33歲）描述了當時情景：
「查理十分勇敢地匆匆趕往廣州，我非常擔心。他不得不乘一條小船（他的四槳小艇），從上百艘作戰帆船的圍堵中衝出一條路。幸虧他穿着制服大衣，這或許能救他的命……在同胞們的一片混亂中，他安全登岸。（註3）」

就連憤世嫉俗的馬地臣也被當時的場面所打動，他寫道：「場景十分引人注目，（3月24日）下午六點鐘左右，我們在屋頂平台上望見一隻外國小船，上面坐着一個頭戴三角帽的人。船越來越近，一大羣中國船隻在後面追趕。經證實是查理·義律在設法登岸，眾多船隻組成的屏障正在合圍，想在中途把他攔截下來。小船上立即升起旗幟。」這面旗幟只是這艘小艇的旗，正式的英國國旗不知道放到哪裏去了。但是，旗幟飄揚在商務監督的駐在之所，表明外國僑民此刻已經處在英國的保護之下，這場爭端就此轉變為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的正式衝突（註4）。

義律抵達廣東省城，潛入廣州洋館顛地住處，指使英商拒繳鴉片，同時庇護顛地乘夜逃遁。但商館周圍通道已經戒嚴，顛地住處也被館店工人圍著。

最後，顛地經林則徐等查知截回洋館（註5）。

（乙部）
地點：廣東省城（今廣州）
人物：林則徐
事件：【林則徐下令封鎖商館】
林則徐得知「義律進省，即願引帶顛地脫逃，以阻呈繳煙土之議（註6）」，為給予制裁，下了最大的決心，宣佈終止廣州一切中外貿易，繼而下令派兵封鎖十三行，禁止出入，撤出所有華人買辦和僕役，斷絕了糧食等各種供給，並禁止民間向十三行出售食物。同時下令洋商伍紹榮、盧繼光及潘紹光等遵照辦理（註7）。

林則徐下令加緊防守要隘，封鎖廣州海上交通，其日記寫道：「是日各路調派巡船弁兵（指武官），防範夷人出入（註8）。」也就是說，林則徐將一個達六萬六千平方米的大商館區變成了一個大拘留所，其中約350名外國商人被統統關了禁閉，以迫令煙商交出鴉片。

這次封鎖商館的聲勢相當浩大，行動也比較敏捷果斷，當時人翻譯的西報也有詳盡的報導說：
「義律到省甫行上岸，即到瞳坦菽塚各外國人俱已知道，皆去見義律，於是即說皆到公司館會議。中國管店工人圍著瞳討館，以防瞳燙幼擼看見許多夷人，以手把手，奔出館來。義律頭上帶著扁帽，手中拿著劍。圍館之人，恐怕夷人用武，往船艇上去，圍館之人就跑到岸邊截住，見眾人進入公司館。圍館之人雖未行強，卻大聲喊叫如雷，令我等好多人害怕，猶如上年十二月十二日之事一樣。夷人入了公司館，兵丁就來趕院內之人，西瓜扁船渡船並各種船隻，皆裝滿兵丁，圍著夷人館前，斷絕夷人水上去路。凡到各夷館之街道，俱已堵塞，並將各夷館之後門，亦於前一日皆用磚砌塞了。濠溝內自橋至行街口，皆系官船，周圍屋頂上，皆安置有人，看守各夷館。地方官謀事甚能幹，辦這些事務甚是敏捷，約數刻之間，我等全被囚禁了，以致夷人都不能逃走。隨即出告示，將夷人貿易盡行停止，並將我等之廚子、沙文、管店皆即撤去。沙文人等避我們如避瘟疫一樣。各有夷人各館，倏時間即變成大監牢，內中之人好似未帶鎖鏈之犯人，外面俱有人看守。」（註9）

#知史討論。

韋爾許：英國政府所能提供的只是道義上的保護，義律惟一可用的兵力是小艇上的四名水手。林則徐的處境十分有利，他把相當大一部分在華外國人拘禁在廣州商館周圍方圓數英里範圍內，根本沒有意識到他所引起的轟動。林則徐堅持三項條件：第一、港口和珠江上的船隻必須繳出全部鴉片；第二、所有商人必須具結保證將來不再販賣鴉片；第三、必須交出蘭斯洛特·顛地。除非洋人兑現第一項條件，否則將一直封鎖商館，停止一切貿易，所有中國人一律離開商館。只要交出鴉片，其他條件即可放寬，逮捕顛地一事亦可暫緩。（註10）

對於義律包庇顛地一事，林則徐有如下記錄：「乃義律未進省以前，聞各夷人尚皆口稱願繳，不過未報實數，即顛地自知久慣販賣，不敢遽出見官，亦尚未敢逃走。詎自二月初十晚，義律進省，即願引帶顛地脫逃，以阻呈繳煙土之議。若非防範嚴密，幾致兔脫狼奔。是義律如此行為，直同鬼蜮，尚能勝領事之任乎？」（註11）

馬士：林則徐的這一嚴正措施，給予蜷伏商館內的英商以極大的壓力，除了被限制出入、通信、斷絕食品用水外，他們「也只得親自去烹調、洗滌、掃地、鋪床、擦燈、挑水、擠牛乳，以及做家庭一切瑣務」（註12）。

徐中約：三百五十名洋商被困在商館區裡，因廚師、挑夫和僕人的撤走而大為不便，但他們並未缺乏食物，行商、漢語教習和從前的僕役經常偷偷送來麵包、家禽、羊肉、雞蛋、食油和食糖。最大的不自在是單調無聊、氣候悶熱和前景迷茫，軟禁持續了六個星期。在義律看來，這是對英國人生命、自由和財產採取的強盜行徑；但在林則徐看來，這卻是中國法律的正當實施及對走私徒的正義懲罰。（註13）

註1：法蘭克．韋爾許（Frank Welsh）著，王皖強、黃亞紅譯：《香港史：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年)。
註2：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文書》(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39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頁175-176。
註3：法蘭克．韋爾許（Frank Welsh）著，王皖強、黃亞紅譯：《香港史：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年)
註4：法蘭克．韋爾許（Frank Welsh）著，王皖強、黃亞紅譯：《香港史：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年)。
註5：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三冊奏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132 /1256。
註6：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五冊文錄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119 / 2405。
註7：《林則徐集·公牘六》頁六一。
註8：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 384 / 4576。
註9：《鴉片戰爭》Ⅱ，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頁四二○。
註10：法蘭克．韋爾許（Frank Welsh）著，王皖強、黃亞紅譯：《香港史：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年)。
註11：《林則徐信及錄》〈咨覆廣督批示義律夷稟一案稿〉己亥二月十二日。
註12：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頁二五一。
註13：徐中約（Immanuel Hsu）：《中國近代史 – 1600-2000，中國的奮鬥》上冊，計秋楓、朱慶葆翻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83。

（本文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中心簡介：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https://www.cnhe-hk.org/）是民間慈善團體，冀望本「香港心、中國情、世界觀」理念，凝聚社會各界共識，向年青一代、老師及公眾人士，傳承中華文化精萃。

#知史 #長知史 #歷史 #中國歷史 #鴉片戰爭 #林維喜案 #林維喜 #林則徐 #民族英雄 #禁煙 #禁毒 #日誌 #知史討論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

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
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
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

【屏東燈會幕後策展思維解析】
　　
每年巡迴台灣各地，在元宵節前後開幕的台灣燈會今年走到台灣最南端的屏東縣大鵬灣風景區。當初選在這塊台灣最大執行年限也長達 50年之久的BOT開發案所在地，其實迎來各方不看好的風聲。
　
主要原因是台灣燈會從2001年之後便開啟由中央交辦各地方政府輪流主辦的模式，中央與地方各自有想法，加上大鵬灣本身管理單位也會有意見，三方人馬交雜意見無法被整合，都是這種大型活動搞砸經常有的橋段，要能協調中央與地方兩派人馬的意見，兩大陣營各自領軍整合創意執行的PCM（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如何有效橫向連結中央跟地方的意見就很重要。
　　
本次負責整合中央部會資源的PCM為桔禾創意的執行長 Jimmy Chang 與樺致形象設計有限公司創意總監 楊佳璋 。他們認為每年主燈都是生肖這件事相信台灣民眾已經感到厭煩，而花費龐大經費籌辦後的花燈典藏環節，又必須找來許多相關部門開會尋求購買意願也是棘手。一些小規模的花燈可能還好，大家意思意思買買也就是了，但最大型的主燈往往是最讓人頭痛的環節，一來是該生肖與各地方不見得有直接關聯不知道要擺在哪，加上12年一次循環，這些主燈勢必會有遇到重複的時候，結果就是散落在台灣各地的12生肖將會越來越多，「既然如此，不如就選擇燈會舉辦當地城市最有代表性的事物當成主燈，只要設計的好，該地縣市長也會願意就地典藏，#省去主燈在燈會舉辦完之後不知道該怎麼辦的麻煩，為當地城市設計很有意義，被妥善保存也很環保，一箭三鵰不是很好嗎？」Jimmy說。
　
大鵬灣有其天然地利，水景優美海風徐徐，策展團隊希望打破過往慣例，不要以每年生肖題材當成主燈，而是以東港特產黑鮪魚當作概念，甚至希望把主燈放在海面上！但這種破天荒的提案方向讓團隊在初期提案整合時花費了不少苦心，與中央交通部觀光局及地方屏東縣政府的政府官員都有不少想法上的折衝。在策展團隊不厭其煩地提案與三方人馬溝通後，#獲得觀光局副局長的全力支持，才讓最重要的主燈呈現出一個30年來不曾出現的獨特姿態。
　
而除了主燈之外，其實今年其他的花燈創作設計更能窺見策展團隊的用心！像是在「光耀三十」燈區找來33位國內外知名藝術家進行在地創作，我很喜歡光耀三十燈區裡有一個以陽光、空氣、水構成的「#光合作用」作品，藝術家 楊海茜 鉤織出一個色彩繽紛的穹頂，也是她第一次嘗試高空作業，配合海邊夕陽餘暉真的是美到一個極致！而「藝術燈區」主燈由設計師 Cheng-Tsung Feng 與工藝師 與木製研 合作的「#帆城」更是在眾多色彩繽紛的作品當中，在一隅靜謐地散發出一股聖潔凜然的純白氣場，他覺得每艘船就像一個小單元，在海上組合成龐大的聚合體，船帆的聚集象徵著當地居民實際因農漁業工作互通有無的有機體，也是眾人凝聚對未來的希望。還有其他很美的藝術作品，都已經讓各方人馬搶破頭，積極地向策展團隊接洽中。
　
除了藝術家、設計師的作品，當然也有符合你對所謂「台灣燈會」傳統意象的作品，一定會有的宗教燈區、由花燈工藝師 #藍永旗 打造的巨型 #土地公副燈「#南國豐收」、或是來自各級教育機關學生的作品、甚至有來自法務部矯正署的受刑人創作，#孔雀燈王 讓人看得目不轉睛。（受刑人的手藝之巧也真是讓我驚艷啊）而位於大鵬灣海面上的黑鮪魚主燈彷彿是從海面上昂然長出的一顆奇岩巨石，搭配建構在海裡的水舞，及經過無數協調，請來在平昌奧運大展身手的 #intel無人機團隊，在空中來列出巨型「屏東」二字或是當地福安宮的土地公形象等，科技團隊的加入打破對傳統燈節的想像，讓人流連忘返！
　
這些五花八門的作品型態構成了現今所謂「台灣風格」的豐富意象。最近很多人在探討所謂的台灣風格，因著台灣有太多豐富的文化 所以我們的風格是一種「MIX」風格。不過在我看來，台灣人的海島個性有著如海一般吞納百川的特徵，台灣風格當中具有強烈的實驗性，與其要說MIX不如說我們是一種「#變形蟲風格」，是一個持續改變的有機體，我想，台灣可能不願意在這個還有諸多發展可能性的時候就被清楚定義，只要有夠好的舞台，在這塊海島上創作者就能很好地展現自己，「台灣燈會在屏東」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因此我也要特別肯定 #交通部觀光局 與 #屏東縣政府 的對策展執行團隊的全盤信任。這次的燈會合作模式為往後中央與地方合作的大型活動立下一個良好示範，中央放手讓策展團隊打破各種傳統規矩，地方政府全力協調燈會整體交通配搭，才能創下單日將近170萬人次的超狂佳績，目前累計人數已破1000萬人次！為台灣燈會寫下一頁歷史！
　
而縣府也請來6000位志工協助燈會運行，在這個高流量的人次並充滿著美食攤販的狀態下，雖然可以看見大家走累了便圍繞在燈飾作品底下歇著或吃東西，算是蠻典型的台灣活動會看見的狀態，但這百萬名民眾卻發揮超乎我想像的自制力與公德心，加上志工努力維護環境乾淨，場地在散場2小時後馬上可以恢復到地上沒有一張垃圾，#乾淨程度可媲美日本FUJIROCK音樂祭，甚至有網友說，屏東燈會是他參加戶外活動以來看過史上最乾淨的流動廁所！而 #作品幾乎都沒有圍上紅龍阻擋也是這次屏東燈節的一大特色，主辦單位說，本來害怕民眾不小心破壞燈飾作品，但各團隊都很大器地希望民眾可以與燈飾作品互動，就算有損壞藝術家們也都會馬上即刻處理，我想如此近距離與藝術作品接觸，也是台灣民眾的福氣，更能看見台灣民眾整體正逐漸長成一個具有高素養的觀展者群貌。
　
但看到人這麼多，你就害怕不敢去了嗎？我認為當我們都能不遠千里到世界各國遠得要命的地方去體驗藝術祭或音樂節的時候，不過就是搭個高鐵與接駁車就能到達、百年難得如此精彩的一次藝術、設計、傳統、科技大結合的台灣屏東燈會，你更應該要趕快準備行李趁連假往南部衝一波！不然日後你將會非常後悔，當時為什麼沒有鼓起勇氣衝下去，參與台灣在設計藝文與傳統價值上，創造歷史的新一刻！
　
photo： Hao Zhang、 嘟嘟嘟 、Chad Liu

#無人機影片在第一個留言
#無人機真的要看現場才會感動啊啊啊啊啊啊
#今天有盧廣仲的現場表演喔
#禮拜日最後一天閉幕表演還加碼主燈閉幕煙火秀
#不要想了快衝就對了！ #我屏東我驕傲
#台灣燈會在屏東 #光耀三十 #design #art #festival
#TaiwanLanternFesti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