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如何閱讀一本書】
對於寫作者來說,閱讀上的積累是必不可少的一環。
而這次分享的這篇文章,出自國學大師朱光潛,教你如何讀書更能將其中的養料化為己用。
一起來看看他提出的方法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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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讀書 / 朱光潛
十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談讀書,這問題實在是談不盡,而且這些年來我的見解也有些變遷,現在再就這問題談一回,趁便把上次談學問有未盡的話略加補充。
學問不只是讀書,而讀書究竟是學問的一個重要途徑。因為學問不僅是個人的事而是全人類的事,每科學問到了現在的階段,是全人類分途努力日積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這成就還沒有淹沒,就全靠有書籍記載流傳下來。
書籍是過去人類的精神遺產的寶庫,也可以說是人類文化學術前進軌跡上的里程碑。我們就現階段的文化學術求前進,必定根據過去人類已得的成就做出發點。如果抹煞過去人類已得的成就,我們說不定要把出發點移回到幾百年前甚至幾千年前,縱然能前進,也還是開倒車落伍。讀書是要清算過去人類成就的總帳,把幾千年的人類思想經驗在短促的幾十年內重溫一遍,把過去無數億萬人辛苦獲來的知識教訓集中到讀者一個人身上去受用。有了這種準備,一個人總能在學問途程上作萬里長征,去發見新的世界。
歷史愈前進,人類的精神遺產愈豐富,書籍愈浩繁,而讀書也就愈不易。書籍固然可貴,卻也是一種累贅,可以變成研究學問的障礙。
它至少有兩大流弊。
第一,書多易使讀者不專精。我國古代學者因書籍難得,皓首窮年才能治一經,書雖讀得少,讀一部卻就是一部,口誦心惟,咀嚼得爛熟,透入身心,變成一種精神的原動力,一生受用不荊現在書籍易得,一個青年學者就可誇口曾過目萬卷,「過目」的雖多,「留心」的卻少,譬如飲食,不消化的東西積得愈多,愈易釀成腸胃病,許多浮淺虛驕的習氣都由耳食膚受所養成。
其次,書多易使讀者迷方向。任何一種學問的書籍現在都可裝滿一圖書館,其中真正絕對不可不讀的基本著作往往不過數十部甚至於數部。許多初學者貪多而不務得,在無足輕重的書籍上浪費時間與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擱了;比如學哲學者儘管看過無數種的哲學史和哲學概論,卻沒有看過一種柏拉圖的《對話集》,學經濟學者儘管讀過無數種的教科書,卻沒有看過亞當斯密的《原富》。做學問如作戰,須攻堅挫銳,占住要塞。目標太多了,掩埋了堅銳所在,只東打一拳,西路一腳,就成了「消耗戰」。
讀書並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選得精,讀得徹底。與其讀十部無關輕重的書,不如以讀十部書的時間和精力去讀一部真正值得讀的書;與其十部書都只能泛覽一遍,不如取一部書精讀十遍。
「好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這兩句詩值得每個讀書人懸為座右銘。讀書原為自己受用,多讀不能算是榮譽,少讀也不能算是羞恥。少讀如果徹底,必能養成深思熟慮的習慣,涵泳優遊,以至於變化氣質;多讀而不求甚解,則如馳騁十裡洋場,雖珍奇滿目,徒惹得心花意亂,空手而歸。
世間許多人讀書只為裝點門面,如暴發戶炫耀家私,以多為貴。這在治學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讀的書當分種類,一種是為獲得現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識,一種是為做專門學問。為獲常識起見,目前一般中學和大學初年級的課程,如果認真學習,也就很夠用。所謂認真學習,熟讀講義課本並不濟事,每科必須精選要籍三五種來仔細玩索一番。常識課程總共不過十數種,每種選讀要籍三五種,總計應讀的書也不過五十部左右。這不能算是過奢的要求。一般讀書人所讀過的書大半不止此數,他們不能得實益,是因為他們沒有選擇,而閱讀時又只潦草滑過。
常識不但是現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專門學者也不能缺少它。
近代科學分野嚴密,治一科學問者多固步自封,以專門為藉口,對其他相關學問毫不過問。這對於分工研究或許是必要,而對於淹通深造卻是犧牲。
宇宙本為有機體,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關,牽其一即動其餘,所以研究事理的種種學問在表面上雖可分別,在實際上卻不能割開。世間絕沒有一科孤立絕緣的學問。
比如政治學須牽涉到歷史、經濟、法律、哲學、心理學以至於外交、軍事等等,如果一個人對於這些相關學問未曾問津,入手就要專門習政治學,愈前進必愈感困難,如老鼠鑽牛角,愈鑽愈窄,尋不著出路。其他學問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專,不能博就不能約。先博學而後守約,這是治任何學問所必守的程式。我們只看學術史,凡是在某一科學問上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於許多它科學問有深廣的基矗目前我國一般青年學子動輒喜言專門,以至於許多專門學者對於極基本的學科毫無常識,這種風氣也許是在國外大學做博士論文的先生們所釀成的。它影響到我們的大學課程,許多學系所設的科目「專」到不近情理,在外國大學研究院裡也不一定有。這好像逼吃奶的小孩去嚼肉骨,豈不是誤人子弟?
有些人讀書,全憑自己的興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書就把預擬做的事丟開,用全副精力去讀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書,仍是如此辦,雖然這兩書在性質上毫不相關。一年之中可以時而習天文,時而研究蜜蜂,時而讀莎士比亞。在旁人認為重要而自己不感興味的書都一概置之不理。
這種讀法有如打游擊,亦如蜜蜂採蜜。它的好處在使讀書成為樂事,對於一時興到的著作可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養成一種不平凡的思路與胸襟。它的壞處在使讀者氾濫而無所歸宿,缺乏專門研究所必需的「經院式」的系統訓練,產生畸形的發展,對於某一方面知識過於重視,對於另一方面知識可以很蒙昧。
我的朋友中有專門讀冷僻書籍,對於正經正史從未過問的,他在文學上雖有造就,但不能算是專門學者。如果一個人有時間與精力允許他過享樂主義的生活,不把讀書當做工作而只當做消遣,這種蜜蜂采蜜式的讀書法原亦未嘗不可採用。但是一個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種學問的志願,他就不能不有預定計劃與系統。對於他,讀書不僅是追求興趣,尤其是一種訓練,一種準備。有些有趣的書他須得犧牲,也有些初看很乾燥的書他必須咬定牙關去硬啃,啃久了他自然還可以啃出滋味來。
讀書必須有一個中心去維持興趣,或是科目,或是問題。以科目為中心時,就要精選那一科要籍,一部一部的從頭讀到尾,以求對於該科得到一個概括的瞭解,作進一步作高深研究的準備。讀文學作品以作家為中心,讀史學作品以時代為中心,也屬於這一類。
以問題為中心時,心中先須有一個待研究的問題,然後采關於這問題的書籍去讀,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諸家對於這問題的意見,以供自己權衡去取,推求結論。重要的書仍須全看,其餘的這裡看一章,那裡看一節,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丟手。
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對於初學不相宜。不過初學者以科目為中心時,仍可約略採取以問題為中心的微意。一書作幾遍看,每一遍只著重某一方面。
蘇東坡與王郎書曾談到這個方法:「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並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蹟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仿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慕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朱子嘗勸他的門人採用這個方法。它是精讀的一個要訣,可以養成仔細分析的習慣。舉看小說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結構,第二次但注意人物描寫,第三次但求人物與故事的穿插,以至於對話、辭藻、社會背景、人生態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讀書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統組織。比如看史書,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與政治的關係,則全書中所有關於這問題的史實都被這中心聯繫起來,自成一個系統。以後讀其它書籍如經子專集之類,自然也常遇著關於政教關係的事實與理論,它們也自然歸到從前看史書時所形成的那個系統了。一個人心裡可以同時有許多系統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許多「部首」,每得一條新知識,就會依物以類聚的原則,匯歸到它的性質相近的系統裡去,就如拈新字貼進字典裡去,是人旁的字都歸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歸到水部。大凡零星片斷的知識,不但易忘,而且無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識必須與舊有的知識聯絡貫串,這就是說,必須圍繞一個中心歸聚到一個系統裡去,才會生根,才會開花結果。
記憶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讀過的書所形成的知識系統,原本枝葉都放在腦裡儲藏起,在事實上往往不可能。如果不能儲藏,過目即忘,則讀亦等於不讀。我們必須於腦以外另辟儲藏室,把腦所儲藏不盡的都移到那裡去。這種儲藏室在從前是筆記,在現代是卡片。
記筆記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學家採集標本,須分門別類訂成目錄,采得一件就歸入某一門某一類,時間過久了,採集的東西雖極多,卻各有班位,條理井然。這是一個極合乎科學的辦法,它不但可以節省腦力,儲有用的材料,供將來的需要,還可以增強思想的條理化與系統化。預備做研究工作的人對於記筆記做卡片的訓練,宜於早下工夫。
理學士化學出路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盧斯達:抵抗一場名為天神的瘟疫】
見《號外》4月522期
八個月前,一個身穿黃色雨衣的香港人,在金鐘太古廣場掛上反送中標語,後來從高處墮下不治,得年35歲;之後一個年輕女孩在粉嶺自殺,在牆上寫上支持抗爭的遺言;第四個,在長沙灣自殺之後,留下遺書:「不是民選的政府是不會回應訴求 香港需要的是革命」。後來還有很多。悲哀不只是源於生命遺失,而是他們的死願,都受到很多刻意曲解和掩藏。
例如金鐘事件,有親北京網媒說,死者與數宗罪案有關,說危站事件是因為立法會議員鄺俊宇給予資助等等;粉嶺事件,有親中網媒說她是「為情自殺」,掩埋的意味明顯;後來事件越來越多,連支持示威的傳媒也覺得,要淡化事件,以免有模仿效應,因此一些人即使留下確實遺書,都盡量不處理;亦有人說,不應該視他們為「烈士」,不應歌頌,理由亦同。
我不認同這些思想潔癖的人。我總是細讀和傳閱死者臨行前留下的話,如果不能發掘出死亡的意義,不能阻止更多生命的飛散,而且這種唯生命論的人生觀,本身就充滿缺憾。生命誠可貴,但還有更高貴的東西。
其實他們和我們都是患者。這病不是情緒或精神病,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怪病。如果真實是一個太陽,我們就是洞穴裡的人,我們只能透過火光的反映來試著認識它。這病傳播已久,只是有些人早發覺,有些人不發覺。2014年佔領火紅火綠的時候,不只一個情緒病患者跟我說,那段時期病情好轉,甚至不藥而癒。當然,佔領失敗之後,病情又回來了。
我回想那段時間,實際政治和行動,隨著時間而變得蒼白,但個人的感受仍然鮮活。我們覺得自己的犧牲和生命,確實影響了甚麼,感覺到自己的生命不是宇宙中可有可無的微塵,而是有意義的。在政治的現場,我們感到痛苦,也治癒。
感覺到治癒,大概是因為我們的日常生活,有著致命的病毒,那病毒將我們從生命中隔絕出來,令我們覺得孤立和無助。很多人覺得政治抗爭,是非日常活動;但在生命和個體的維度,政治令我們與其他人聯合起來,是重返日常,是隔離和孤立的終結。
在長沙灣離世的死者,案頭有遺書、眼罩、生理鹽水、相機等等。遺書的其中幾句:「甚麼也改變不了的無力感令人煎熬」、「對未來完全看不到希望,絕望得令人窒息」。香港的日常生活,確實彌蔓著這樣類似的阻絕感。完全不民主的政府,是的;無法掌握自己的邊界和命運,是的;打擊來臨的時候,我們只能默默承受,怒氣和尖叫發出來的時候,天地默然,沒有人和善神回應我們。
2016年的梁天琦和其他人,令我擁有過希望。他們後來被強硬地取消了參選資格。雖然我們知道立法會不過橡皮圖,香港的選舉,不是美國或者台灣那種,不會真的帶來革命性改變。當年我們很多都二十多歲,我們都想存在,在陽光下擁有發言、被體認的位置。打擊來臨之後,世界還是不免黯然和漆黑:團體解散、活躍的人隱藏起來;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那是反送中的預演。
我們曾經想過治好香港的不明疫症,令世界沒那麼空虛,令自己沒那麼被拒絕,但我們未夠實力。病毒很頑強,甚至令你覺得,你做任何事情都沒作用。
人自殺或生存,是一個複合現象。我們死或者生,大多數不是由單一原因支撐。寫下遺書反送中的人,也不一定沒有其他煩惱,亦可以同時有感情問題。然而若當中有任何一個原因,來自社會,都證明了社會出了問題。很多人會將自殺現象,視為一個病理現象。這自然是令體制和社會賢達舒服的處理,因為自殺思想和行為,被精緻地切割為一個科學現象,例如說大腦的化學分泌出了問題,或者人際支援不足、社工服務不夠諸如此類。
這種病理化定性,往往是為壓迫性和高壓的社會體制開脫,為設定這一切的天神開脫。我們對自殺行為的一般思想,有一個總權力設置的導向。我們可以輕易理解一個人為情自殺、為長期病而死、為生計自殺,但我們不能理解一個為政治自殺、為理念而死的病人。
我們都是天神的受害者,但天神同樣豢養影響了我們一生,因此我們不能理解別人的死亡,是一種自我否定 (self denial)。我們對「烈士」這個概念的陌生和反感,本身就是天神在我們意識裡留下的遺跡。他們要我們傾向將社會的現象,窄化為個人問題。有人窮,是因為他自己懶;有人死,是因為他自己不開心。如果有人為情自殺,我們會譴責那個令死者不開心的人,這很簡單;但如果令人不開心的原兇,是這個排除香港人參與的政治社會經濟體系,我們不會批評這個政治社會經濟體系,原因還是你個人想不通。
佔領運動在2014年無疾而終之後,我留意到很多年輕人自殺。在我眼中,學生自殺現象在15年之後到達高峰,死者的背景、經濟狀態、年齡分佈得很廣泛,是一個總體的現象。批評聲音日多,特區政府也在2016年推出了「五大措施」幫助學生。
據資料,五大措施是:「一、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了解分析自殺成因及提出預防方法;二、舉辦五場地區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生輔導專業人士介紹預防自殺和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三、舉辦教師講座,教導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和相關支援;四、局內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人員為有特殊需要的學校提供到校支援;五、以學校、家長和學生為對象,製作知識小錦囊。」
2016年3月6日,時任教育局長吳克儉呼籲學生要「逆境自強」,「珍惜身邊所有,勇敢面對逆境,堅信辦法總比困難多,為未來闖出新路和新希望!」2016年10月,他又說「大專生自殺源於未做好生涯規劃,大專生在壓力下「有啲唔舒服嘅嘢就頂唔順」。
我相信他們是真心,他們完全不會想到,自己的教育政策和廣義的統治,就是令很多人想一死了之的直接成因。早在反送中以前,香港即已彌蔓著死亡和疫症,但那卻不是口罩就可以預防。北京的單邊政策、特區的蕭規曹隨,就好像中古時代的蒙古人攻城,殺了人,染了病,就將充滿病毒的屍體拋進城裡。感染了城內的人,剝奪了他們的氣力,他們就能破城佔領。所以對於天神來說,知道不知道也好,令你悲苦、令你無力、否定你、嘲笑你,是應份,他們固然不會悲憫人民,也知道悲苦如果停留在悲苦,還能剝奪你反抗的力氣。
很多人,特別是中年人,他們每年六四前後,都很悲憤,但這份悲憤不會轉化成堅定和力氣,不會成為守住這裡的力氣。我永遠記得反送中爆發之前,在那個百萬人大遊行之後,其實所有人都在等死,等條例在立法會通過,但那一晚在立法會前面,毫無裝備的年輕人開始推鐵馬,開始抗爭,他們不甘心,他們憤怒,就無視了香港政界一直強調的和理非教條,就是這些人引爆了之後的抗爭。
我要將桂冠戴到「年輕人」頭上,因為那一晚我也在立法會外面,目測,沒有一張臉孔不是青澀的。他們最年輕但也最堅強。
最深的病毒,便是籠罩這個社會的天神本身;中國是最大的、香港人只能逆來順受、香港是大灣區一部份、香港人的歷史出路只能是跟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香港人不能建立自己的主體、病毒從中國來而香港絕對不能封關……抵抗這種「天命」,對我來說,是凡人唯一值得存在的意義。
我自豪成為一個香港人,因為香港將會 / 已經成為這種天命的反題。
天神之於我們,是永恆的瘟疫,祂的存在本身,就是不斷否定我們。天神會像林鄭一樣冷笑,嘲弄我們。我們難以馴服,因為我們很難馴服一個永遠否定自己、不具包容性的天神。在抵抗之中,我們不能逃避內心的憤怒和抑鬱,我們不能否認自己每一秒都很想死。我們要直面天神的惡意,不能陷入單純痛苦的無明。無明就是你受苦,但你不知道受苦的緣由。
抗疫即抗命,因為政權不給封關,故意讓病毒抵港。因而不要以為抗疫就不政治,抗疫就是抗命。抗疫還要深入事情的深層,香港有一種更加根源、更加大包圍的疫症:天神的天命。在天神的嚴罰下,我們不再天真,我們充滿傷痕,但依然迎風而立。不是因為生命有多重要,而是靠過我們的殘存,讓天神的惡意不能完全:天神是鯊魚,祂剝奪了我的魚獲,但祂沒有打倒我。
生命確實並非最重要,透過生命或死亡達成甚麼,才是真正問題。有些人雖然活得肉血精美,卻已完全馴服於世界;有些人雖然離開,但死沒有剝奪他們的重量和影響力。他們令我想起天神的惡意,想起我們在時代中的責任,想起我們有待贖回的尊嚴。若香港是一個人,他內裡越痛苦,外面越溫柔、越寬容,卻永不馴服。他會寬容得連死亡都能吞服和轉化。他會生存和抵抗,包括亡者的那一份。
理學士化學出路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盧斯達:抵抗一場名為天神的瘟疫】
見《號外》4月522期
八個月前,一個身穿黃色雨衣的香港人,在金鐘太古廣場掛上反送中標語,後來從高處墮下不治,得年35歲;之後一個年輕女孩在粉嶺自殺,在牆上寫上支持抗爭的遺言;第四個,在長沙灣自殺之後,留下遺書:「不是民選的政府是不會回應訴求 香港需要的是革命」。後來還有很多。悲哀不只是源於生命遺失,而是他們的死願,都受到很多刻意曲解和掩藏。
例如金鐘事件,有親北京網媒說,死者與數宗罪案有關,說危站事件是因為立法會議員鄺俊宇給予資助等等;粉嶺事件,有親中網媒說她是「為情自殺」,掩埋的意味明顯;後來事件越來越多,連支持示威的傳媒也覺得,要淡化事件,以免有模仿效應,因此一些人即使留下確實遺書,都盡量不處理;亦有人說,不應該視他們為「烈士」,不應歌頌,理由亦同。
我不認同這些思想潔癖的人。我總是細讀和傳閱死者臨行前留下的話,如果不能發掘出死亡的意義,不能阻止更多生命的飛散,而且這種唯生命論的人生觀,本身就充滿缺憾。生命誠可貴,但還有更高貴的東西。
其實他們和我們都是患者。這病不是情緒或精神病,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怪病。如果真實是一個太陽,我們就是洞穴裡的人,我們只能透過火光的反映來試著認識它。這病傳播已久,只是有些人早發覺,有些人不發覺。2014年佔領火紅火綠的時候,不只一個情緒病患者跟我說,那段時期病情好轉,甚至不藥而癒。當然,佔領失敗之後,病情又回來了。
我回想那段時間,實際政治和行動,隨著時間而變得蒼白,但個人的感受仍然鮮活。我們覺得自己的犧牲和生命,確實影響了甚麼,感覺到自己的生命不是宇宙中可有可無的微塵,而是有意義的。在政治的現場,我們感到痛苦,也治癒。
感覺到治癒,大概是因為我們的日常生活,有著致命的病毒,那病毒將我們從生命中隔絕出來,令我們覺得孤立和無助。很多人覺得政治抗爭,是非日常活動;但在生命和個體的維度,政治令我們與其他人聯合起來,是重返日常,是隔離和孤立的終結。
在長沙灣離世的死者,案頭有遺書、眼罩、生理鹽水、相機等等。遺書的其中幾句:「甚麼也改變不了的無力感令人煎熬」、「對未來完全看不到希望,絕望得令人窒息」。香港的日常生活,確實彌蔓著這樣類似的阻絕感。完全不民主的政府,是的;無法掌握自己的邊界和命運,是的;打擊來臨的時候,我們只能默默承受,怒氣和尖叫發出來的時候,天地默然,沒有人和善神回應我們。
2016年的梁天琦和其他人,令我擁有過希望。他們後來被強硬地取消了參選資格。雖然我們知道立法會不過橡皮圖,香港的選舉,不是美國或者台灣那種,不會真的帶來革命性改變。當年我們很多都二十多歲,我們都想存在,在陽光下擁有發言、被體認的位置。打擊來臨之後,世界還是不免黯然和漆黑:團體解散、活躍的人隱藏起來;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那是反送中的預演。
我們曾經想過治好香港的不明疫症,令世界沒那麼空虛,令自己沒那麼被拒絕,但我們未夠實力。病毒很頑強,甚至令你覺得,你做任何事情都沒作用。
人自殺或生存,是一個複合現象。我們死或者生,大多數不是由單一原因支撐。寫下遺書反送中的人,也不一定沒有其他煩惱,亦可以同時有感情問題。然而若當中有任何一個原因,來自社會,都證明了社會出了問題。很多人會將自殺現象,視為一個病理現象。這自然是令體制和社會賢達舒服的處理,因為自殺思想和行為,被精緻地切割為一個科學現象,例如說大腦的化學分泌出了問題,或者人際支援不足、社工服務不夠諸如此類。
這種病理化定性,往往是為壓迫性和高壓的社會體制開脫,為設定這一切的天神開脫。我們對自殺行為的一般思想,有一個總權力設置的導向。我們可以輕易理解一個人為情自殺、為長期病而死、為生計自殺,但我們不能理解一個為政治自殺、為理念而死的病人。
我們都是天神的受害者,但天神同樣豢養影響了我們一生,因此我們不能理解別人的死亡,是一種自我否定 (self denial)。我們對「烈士」這個概念的陌生和反感,本身就是天神在我們意識裡留下的遺跡。他們要我們傾向將社會的現象,窄化為個人問題。有人窮,是因為他自己懶;有人死,是因為他自己不開心。如果有人為情自殺,我們會譴責那個令死者不開心的人,這很簡單;但如果令人不開心的原兇,是這個排除香港人參與的政治社會經濟體系,我們不會批評這個政治社會經濟體系,原因還是你個人想不通。
佔領運動在2014年無疾而終之後,我留意到很多年輕人自殺。在我眼中,學生自殺現象在15年之後到達高峰,死者的背景、經濟狀態、年齡分佈得很廣泛,是一個總體的現象。批評聲音日多,特區政府也在2016年推出了「五大措施」幫助學生。
據資料,五大措施是:「一、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了解分析自殺成因及提出預防方法;二、舉辦五場地區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生輔導專業人士介紹預防自殺和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三、舉辦教師講座,教導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和相關支援;四、局內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人員為有特殊需要的學校提供到校支援;五、以學校、家長和學生為對象,製作知識小錦囊。」
2016年3月6日,時任教育局長吳克儉呼籲學生要「逆境自強」,「珍惜身邊所有,勇敢面對逆境,堅信辦法總比困難多,為未來闖出新路和新希望!」2016年10月,他又說「大專生自殺源於未做好生涯規劃,大專生在壓力下「有啲唔舒服嘅嘢就頂唔順」。
我相信他們是真心,他們完全不會想到,自己的教育政策和廣義的統治,就是令很多人想一死了之的直接成因。早在反送中以前,香港即已彌蔓著死亡和疫症,但那卻不是口罩就可以預防。北京的單邊政策、特區的蕭規曹隨,就好像中古時代的蒙古人攻城,殺了人,染了病,就將充滿病毒的屍體拋進城裡。感染了城內的人,剝奪了他們的氣力,他們就能破城佔領。所以對於天神來說,知道不知道也好,令你悲苦、令你無力、否定你、嘲笑你,是應份,他們固然不會悲憫人民,也知道悲苦如果停留在悲苦,還能剝奪你反抗的力氣。
很多人,特別是中年人,他們每年六四前後,都很悲憤,但這份悲憤不會轉化成堅定和力氣,不會成為守住這裡的力氣。我永遠記得反送中爆發之前,在那個百萬人大遊行之後,其實所有人都在等死,等條例在立法會通過,但那一晚在立法會前面,毫無裝備的年輕人開始推鐵馬,開始抗爭,他們不甘心,他們憤怒,就無視了香港政界一直強調的和理非教條,就是這些人引爆了之後的抗爭。
我要將桂冠戴到「年輕人」頭上,因為那一晚我也在立法會外面,目測,沒有一張臉孔不是青澀的。他們最年輕但也最堅強。
最深的病毒,便是籠罩這個社會的天神本身;中國是最大的、香港人只能逆來順受、香港是大灣區一部份、香港人的歷史出路只能是跟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香港人不能建立自己的主體、病毒從中國來而香港絕對不能封關……抵抗這種「天命」,對我來說,是凡人唯一值得存在的意義。
我自豪成為一個香港人,因為香港將會 / 已經成為這種天命的反題。
天神之於我們,是永恆的瘟疫,祂的存在本身,就是不斷否定我們。天神會像林鄭一樣冷笑,嘲弄我們。我們難以馴服,因為我們很難馴服一個永遠否定自己、不具包容性的天神。在抵抗之中,我們不能逃避內心的憤怒和抑鬱,我們不能否認自己每一秒都很想死。我們要直面天神的惡意,不能陷入單純痛苦的無明。無明就是你受苦,但你不知道受苦的緣由。
抗疫即抗命,因為政權不給封關,故意讓病毒抵港。因而不要以為抗疫就不政治,抗疫就是抗命。抗疫還要深入事情的深層,香港有一種更加根源、更加大包圍的疫症:天神的天命。在天神的嚴罰下,我們不再天真,我們充滿傷痕,但依然迎風而立。不是因為生命有多重要,而是靠過我們的殘存,讓天神的惡意不能完全:天神是鯊魚,祂剝奪了我的魚獲,但祂沒有打倒我。
生命確實並非最重要,透過生命或死亡達成甚麼,才是真正問題。有些人雖然活得肉血精美,卻已完全馴服於世界;有些人雖然離開,但死沒有剝奪他們的重量和影響力。他們令我想起天神的惡意,想起我們在時代中的責任,想起我們有待贖回的尊嚴。若香港是一個人,他內裡越痛苦,外面越溫柔、越寬容,卻永不馴服。他會寬容得連死亡都能吞服和轉化。他會生存和抵抗,包括亡者的那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