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在真的電影裡】
在香港任教的這幾個月，確實是帶著擔心的心情去的。首先是工作簽證超過很長的時間沒有下來，就在我想冒著違約風險決定不去時，簽證下來了。
我是一個很能在異地生活的人，到了香港就決定不住學校風景優美的宿舍。因為如果住在宿舍裡，和大學其他教師慢慢熟識，或只是在教學備課間來來去去，那就失去了我到香港的意義。正如我一位大學同學（香港人）講的，如果你現在不看看香港，以後就看不到了。
因此我決定到香港十八個區都住過一遍，看看香港。雖然很快地我發現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香港並非每一區都有短期的住宿地點，其次是，香港廉價住宿的場地，很集中在油尖旺區的幾幢知名老大廈裡。我以200到400港幣之間的預算，常常都是只能擺放一張單人床大小，又不一定乾淨的房間。
住在不同區，早晨起床尋找巷弄間便宜又合口味的小店，看看街上的派報人員，下班後港民的休閒活動，在麥當勞裡和「麥難民」坐在一起備課直到深夜，凌晨看果欄的進貨流程......。這樣的生活，多少讓我看到日常的香港。
沒有課的時間我就到「四分之三」的香港去，尋找特殊風景的步道，享受離島、野徑與港、九的「時間差感」，偶爾在小漁村，看著釣客手釣就過一個下午。期末的時候，我帶學生自由參加三次輕鬆的步道之旅：從流水響水塘到鶴藪水塘，流水響到鳳園，以及繞行、貫穿坪洲的散步。坪洲與大嶼山之間，正是未來要填海的海域。
散步途中學生會跟我聊生活、創作，或聊中國、香港、臺灣之間的關係。一位同學一開始的時候，以為我的課堂上不能講粵語，她因為沒辦法用中國普通話好好談小說，因此覺得委屈。
我跟她說很抱歉我粵語不好，無法用粵語講課，造成她的困擾。但當她發言時是可以講粵語的，我會盡力猜，猜不懂的地方，會請同學幫我翻譯，她後來就放鬆地發言了。我才知道，香港部分大學現在已不用粵語授課，香港中文大學課表上可以查到哪些課是中國普通話，哪些課會用粵語，哪些課是用英文，但明顯地朝向普通話傾斜。原因很簡單，中國生在香港各大學的比例越來越高，他們多半沒有意願（或不夠時間）把粵語學好才來香港念大學。
我記著這位同學告訴我的委屈，因此到各地小店都盡量用我學沒幾句的粵語，雖然偶爾點了「凍奶茶」會送來「凍檸茶」，但心情上踏實多了。
有位同學跟我同一天飛臺灣，她要去台中聽五月天的演唱會。對她來說臺灣人過著香港人失去的生活節奏，不只一位學生詢問我，到臺灣讀文學的可能性。
一位同學聽過我會住重慶大廈、美麗都大廈、和平大廈時很感好奇，他說其實那些房間才像是部分香港平民住的房間。狹窄、危險，缺少生存的尊嚴。我把其中一間我住的房間照片給他看，他會心一笑，因為他正是從平民區域長大的孩子，住在比這種一坪半大空間更沒有尊嚴的地方。他說學校的教授讓他覺得離生活很遠，因為收入很高，生活很好。我說正是如此，你要好好寫香港平民的生活，因為他們的聲音只有靠你們才能被聽見。
幾位同學問我對香港印象如何？我說比較遺憾的是，這趟來覺得跟以前相比，整齊劃一的感覺更強烈了。我在每一站地鐵站下車，步行附近社區，大樓的設計以及商店的安排如出一轍，由幾個大財團包了。較熱鬧的街道為了迎合中國客，賣的東西也都一樣。久了以後會覺得這樣的街景非常無聊，食、衣、住、行變得一致性很高。
當然我也試著走進各處平民居所，仍然發現一些有魅力的所在。但表層的香港確實正在質變，「服務」中國客的性格變成是顯性的。
學生聽了我的話後表達感傷，其中一位說，我們也覺得是這樣，但好像沒有能力改變了。我說嘗試「掙扎」一下吧，學文學的核心就是懂得掙扎，懂得為自己的生命爭取一些時間與可能性。但香港離中國太近了，中國是這樣一個權力集中、巨量的政經綜合體，東方之珠很難以小島的力量影響它。
我覺得近年香港電影、電視劇的轉變正是如此。港片與港劇失去了港味，港星或導演到中國發展，拿中國資金，特有的質感與力道很快就稀釋掉了。因為他們變得要迎合中國那個「大市場」，那個大市場的品味因此也就變得更具宰制性。
我問學生（這批學生可是集合了香港目前年輕一輩有潛力的創作者），有沒有認為哪些中國年輕作家影響他們的？（我指的是四十五歲，或五十歲以下的創作者），結果並沒有。中國新一代作家的能量「斷了」，因為年輕一輩連寫文革這樣的材料都不具力道，寫生活又顯百無聊賴。（路內比較好的作品，正是寫文革的餘聲）好作家的數量，不像是一個擁有十四億人口的國家。
中國年輕的寫作人才，似乎都集中去做「IP劇」（Intellectual Property），不是「IP劇」不能做，但這樣的文學顯得「無趣」。多年之前我曾在回答一位中國留學生問題時，提到中國為什麼沒有「現代的自然書寫」？我認為科普書寫很快在中國會發展起來，但自然書寫是沒可能的。自然書寫要挑戰國家建設、宰制性的概念，很快就會像攝影家盧廣那樣「失蹤」。真正談人心的小說也是，很難在中國市場存活。看起來像是百花榮景，事實上單調得可怕。正是因為如此，絕對不能只靠讀中國文學學寫作。
有學生提到香港作家陳浩基曾在演講中說過類似的話：要寫作還是要看向臺灣。臺灣給了多元創作相對好的生存空間。（這生存空間不是獲得經濟上的奧援，更重要的是給予肯定。）
有學生問我不會再來香港任教的原因是否是因為政治？我說政治無所不在，這當然是一個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我想把餘生留在臺灣，以及我的家人身上。他問我對中國變得「很有錢」這件事的看法，那時我們正好在流水響步道的中間點，我帶他們到一處「禁止進入」的懸崖口往下看。
我說重要的是你們想過什麼樣的生活，別人有錢是他們的，但生活是我們自己的。我期待臺灣未來走向工作時數減少，緩慢生活步調這條路上。大環境不是我能控制的，但至少我可以讓自己這樣做，並且宣傳理念。
一位很有寫詩天份的中國學生交給我他寫的數萬字詩作，談到自己在人生選擇上的不自由。我鼓勵他背離家庭，數百多年前家長的話是有意義的，因為他們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他們耕田你也耕田，他們從商你也從商。但現在已是變化萬千的世界，我連五年後的世界都看不見，怎麼可能指導你的人生？我只能告訴你原則、經驗、知識，能否用上是「不明狀態」。有天賦總得給自己機會闖闖看。
另一位文筆相當優美的學生，面談時我問她是否只讀中文作品，果然被我猜中。我跟她說那些告訴妳從古典文學才能學寫作的人不見得正確，語言是活的，翻譯作品也是中文表現，妳必須面對世界，才能重新翻文字的土。
一位曾到歐洲留學的中國學生，告訴我她並沒有什麼強烈的民族意識、國家觀點，因此她不會對我的政治立場反感。我說那這樣我們談起話來就輕鬆自在了。我們聊著各個文學話題，離別時她跑到巴士前面，跟我說：老師，我希望以後我們見面時，我也是一個創作者的身份了。
我說一定。
有一位同學寫了他父母偷渡的經驗、一位同學寫了水貨走私客、幾位同學寫了雨傘運動……，和這六十幾位同學相處一個學期後，與過去在臺灣教課相同，我都各自寫了一封五百字的信給他們。總共花了將近兩個星期的時間，直到最後一封信寫完，我才覺得自己離開了香港。
意外地我收到許多同學的回信（臺灣大概只有五分之一會回信），許多同學謝謝我把一些觀念帶進中文系。其中一位寫到香港賽馬的同學回信告訴我，「香港開埠不久賽馬就開始了，舊馬場在快活谷（Happy Valley，亦稱跑馬地）、新馬場在沙田（就在中大附近）。賽馬一直在香港都象徵繁榮穩定，因此在日軍佔領時期，為粉飾太平，仍堅持馬場持續開放。」他說現在賽馬會是全港最大的慈善機構、納稅人、僱主，貢獻6.6%政府稅收，今年盈餘超過二千億港元。「除了香港政商界，不少英殖時期的名門望族仍控制賽馬會，左右著香港社會。賽馬是香港土地上一頭古老的巨獸，能吞噬一切的事物。」
我想起過去曾在港片裡看過香港賽馬的場景，在香港街道步行時，群聚在賽馬投注站的人潮，也吸引我多次鑽進裡頭感受氣氛。每個人抬頭看著螢幕上的賽事，好像人生就是這樣，抬頭看著一個不可掌握的微薄希望。
鄧小平說香港「回歸」後，「馬照跑，舞照跳」，看起來是一個昇平的承諾，但我認為現在回頭看，可能也暗示了把香港當成一個只有跳舞、賽馬的世界豢養起來。
我知道臺灣現在有些人希望讓中國「豢養」我們，說不定還能變成中國唯一自由的窗口，成為展示間。
中國經濟影響力絕對是存在的，但接受豢養又是另一回事了。這不是最沒有想像力的一群人，想帶我們進到一個籠子裡嗎？
至少，我是不願接受的。世界政體、經濟體分分合合，我們能有我們的選擇，下一代能有下一代的選擇，看看歷史，就知道人們會為了自己的選擇權改變政體。中國沒打算給香港或臺灣選擇權的——從政治到文化，各個層面都沒有。我們想要就得自己來。
我的助理是個有才氣的年輕人，他正努力想寫作香港，因此也和我一樣到香港各處踏查。他認識重慶大廈裡的南亞人，以及唯一的非洲裔老闆，他要我一定到大廈的天台（就是頂樓，這裡曾經是香港這區的最高樓）看看。後來我多次在大樓的天台看著這個城市的風景，並且帶了大學好友來到同一個地方，走上旋轉樓梯，進入即使住在大廈旅客也不會進入的地方。
我說我們好像在電影裡啊。真的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