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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大部分的博士論文都沒有出版成書的機會，
還有很多人讀了博士寫不出論文，
一直掛著博士候選人。
我很幸運，
能夠出版，
又是華文最具人文影響力的聯經出版社。
星期六晚上來讀長文，
讀書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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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歷史學徒，大學的時候我深深受到民族主義史觀的影響。當時我熟讀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數十遍，並且沉浸於他對於中國歷史的論述。我始終記得他在《國史大綱》前面所說的：「對本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懷抱著浪漫且孺慕之情，愛好中華文化。然而，隨著知識的開展，我漸漸認識到同一個時代的學者顧頡剛和傅斯年。大二那年在臺大對面的書店買了整套的《古史辨》，並且開始讀傅斯年對於古代歷史的看法，他認為擴充歷史研究的方式就是要增加材料，並且擴張研究的方法。

大三的時候，開始讀了杜正勝院士的著作。從《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對於中國古代史進行了有機且整體的歷史解釋，而且杜正勝院士強調要有臺灣觀點的中國古代史解釋。進了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之後，開始古代史的研究。由於不滿足於歷史系所開的課，沒有辦法理解考古和人類學的方法，於是同時雙修了人類所。

碩士開始，我到了中國進行田野，從山東、河南、陝西，最後選定了四川作為我研究的基地。當時臺大人類學系的陳伯楨教授（1973-2015）帶領我到四川，我們從成都、郫縣、綿陽，到都江堰，前前後後去了好幾次。他讓我了解親臨當地的感受，還有田野調查工作的重要性。碩士畢業後，我感到自己在知識層面上的薄弱，特別是理論上的貧乏，缺乏比較的視野。於是，我開始精進日文、英文和法文，選擇出國讀博士，希冀增進自己在理論上的認識。

感謝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葉山（Robin D.S. Yates)老師，還有亨利．魯斯（Henry Luce）基金會的幫忙，我有了全額的獎學金。除了學費全免外，還有固定的生活費。在加拿大蒙特婁的麥基爾大學攻讀博士，指導老師希望我增加學問的視野，於是開始修習羅馬考古、殖民主義考古和相關的考古學理論。羅馬征服歐洲大部分的地區，發展出一套「殖民主義」；歐洲海外擴張時期，對於大量異民族的統治，發展出多樣化的「殖民主義」。透過比較的視野，我對於中國和世界的歷史有了更加宏觀的認識。

在本書中我認為秦與漢帝國對於周邊文化、族群和國家的征服、擴張、統治和殖民，在世界史上有特殊也有普遍性的一面。特殊性就是秦漢帝國有本身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從戰國中期以來所發展的法家思想，運用在實際的政治改革上，讓國家機器的運作更加順遂。普遍性就是他們都造成了「沒有歷史的人」。秦漢帝國的「殖民主義」不亞於羅馬和歐洲大航海時代的嚴厲與殘酷，而且從本書的例子來看，秦漢帝國的統治技術更加細緻且深入。如果我們用更廣闊的視野加以思考，邱吉爾曾說過：「英國歷史由凱撒征服開始。」英國的歷史由羅馬征服者殖民後開始；艾瑞克．吳爾芙（Eric R. Wolf）在《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當中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示，歐洲向外擴張和殖民的過程中，「沒有歷史的人」是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原住民。因為歐洲人「發現」他們，讓他們進入歷史。秦漢帝國擴張與征服的過程中，伴隨著大量「沒有歷史的人」。並不是這些人本來沒有歷史，而是歷史書寫、詮釋和流傳的權利，被征服與殖民的族群所掌握。

麥基爾大學有很好的人類學系傳統，過世的特里格教授（Bruce Trigger）是當代考古學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我雖然沒有機會修習他的課，但麥基爾大學的人類學系深受其影響。在讀博士班的時候，除了自己導師的課，也大量修習考古理論的課，讓我知道理論對於理解中國古代史的重要性。修完了兩年的課，在麥基爾大學要考資格考，當時我的博士指導委員是自己的導師、哥倫比亞大學的李峰教授，還有專長在民間宗教的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博士資格考要準備超過兩百本以上的書籍應考，現在想想雖然有點辛苦，但也是在那樣的過程中，確認本書的理論還有材料上的堅實。

成為博士候選人之後，我開始走訪田野，曾經在四川的不同地點待過。感謝田野過程當中，每個單位都熱情接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成都市考古文物研究所的同仁們，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和四川師範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都讓我在四川的田野有了豐富的收穫。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還獲得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補助，讓我有更加充裕的資源完成最後的部分。

二○一四年一月，剛完成田野工作回到學校不久，我的母親謝秀琴打電話通知我說父親胡得鏘（1949-2014）罹癌的消息。放下手邊的論文，回到臺灣照顧父親，從一月到七月，父親最後以六十四歲的壯年離世。父母從小就讓我追求自己的興趣，任性的在知識中遨遊，但父親過世前，還是希望我能完成學業。帶著父親對我的期許，還有自己對於「沒有歷史的人」的責任，在二○一七年十月我完成了學業。期間我的兒子也出生，給予了我新生命的力量。

博士論文的審查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蒲慕州教授，還有我們學校歷史系的方麗特（Griet Vankeerberghen）教授，其他還包含中國文學專家方秀潔（Grace Fong）教授、東亞系主任巴克萊（Philip Buckley）教授。在口試的過程中，都給我很好的意見，成為此書的基礎。拿到博士後，雖然在國外有其他工作的可能性，但我在臺灣還有不少的工作與責任，毅然決然地回臺。感謝中央研究院讓我剛回臺之際，在學風質樸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做博士後研究，當時的指導老師黃銘崇老師也給我很多學問和工作上的建議。二○一九年二月，我開始在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服務，穩定的工作環境，讓我將本書的初稿完成。

本書得以出版問世，得非常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的林載爵發行人。聯經是我知識啟蒙的重要泉源，能得到林發行人的首肯，簽下此書，是我莫大的榮幸。本書的編輯黃淑真，仔細的梳理文稿，並且洽詢版權圖片，都讓本書增色不少。現任的聯經總編輯涂豐恩博士是我臺大歷史所的學弟，也是「故事StoryStudio」的創辦人，過去我曾在網站擔任主編，我們對於歷史有很多相同的理念，很開心能在他擔任總編輯期間完成此書。

《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說了一個過去與我們認知的歷史不同的故事，建立在最新的考古材料和歷史文獻之上。回顧我的學習過程，從臺灣、中國到北美，我有幸得到最好的歷史、人類學和漢學的資源。在不同的學習傳統還有文化脈絡中，我嘗試還原中國古代歷史，同時也讓中國史有了世界史的比較視野。
辛丑年於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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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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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我的新書《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早期中國史與考古 李峰教授的推薦文。

〈從古代四川的歷史了解世界歷史的普遍過程〉

李峰

（哥倫比亞大學早期中國歷史和考古 教授）

欣聞胡川安先生大著《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即將由聯經出版付梓行世，這是一件喜事！胡川安先生從台灣來北美求學，八年寒窗，終於2017年完成他的博士論文（也就是這本書的英文稿），順利取得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博士學位。回臺後工作之餘，及時修改並完成了此書的中文本，成爲他學者生涯中的一個里程碑，這是我要首先向他表示祝賀的。胡川安先生命我作序，考慮到我和這本書有一些間接的關係，就不揣淺陋，欣然應允了。

我和胡川安先生認識，是他在麥吉爾大學的導師，著名的秦史學家葉山（Robin D.S. Yates）教授介紹的。那時川安是博士第三年，加拿大和美國制度相似，那就是要通過一個資格考試，才能取得作博士學位論文的資格。這種考試一般要選三到四個研究領域，而負責任的老師一般會指導學生選擇與下一步畢業論文有關係的領域，進行一到兩學期的系統學習，然後參加考試。葉山教授邀請我作川安中國考古學領域的指導教授，我接受了邀請。當時川安和我商定的總題目是“古代帝國的考古學”（Archaeology of Ancient Empires），目的是系統學習怎樣從考古的物質證據來研究帝國。在這個總題目之下我們設定了四個專題：1）“羅馬化問題”；2）帝國的比較考古學研究；3）“中國早期帝國的考古學”；4）“畫像石墓”。每個專題之下都有一個長長的書單。我過去常常用這種設方法指導學生，原因是它一方面可以涵蓋博士論文所需的一方面的基本知識，另一方面，學生將來工作後這個書單可以很容易地變化成一門課的内容。不同的是，我們的學生一般自己去讀這些書，然後考試即可。而川安方面則有葉山教授的嚴格要求，即學生必需階段性地和老師討論這些書的内容。這樣我們就約定每月見一次面，每次兩小時，共討論四次。地點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肯特大樓我的辦公室。

這樣，2012年秋季，胡川安先生每個月從蒙特利爾(Montreal)來紐約一次，共四次。每次往返要穿越美加邊境不説，乘坐灰狗巴士（也是我當學生時的常用交通工具）單程車程加上中途休息大約要九到十個小時，往返兩日，非常辛勞。這使我心中感到多有不忍。這也常常讓我想到哥大歷史上的一件往事，或者説是憾事。1947年著名的經濟學家波蘭尼（Karl Polanyi）被哥倫比亞大學所雇傭，那時的美國正是極右的麥卡錫主義興起的時代。波蘭尼的夫人因爲是前奧地利共產黨黨員，所以她被拒絕美國簽證。無奈之下，波蘭尼夫婦只好把家安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而波蘭尼自己則每周從多倫多乘飛機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大學上課。但是，波蘭尼在哥大期間以“古代帝國的經濟”項目申請到福特基金會的一大筆資助，設立了古代經濟史的講座。也正是這個講座開創了古代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培養了一大批學者，其中就包括給他做助教，後來成爲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史學家之一的摩西·芬裡（Moses I. Finley）。川安雖然年輕些，但是他那種爲了學術而遠程跋涉的精神也是非常可貴的。況且他每次到紐約之前，都會認真地將自己這一個月讀的書寫一份提要發給我，這樣我們見面時就可以集中討論那些最重要的或最直接有関的著作。我想，有了這種不畏艱難，孜孜不倦精神，他將來一定還會有作爲的。

2012年12月6日，我受麥吉爾大學邀請赴蒙特利爾參加胡川安先生的博士資格考試。同時擔任考試委員的還有葉山教授和麥吉爾大學研究中國文學的Kenneth Dean教授。不出所料，川安在考試中表現出色，特別是在我的一部分，他幾乎是圓滿的回答了我的所有問題。還記得考試結束以後，葉山教授對我和Dean教授講，他參加過哈佛等校的多次博士考試，哈佛的學生也做不到川安這樣的出色表現。做為老師是不會多誇自己的學生的，葉山教授能這樣講，可見情況特殊，他内心是十分滿意的。

胡川安先生這部大著，簡而言之，反映了美加地區博士論文的典型設計，即主題突出，行文流暢。整本書的目的是爲了解決一個主要問題（即Research question），而書裏的章節則是圍繞著這個中心的問題來展開的。這和中國大陸或台灣乃至日本常見的博士論文是不太一樣的，後者往往是對一個專題的有關資料的徹底清理，並在此基礎之上得出相關結論。

以問題為導向的著作有目的明確，結構緊凑，主題一以貫之的優點。胡川安先生這本書的中心問題是：四川地區的古代文明是否是與黃河中游為中心的早期中國文明相區別的一個獨立的文明？如果是，四川地區是怎樣由一個獨立的文化區通過秦漢早期帝國的殖民逐漸變成中華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關於這個問題的前半問，我想現在研究早期中國文明的學者都會同意川安的觀點，即四川地區青銅時代的古代文明是一個有獨立起源，並自成發展體系的獨立文明。關於這個問題的後半問，不同于過去中國史學中已經固化的“漢化 ̶ 蠻夷化”的兩極視點，作者采取被征服者的視點，强調被征服者的主體積極性（Agency），從而揭示了一個複雜和動態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中本地人口對於作爲殖民者的秦漢帝國采取了多元的態度：有抵抗，有合作，也有消極對抗，更有人利用帝國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和其他制度性的便利條件（如對更遠地區所謂“西南夷”的殖民）和商業機會，巧妙地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或謀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在後一點上，特別是書中第三至四章對秦漢帝國治下的四川地區社會變遷和經濟活動的分析非常精彩，可以當作早期帝國的一部地方經濟史來讀。而書中第六章更是將前幾章四川地區在宗教和文化上獨特個性的討論落實到了物質文化的證據之上。這些均是本書的精彩之處。相信讀者會和我一樣從本書中學到很多知識。

更應該指出的是，本書所研究的問題有著廣闊的歷史普遍性，也可以説是人類歷史上最常見的一個歷史過程（Historical process）或現象。遠到古代腓尼基人和希臘人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殖民活動或周人在山東地區對所謂東夷民族的殖民活動，近到明、清帝國在雲貴高原的殖民統治，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胡川安先生能用豐富詳實的文獻和考古資料來揭示這個過程中複雜的動態機制（Dynamics），從而提供一個典型的研究範例，這對世界史的研究也是有很意義的。如果說這部大著尚有什麽可改進的地方，那就是在大的歷史背景中的一種更强的比較視角。譬如，青銅器技術出現於西亞並逐漸在歐亞大陸傳播；中國的黃河中游社會在公元前三千年下半接受這個技術后，很快發展出了一個複雜和龐大的技術體系，成爲之後商、周國家的基礎。從這個大的背景看，四川地區無疑是這個大的體系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在由黃河流域傳來的青銅器技術的影響下實現了本地社會的飛躍，從而進入了早期國家時代。另如，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是非常不同的政體，其擴張過程和造成的影響也很不一樣 ——秦漢帝國的擴張主要表現在隨領土延申官僚體系的擴張。里耶秦簡表明秦帝國的地方官僚組織大量缺員，這種官僚體制在地方的擴張對於四川這樣實行嚴格殖民統治的地區社會一定有很深遠的影響。關於這些問題，作者均可以是在今後的研究中繼續探索。只要有一部好的研究著作，才可能有機會讓它變得更好！

2020年12月19日於紐約森林小丘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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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談一點所謂「系統性」問題的東西，希望可以透過一些例子，讓讀者可以明白，為何最近講系統性解法的，大多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有知道狀況的人，指出這是整個民族性、群體性格造成，但他也很難知道具體的處理辦法。所以，我想要透過其他例子來提，有一個影響全國安全的例子，而且在幾年內就顯著改善。

這個例子就是酒駕。酒駕是個很好的案例，對大多數人來說，酒駕罰則提高是這些年的事情，記憶還很清楚，而且涉及的範圍也是群體，以及受影響的範圍相當廣泛，與這次的工安問題主要對象，也有較多重疊。拿這個來談比較有切身的感受。

有印象的讀者，應該還記得酒駕被重視，似乎是在前一段時間內，透過媒體大量放送，給了國民很高的存在意識，之後幾年不停修法，但初期提高罰則，一樣有擾民、害死底層等等說法，但這些年卻慢慢消失，酒駕造成的損害已經降低很多。偶爾出現的重大案例，之所以重大就是脫離當前的防範機制，屬於很難掌控到的極端值，而非普遍的現象。

所以，酒駕肇事為何在幾年內，A1、A2的案件數大幅下降？這絕對不是少數人所提，警察故意吃案養案，因為這不符事實，某些地方是可能如此，但要在統計上普遍吃案，說服不了人。

酒駕肇事率下降，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原則，可以看見的是
1. 重罰：從幾千調高到幾萬，超過酒測值還吊照。
2. 嚴查：新法施行後，警方有壓力處理，也不會隨意放過。

但，很少有人提到，系統性問題之所以消弭的原因，還有其他的
1. 心理壓力：人都要發現狀況會影響到自己，尤其是對家人，才會感到不行
2. 社會壓力：當身邊的人都告誡你不行，感受到明確的歧視眼光

我自己的經驗，在重罰新法施行的那兩年，遇到很多客戶的春酒與尾牙。剛施行的時候，常常還聽到很多藍領基層抱怨，被罰一次薪水都沒了，怨政府不給小老百姓活路。後來呢？漸漸聽到，彼此會告誡，不要因為喝了幾杯，貪圖方便就被重罰，被罰錢事小，萬一出事你家小孩怎麼辦？

後來普遍到不是重大聚會，平常中午吃飯，晚上下班跟同事小聚，喝了兩杯後想走，都會有沒喝的人說載回去，不要賭這一次。而且很明顯，群體的壓力提高不少，當一桌8個人有一半以上沒喝，或是要請同事載、叫計程車回家，剩下那1個很難堅持酒駕回家。

對警察的態度也是，一開始都是抱怨埋怨，後來慢慢講法也變了，從鴿子只會在餐廳外抓，都不抓大的只抓小的，那些大飯店外的怎麼都不去查？變成，警方也有壓力啦，那麼多酒駕出事，繼續出狀況他們也不好過日。最後轉變為，你不要酒駕就不會被抓了啦，酒駕不好不要這樣，我找人帶你回去。

我不敢說全國都這樣，但至少待過的地方，氣氛就是如此。社會壓力不是只有同事，家人也是這樣，以前在業界看過有老公不敢喝，因為喝酒回家會被老婆罵，如果是開(騎)車回去會被打，聽過當場罵說你想要老娘守寡門都沒，撞死就帶小孩改嫁，超難聽。後來的氣氛演變到，小孩國中的會回家跟喝酒的老爸說很不留情面的話，小學的會講萬一爸爸死掉怎麼辦。

酒駕畢竟是一種「大家都覺得不好的事情」，自己本身就有壓力，當社會壓力不分職場家庭，是全面性的壓迫過來，你不想改都不行。

各位還記得，重罰嚴查後還是有酒駕肇事，造成家庭破碎的案例吧？不是後來又有連帶責任，賣酒的店家也要負責？這真的是不出數月，連店家都有社會責任，覺得看到客人喝茫了就不能讓他開，主動叫車或叫附近的警察來處理。

我想講的是，工安這種事情，你只想嚴罰勤查，設立超廣泛的監視系統，或是常設人力監控，很不實際。以工程貨車來說，我自己看到的狀況，有些縣市首長會為了業績，逼警察去找麻煩，而且真的是找麻煩，明明沒事就是要塞張單給司機。

現在還在平衡狀態，收支還可以接受，多數人討生活而已，不想跟警察嗆這個。但如果直接嚴查重罰任何違規，狀況會如何？保證不會跟酒駕一樣，而是變成虛應故事，大家造假資料，比誰會作弊。

因為期望值差太多，你罰到一個程度，只是讓大量業者不幹，司機不開了，問題只是轉嫁到缺工，必然變成違法司機跟外勞增加。簡稱，原本還在制度內管控的，變成全部都制度外，你為了表面安全，造成的是更不安全的結果。

這也是有人認為提高票價，跟公司化去對付工會與冗員的理由，但這是手段，本質上沒有在社會上造成普遍意識，形成不了社會壓力，是沒有用的。藍領勞工，遠遠比中產階級更重視群體關係，這點我看過很多大學生都不明白，堅持這些都是虛的。

這幾天，各位應該看到很多想要徹底解決問題的人，提出的方案到最後，自己都覺得不會被遵守。也就是有用的方法沒辦法推，能推的辦法沒有用，你以為有效益的，都是在打破平衡，造成另一個更不穩定的狀態。

要解決，得要全面性的，不僅僅是法規上的制定，還要從教育體系著手，讓整代人的安全思維改變，最重要的是形成一種社會壓力，連小孩都覺得老爸蓋工程沒有安全設施是混蛋!!!

這樣，不然家庭沒有壓力，社會沒有歧視性的觀感，很難促使普遍性的行為改變。

酒駕肇事可以短期內改善，畢竟是一種大家都不認同的行為，而且實際上只有損害，沒有生產力。

更重要的是，並沒有一種利益團體，很硬核的可以替酒駕辯護。

但是工安不是，工程是有利益團體，法規的嚴罰很容易轉嫁，而且受傷的都是最底層以及最守法的。嚴格說工程是需要合理利潤，不然沒人要幹，而提高工程價格，真的就可以讓老闆把利益發下去？這也不一定。再說一次，這不是酒駕，處罰人都是負責者，工安上的問題，往往是背後造成第一線違法者，在法律上可能是無責的。

你只是處罰到想要過日子的小老百姓，而他的技能、職涯轉換能力很低，不開車不做工，真的沒有其他可以養家的辦法。最後就是逼他們違法營業，造成更多無法管控的漏洞，或是乾脆讓業主找本就違法的，然後弄成靠行制度，把責任切割到個人。

當然，你問我怎樣在教育中改變，我會想到一大堆課程問題，但總是有辦法處理。但這種社會壓力的形成，會花很久時間，酒駕可以在一兩年內形成共識，我要再說一次，不是只因為「沒人覺得酒駕是好事」，而是已經進化到多數人都放棄「大家覺得喝點小酒，短程開車回家『有什麼關係』」。

這不僅僅是要教育中慢慢代入，宣傳要成形到鋪天蓋地，造成實質的社群壓力。

更重要的是，酒駕的處罰對象與責任關係很明確，你要推責任說是老闆要你去應酬，叫計程車回家總不是老闆說不准。

但工安呢？很難處理，因為直接碰到的就是生計，抬高價格要涓滴到最小包，狀況可能跟我們想的不一樣。更何況，台鐵還是國家機關(連國營事業都不算)，對公務員的標準怎麼處理，都牽連更多人。

所以要改變「只是這一下下有什麼關係」的思維，沒有那麼簡單。要造成社會壓力說的容易，能夠確實的提高在「那個業界內」的壓力，又是另一回事。

所謂系統問題難解理由就是這樣，這背後扯下去的利益團體，還會牽涉到政治層面。因為，工程安全要直接聯繫到一般人的生活，真的距離很遠很遠，除非你就是直接受影響的，其他只是買最終產品的人，都傾向把成本轉嫁出去。間接處理責任，就是俗稱的政治問題，而政治要處理好就是民眾要去監督，不能什麼事情都透過政客，不然政客一定挑最小路徑走，選一個容易連任選上的辦法。

每一個國家的人都貪圖小利，沒有那種某國家都有大智慧的事，整體的素質提升，指的是透過教育、宣傳機制，花幾十年的時間，把各種安全意識刻在身體習慣上，而且社會壓力促使你不敢違背。

成本不能只看錢，而要連當事人的社群壓力、文化習慣都算進去。而要改變公務體系跟一般人的思維，得要專職的團隊在崗位上十多年，堅持特定的方法去執行，不能因為短期的失誤撤換。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也是為何有人認為，起碼要先公司化再說的理由。這總是一條路，不然現在就像是十幾個齒輪兩兩卡住，根本不可能動。

這樣下去執行幾十年，等我們要進棺材後再回頭看，就會發現進步非常多，而那個時候的年輕世代，會去關注其他覺得更嚴重的事情。

這就是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