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號外
踏入《號外》四十年,前輩們都說《號外》離他們生活好遠。
我不以為然。我這種被視為有能力帶領一點思潮的人,都好像對很多事情不以為然。
所謂「帶領潮流」的人,往往都會顧盼自豪。
某天我看黃偉文的面書,他貼了鄭中基的《人若然忘記了愛》的改詞版,說:「現在有人喜歡的事情,他二十年前已經喜歡了!」(Everything you like I liked twenty years ago!)這句印在很多T恤上的說話,引證了某種「自豪」感。的確,大概二十年前,我還是會聽著電台,看著收音機傳來什麼。是彭羚唱「其實我想結婚,橫掂有鋪結婚癮」(彭羚唱寄調《讓我跟你走》),還是「帶你老豆入廚房,我餵佢食橡皮糖,原來棚牙爛晒,帶佢放係大會堂。你有你入自由黨,我有我食話梅乾~」(黎明真人演繹《情深說話未曾講》之廚房版《帶你老豆入廚房》)……那時候,收聽的瞬間,還是有一點那一刻共享秘密壞事的快感。那個時代,電台仍是某種「瞬間的快感」的提供者,錯過,就沒有了。那時候的人,交往的時候會一起聽《嘩嘩嘩》,還會打給那時候的男/女朋友,邊聽邊笑。而且,有很多「傳奇瞬間」,過了就沒有了。比方說,以前卡拉OK剛流行,903會找來歌手交換唱歌,那主題叫「星星相惜交叉剔」。而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聽到楊采妮版本翻唱蘇慧倫的《我一個人住》,不知道現在903的前輩們還有沒有留著。就算有,也不容易找出來再聽一次吧。
如果《號外》是一個人,不論他願不願意,時代也向前走著了。正如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我在做電台,而電台的角色和功能都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電台是「微妙瞬間見證」的工具。你有聽,就是有聽。沒有聽,你聽同學、朋友覆述,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Radio magic 在這個世代已不復見。你這一秒不看,不聽,不理一件事,如果網路上有人留下了足印,你還是可以下載收聽。現在我的朋友聽《光明頂》,當然有人聽Live的。但有更多人,是加入了一些Line/ Telegram的群組,每天早上上班的時候聽四十五分鐘陶傑的發言。做電台節目,由一秒感動,變成傳世的傳奇。你的東西只有時效性,不能傳世,也沒有花時間的必要。網路上搶著要給你娛樂要你笑要的哭要的感動要你驚要你怕要你可憐的人,恆河沙數。你看,最近有一次連中東黎巴嫩有一個家務助理打嬰兒的短片上載了,香港的媽媽群組都群起攻之要尋個真相,找出那個打嬰孩的毒婦。我現在才知道香港人對中東嬰兒,都那麼大愛無疆。愛不愛不是重點,重點是媒體變了,生活方式變了。我們很多人在網路活得像一個身份,在現實世界可以是另一種模樣。而這種表裏無一性,造就了無謂的紛擾。當人人都有機會是媒體,人人都有機會做trendsetter(潮流製造者)。
當然,有機會不代表可以做到。《號外》給我的,不是一種「那時候流行什麼」的能力,而是一種「如何令某種東西流行」的力量。《號外》的原型是什麼呢?大抵是在香港經濟發展的時候,一群中產覺得現在香港的本土口味不夠「有品味」,現存的雜誌也不能再給他們滿足。大概創作原點有點像現在的「翻唱歌手」或 YouTuber 一樣,是別人做的雜誌不夠好看,所以自己捋起衫袖做吧?而在前網路時期,雜誌有著「建構社群」的功能。中學會考的時候英文科的老師一定會教我們寫 Letter to the Editor。寫稱謂的時候一定要用上Dear Editor,Editor要有大楷的E。老師說Editor是一個人,是帶尊稱的。原因是,每一本雜誌,也是一個族群的延伸。
某次在香港的大學聽到,建立「個人新聞台 PCHome」的創辦人,現在在台灣寫《國宴與家宴》賣到世界滿堂紅的詹宏志先生曾說:「雜誌是一個族群」。就像新聞群組、聊天留言板沒有出現之前,雜誌就是有著共同趣味的人交換訊息的地方。亦舒的半自傳體式小說《女記者手記》中也有提及,有些讀者,以前會像現在的網路噴子hater一樣,看到不滿的文章,如她寫過一些對某位外國歌手的辛辣批評,都會收到如雪片撒落的投訴信。而Letter to the Editor就是讀者與編者交流的接點。你讀的如果是釣魚雜誌,在某地方,那季節釣著某一條魚,那條魚用那個魚鉤比較好?如果你讀的是摔角雜誌,那個地方什麼時候有大賽,大賽有什麼選手參與,參與過後又有什麼後著,之後的發展若何?這些都是以趣味分割的族群建構,也是市場分割的部份。常聽人說,香港的雜誌以前是Trendsetting的能手。以前讀《yes!》,你真的會相信某個歌手是理應被稱作「毒瘤明」的。而讀《號外》的人又在追求什麼呢?從很多個《號外》留下的身影看來,有一群追求著更好、更潮、更時尚的人,是《號外》的追隨者。錢瑪莉的人生除了穿Kenzo,他們代表著精英族群的生活。他們看不起中文大學的人,他們會看《明報月刊》,他們會認中關社,他們不知道生活的趣味,穿著打扮也無聊透頂。從錢瑪莉的眼中看來,時尚的女人需要晒很多的太陽,以黑珍珠皮膚代替我們現在深信不疑的白就是美。錢瑪莉更不會明白,為什麼平庸的人只希望自己在「德福花園」供完房子就當自己完成人生的使命(我相信現在很多八、九十後也在想如何供完他們的三百多萬房貸吧?)錢氏代表的,是一種香港欣欣向榮,大家開始有餘裕的生活態度。四十年前,我們應當這樣。三十年前,大抵是《號外》族群的性取向使然吧,他們的生活也有介紹當時仍未「非刑事化」的同志生活指南。在同志作家葉志偉的筆下,《號外》給了他和他的族群朋友的同性戀生活啟蒙。那時候的同志,往往扉徊在即若離之間,究竟自己是不是?這種對同性的性慾是對抑或錯?葉氏筆下的主角,就是在這種賀爾蒙和道德對錯之間,在《號外》中找到救贖,穿著那時候很流行的Dr. Martens 皮鞋,戴著過多的手繩,按圖索驥的在《號外》的同志生活指南中,尋找那個在主流媒體隱形的生活空間。再過一段時間,當《yes》介紹的衣褲鞋衫都在幾百元的價位,潮流雜誌開始滿地開花,《號外》還是那個「生活品味」的重鎮。那時候還是電台節目主持的黃偉文在中學時代,據說也會購讀《號外》。而他曾在《號外》封面那一季,做「猿人襲地球」那一期,曾提及那時候買《號外》,是需要在午飯時間買的。還會有意無意的跟同學說「這雜誌的字很難懂的,你不會讀」。也許,每間學校都有一種這樣的人。那時候我的學校需要在屋村,我的父母雖不算目不識丁但也只是一天到晚擔心錢不夠用那種人。對我出身的那種家庭,所謂品味是遙遠的。讀物也只可以是老師介紹的「讀好書」書單,才會有機會讓我借讀。對,只是借讀,而不是購閱(說過了,家貧是事實)。那時候那種文化窗口,跟今時今日不同。我要讀村上春樹,也得要等圖書館的老師買回來,然後才有機會放出來給我們讀。對愛情的想像,來來去去都是梁望峰或是張小嫻。這些都不會是母親理解的世界。母親最希望我讀的,只是教科書:「你考試又唔係叻過人讀咩閒書。」對,因為我在班上永遠只是考第二、三的名次。陳浚旌(中學時代永遠考第一那一個人)永遠都比我優秀,而母親也會說「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考第一」。但那時候,在母親不知道的世界和空間中,也有一兩個同學會讀《號外》和他們的周邊人士寫的東西,如那時候的903會談及英倫流行音樂的潮流,Sex Pistol 是什麼?我當然不會知道。我只會聽陳慧琳的《誰願放手精選十七首》和許美靜的《靜聽精彩十三首》去完成我需要做的十五年會考Past Paper。那時候,卻有一個叫鍾思漢的同學,知道Sex Pistol,會在Past Paper 中掏出林奕華的《太多男人太少時間》,那本講北海道強生故事的那本小說。至於鍾思漢和陳浚旌在做什麼,我已沒有聯絡也不會打探了。只是依稀記得,那時候的自己,看著一群有閒錢讀《號外》,有樣貌空間交女朋友的朋友的生活,覺得自己很渺小,很遙遠。
進了大學,好像都沒有那麼認真的想像生活品味是什麼。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會考,一九九九年的時候進了大學。那時候我們好像要進入新時代。我曾經在一家網路電台工作的,叫Radiorepublic。那時候寬頻仍沒有那麼快,網路電台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大概,我們都好像要做一些節目出來,然後要大家去聽。但由於沒有廣告,所謂網路電台也不知道如何生存。我做了大概半年就走了。那時候要做很多東西,要做清談節目,要做音樂節目。生活是什麼也不知道,有什麼態度可言?也像錢瑪莉的所言,我進的是中文大學,那兒的人相對比較簡單,比較直白,比較樸素。那是地理環境使然的:當你身在大學區,從宿舍走到超級市場都需要二十分鐘的腳程,要一排巧克力一個即食麵也需要努力,什麼中環,什麼同志,什麼生活品味,其實都會暫時放下。因為要完成課業生活,已不簡單。
再過一段時間,我去完日本唸書回來,遇上了好幾個奇怪的機會。如《號外》的前總編輯黃源順因為在《信報》讀過我的文章,就找我寫一月一次的人物專訪。那時候還有又一山人拍照,寫的人都是我選,而做的東西都很厲害。當時還沒有很多人在乎的何韻詩、陳淑莊、王貽興,我都好像有寫過。現在這些人,我是有手機,但也不再聯絡了。各種理由吧。是什麼都不再重要,也許我仍維持著某種在錢瑪莉身上感染的直白:看著曾經是朋友的人轉變,我會慢慢挪開身影。而為著寫稿子,我也需要下很多苦勁。其中一個啟蒙我的同代朋友,是大秀。你也許沒有很聽過他的名字,但他在《Milk》的文化欄目這些年,教了我很多事情:他說作家的態度就是吸收和輸出。要讀書才有東西可以寫。這跟也斯教學生的方法有類同的地方:也斯生前也教過學生,說「冇野寫唔好搞人,睇多D書」。直至今天,我也絕少在專欄中論另一個作家。像電影《小親親》中那個應可被現在的人稱作「文青女神」的吳秋月不一樣。寫專欄要讀書,是我一直相信的事。而大秀也教我讀很多台灣中生代的作家。他說黃國峻好看,黃春明的孩子那些傳奇事,都是他告訴我的。為什麼這些以前理應在《號外》中出現的人,卻到了《Milk》呢?黎堅惠在世之時,曾在書展跟梁文道、黃偉文搞講座,談的是「時尚書寫」。梁文道想切入的點子是,如果香港的作家要找下一個市場,《號外》式的、《Ameoba》的時尚書寫,會不會有一定的市場呢?可惜或可恨的是,那時候去書展趁的人,也許是粉絲,問黎堅惠或黃偉文的問題,大概都是問他們會不會有機會再做《Ameoba》之類啟蒙人心的刊物,我很記得黎氏說:「要搞都搞過了,以前搞的時候就被人家說我們搞小圈子。」的確,以前的《Ameoba》有著「年輕感覺《號外》」的氣味。找來當時得令,在903的舞台上撐一字馬的謝霆鋒做封面。找來 Dry(是雷頌德和馮德倫)起封面叫 Dry Wet Wet,淋濕了不苟言笑的馮德倫先生。那些傳奇,仍是歷歷在目的。只是,這十多年,誰在建構潮流呢?
也許,我玩面書這些年,都是在想像究竟什麼事情會令我生活好過一點。如果你認為《號外》曾做過trendsetter的角色,倒不如看看我這些年試過,有成功有失敗的 KOL 個案。如果你記憶比較好,「#如果你工作累鳥」這幾隻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網路上看奧運,集中看體育運動員胴體這「潮流」,是誰射入網路的呢?當時我在想,大家看奧運,為什麼要看誰贏?贏了又如何?跟我有什麼關係?很簡單,體育運動自從加入了商業贊助,那大家就直白一點說,其實運動員也只是在娛樂大家。為什麼歐鎧淳會比李慧詩更多媒體曝光機會?為什麼方力申司徒端祈可以成為藝員?那也不過是「你的樣子如何,你的身材如何,你的命運也必如何」。那網路的出現,只是把人的慾望更輕易的放大,更輕易的射到人類的體外。手機閱讀是私密的。以前看電視,你的家人必會跟你分享電視的內容。你聽收音機,如果被母親知道你偷聽《聖馬田寶貝紀念夜校》,她一定會罵你。但她自己背著丈夫聽顏聯武的《霎時衝動》,她就是對的。那時候唸男校的我有女同學打電話給我,電話由姐姐或父親聽,他們會叫我聽電話,老豆也會有意無意的說一句「阿仔呀,有個女仔搵你呀」,之後母親就會煞有介事的出來說「你求學時期不準談戀愛呀」。但現在你看看小孩的手機?誰知道他們的Tumblr在看什麼人性交的畫面?他們的Snapchat有幾個炮友群交的群組?總之他們看手機,父母很少機會知道他們在看什麼。因此,你不難發現,在網路上,關於性、交往、感情、港女港男糾結的事情,是最多人看的。因為香港人都愛面子,沒傳奇,大氣候要清淡無味。在這個喜愛用性和「交往人數」論斷人是否一個好人的「民族」,網路上對性或 「#又有性暗示」的需求,是「#唔可以原諒」地被需要的。那從2012年起,你應該明白為什麼Tom Daley越來越多人報道,阮馬素無端平白無事會變成某個商場特意要邀請他來為那元旦倒數的嘉賓,而他所得到的名錶及保健食品的廣告合約,也許都是網民在「#如果你工作累鳥」這遊戲下所衍生的副產品。
一次的出現,是偶然。那如果再出現一次,又如何呢? C Allstar 由旺角街頭走到叱吒大頒獎台再成為紅館歌手,那可以是現實世界的實力。而我也不相信《摘星天梯》和我時任的上司們看完後對他們四人讚不絕口是其中一個令他們那年獎運亨通的原因。他們要有實力,才可以上到那個位置。那吳業坤呢?2016年我曾經被一個網民恐嚇要淋我鏹水,而那網民已在留言說過她想去買但找不到。警察們聲稱他們會查但直至執筆之時什麼都沒有,也有很多朋友好像很關心我的在Whatsapp Line 和面書Messager中問我需不需要介紹定整容醫生給我一次過把我的樣子弄好。而那時候,我最脆弱的時候,吳業坤就在他要出去做運動之前,特意送我一程。這一點,我永遠都記得。吳氏是不是唱得很好,不知道。見人見智。但至少他在台上,態度清晰地告訴大家他很想也很願意唱歌,聽他唱歌的時候不需要像聽很多流行歌手一樣要提心吊膽。在他年頭一次過得到我最喜愛男歌手、新人獎金獎和我最喜愛歌曲《原來他不夠愛我》的時候,我已知道那是我們在網路上延綿慎密的努力就得到好報。首先,不論你相信或不相信也好,903的頒獎禮,要投票就是來真的。從多個証人給我的証供,他們都說商台的「網路投票」是真的。如果有些歌手覺得他們的歌不能得獎,是因為大傳媒「唔支持、唔播」,我倒真的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有一年,有一首歌叫《撐起雨傘》,有一些歌手說大傳媒不播。不播的話,商台又為什麼會讓他變成可投票選取的一隻歌,最後還要冒著這麼大的風險把一首跟佔領運動關係密切深刻的歌放到大台,變成那個頒獎禮「註腳」?自那次之後,我就知道如果網路是來真的,有些事情就可以做了。大家記得「#食好西」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嗎?是有一次,吳業坤開工過後,說自己「工作累鳥,要食好西」。大概他是想打「好東西」,而我卻截了他Instagram的圖,說:「現在的小孩說話真直接」。當然,「#食好西」是一種性暗示。究竟他吃飯之後會去那兒,他也不知道。但結果這三個字,現在仍跟著他,和很多的「廣告文案」都有挪用。當時 100毛的編輯朋友,仍對娛樂圈的人共事有點興趣,就知道「#食好西」這三字「有得玩」,但電視台的大員做訪問談這些「無聊事」不會有成果,結果 100毛的朋友就用了 Whatsapp短訊訪問的形式再炒大了這件事一次。之後,大家就留意了我和坤氏之間的交流。很多人以為我們很好朋友。對不起,我真的不會說。究竟一個人要做過什麼才是朋友呢?我想,在現實世界調侃一下大家,是朋友會做的事。但由於我的一點狡猾,令我和坤氏的面書都在互利的狀況下得到更多人關注。他現在做廣告的機會都比我多,收的價碼也比我高。我是高興的。因為,至少他成功了,沒有忘記我。而我再一次證實「#食好西」三隻字的力量,和我加瓊姐這些在網路上被視為廢青廢人的人,在各式各樣的制肘和冷言冷語之中,改變現實世界。
還有很多很多的。如藥妝店的新品介紹,最近是不是多了?關於讓座和世代之間的爭拗是不是長看長有?關於香港遊客在外地的「品格」問題,為什麼好像大家都很在乎?另外,有很多人在我回來時都告訴我:不要只做日本的資訊,現在都是韓流了,為什麼要寫日本。那為什麼各大網媒都在做日本的資訊?《逃避可恥但有用》這支舞,為什麼好像很多人在看?星野源是誰?大抵是以前903《是日本人鄭家輝》講的Luna Sea那種級數的「流行資訊」吧?
所謂KOL Key opinion leader 是什麼,老實說,我不知道。至少我不覺得我可以脫衣服上載一兩張照片就會很多人讚好。我也不會叫人食屎,或叫自己食屎。更不會自稱XXKOL然後廠商給你難喝得要死的薰衣草茶還要讚好,明明自稱文青的人都要舉高雙手脫腋毛。
意見領袖要帶起潮流,首先要問幾件事:你可以令現實世界有改變嗎?改變了你又會高興嗎?而要令現實世界改變,我要又付出什麼代價?所講意見領袖,首先你要有意見。以前我聽903會聽 Fool’s Garden、會聽Suede,因為他們會說那個好聽那個不好聽。那時候903的音樂節目,會有音樂人,唱片公司,DJ的人討論會將流行曲像《城市論壇》一樣,把《一生最愛就是你》和《濃情化不開》拿上檯面討論,誰比較好聽。當然,觀點角度見人見智,但總有點爭執點:「那有一天不想你的chorus那個hookline 是『是你嗎?是愛嗎?是你出於真心日日夜夜彷彿漆黑中說話~』和『情越濃越會化不開』比較……」現在呢?人人都是評論人了。李蕙敏再出來新歌寫得若何?鄧小巧的《強弱》、《煩可寧》、《荒唐》一次比一次來得精彩,為什麼沒有人留意?盧巧音也回來過,《哲學家》夠厲害了吧?可是卻也沒有了《垃圾》那時候的驚為天人。你去Clockenflap了沒?我覺得Chemical Brothers 不會給 Sekai no owari 來得精彩……人人都好像知道很多事情,而人人都好像想以「自己比別人知道得多」為榮。但問題是,知道又如何呢?
再者,以前的 Trendsetter 大抵比我們幸福。他們製造潮流的時候,不會被問及究竟你是黃絲抑或藍絲,你是撐警察還是屌警察的人。政治不動盪,才有閒心閒情。未來五年,我們會安定嗎?香港不安,世界也不特別寧,那要走到那兒去?
回看這些年,我好像被視為 KOL ,也有很多學生問我如何才可以做到 KOL。感覺就好像以前阿 Bu 看著電台的同事,只是回去做兩小時節目之後就可以去玩去滑水一樣愜意。對期望著 KOL 這份工作的人,大概只會覺得我可以坐在淺水灣畔的餐廳,喝著日本茨城縣運來的手工啤酒,邊寫稿子邊抽一抽水就可以有飯吃有日本可去,倒是一件樂事,right?可惜的是,當我嘗試把我的工作簡化傳達,我的學生都不相信。抽水不是很容易嗎?為什麼要想那麼多事情。
對,一次爆發,是意外。我是一次又一次的爆發,連續兩年被視為是「最有傳達力的香港面書專頁」,在我上面的是 100毛,在我下面的是富可敵國也可以殺我於無形的「蘋果日報面書專頁」。他們的資源,絕對是我的一百一千倍。我也只是量力而為的想像,究竟這個遊戲可以玩多久。畢竟我清楚知道,世道變,有些事情不變。酸人的事情不變(很多歌手本來以為自己很捍衛言論自由,到他們知道我在做黃昏節目,一個他們以為是很重要的言論自由橋頭堡的時候,已是我做了兩年的時候。他們如果真的很在乎一個電台的電台節目是不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是不是應該在某些主持離開後,天天聽著那些節目然後告訴大家我是不是在維穩?他們沒有。因為他們只知道用新聞去為自己沾光的重要性),變的只是在媒體民主化(democraization of media)之後,逐臭愛醜的中國人基因性,在香港的網路會發揚光大,我們會見到更多不好看的女孩cosplay 露事業線,又或是有更多人在做自稱「社會實驗」的事情去證實香港人愛「睇人仆街」的根性去收割面書的那些engagement數字。KOL,說到底,只是虛渺的代詞。你看看你的面書,那個 KOL 真的對世道有很多意見?
有意見的人,如我,本早被視為瘋子,孤獨而卑微的一直在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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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 2016年 《號外》雜誌。大家都在聊報紙,雜誌,閱讀之時,我在podcast 及以前的專欄都說過一丁點這些事。希望大家讀到。
長文?正經的?沒有人看的。都是轉發一條新聞,寫三個字(好似「咁都得?!」),就會有好多反應了。
愛我你再親親我小說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五月三十五日想說一說廖亦武的故事
在路上/廖亦武
隔著一張茶几與廖亦武對坐,59歲的中國流亡作家在我們面前斟酒。起初的對答遲疑而謹慎,暗暗的房間,亮晃晃的攝影燈打在作家臉上,簡直是審問。
作家神情略顯不安,硬要拉著編輯廖志峰入鏡受訪,「你過來這兒坐舒服一點。」「這樣的訪談會不會讓你想到監獄問口供啊?」「欸,」作家木訥地應了一聲:「一般採訪之前,我都要喝一點,暈暈浮浮就無所謂了。」語畢,在杯子裡倒上了高粱,推到我面前。
「這次來台灣挺不容易啊,您出發前還被扣在法蘭克福機場。廖志峰在臉書上講這個事,有人還留言說是否梅克爾緊縮難民政策,要逐走廖亦武了?」
他解釋自己拿的是大陸人民進出台灣簽證,可護照卻是德國政治難民護照,2個對不上,在機場被櫃檯扣下來,其實並不是什麼大事,可他在中國有申請出境20次遭拒的紀錄,不免讓人往政治迫害的事實去聯想。
廖亦武是當今國際文壇中深受注目的華人作家,2001年,在中國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被視為反動書籍遭查禁,2008年,該書借屍還魂,出版英譯節錄本《吆屍人》,讓他在西方一夜成名。書籍不容於中國書市,卻有英、法、德等20幾種譯本,他出版《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毛時代的愛情》等書,獲獎無數,2012年獲法蘭克福書展「德國書業和平獎」,歷年獲獎者有蘇珊‧桑塔格、帕慕克等人,是諾貝爾文學獎前哨站,此後,諾貝爾文學獎開獎前夕,他的名字亦屢屢在賭盤上,成了熱門人選。
流亡作家來台不易,出中國更難。2010年,他第16次申請出境獲准,前往德國參加國際文學獎,回國前,友人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抱著他哭,勸他不要回去了,但他堅持在母語環境寫作,「劉曉波當時獲和平獎,我認為情況可能要轉好了,沒想到我完全估計錯誤,我一下北京機場,就被請進了北京派出所。」異議分子余杰、冉雲飛三番兩次被刁難,他四次申請出國訪問遭拒,隔年,索性一個登山背包,擺一本《周易》《史記》和一把簫,穿越過中越邊境,逃了。作家始終在路上。
「我在雲南生活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對雲南太熟悉了,我買通黑社會,知道他們在河口經常放人出去,販毒的、大宗賭博、賣淫集團,都可以出去。我花了五萬塊人民幣,偷渡後交錢,他們一邊數錢沒錯,然後放行,」他講一講笑出來:「還好我名聲沒有劉曉波、艾未未來得大,不然肯定是不行的。」他坐火車到河內,待了3天,腦中好幾套劇本:德國大使館或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要不行,就給德國駐京記者打電話,讓他寫個新聞,變成國際事件。
他一關闖過一關,最後還是在河內機場給拿下。越南海關見他拿單程機票,要他再買一張返程票,「當時是有點冒冷汗,他們說如果不買,就要把我移送中國海關。那機票特別貴,先後給了黑社會這麼多錢,私下留了一千多歐元,幾千人民幣,不得已把所有錢掏出來。當飛機起飛,著實鬆了一口氣,我當時有點缺鈣,腿都有點抽筋。」許久不寫詩的他,在飛機升空的剎那突然有寫詩的心情:「一個嬰兒誕生在天空。」
重獲自由的一刻他想到的是詩,讓他入獄其實也是詩。他在六四前夕寫長詩〈大屠殺〉,隔年入獄,然而他說自己不懂政治,只是浪子。詩人1958年出生四川鹽亭,童年在文革中渡過,教書的父母被遊街示眾,他逃家流浪,「像一條狗一樣到處竄來竄去」,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他考不上大學,當過煮飯工,開過大卡車,也開始寫詩。偶然間聽到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urg)的〈嚎叫〉,腦袋轟一聲炸開了,「他的詩第一句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頭腦被瘋狂給摧毀』,我就想我們連瘋狂都沒瘋狂過,他媽的還摧毀。」
60年代的美國嬉皮給了80年代中國詩人學習榜樣,他開始路上的生活。他在女人身上踏開一條大道,也四處晃蕩,「四川到北京5天4夜的慢火車,我就鋪報紙睡硬座下面。聽到有人談論詩歌,就從別人的褲襠底下探出頭來,一面看他們的褲襠,一面聽他們談詩論藝,」他恨恨地說:「媽的,那時候中國就是沒有毒品,要不肯定去了。」
1989年初夏,他受邀到北大朗誦,世界正沸騰,而他對天安門上群眾激情與狂歡無動於衷,打道回四川。6月2日,四川涪陵也開始騷動,小街上都是持槍的武警,敏感的詩人覺得惶惶不安,在3日下午寫了長詩〈大屠殺〉:「向學生、工人、教師、攤販開槍!掃射!掃射!瞄準那些憤怒的臉、驚愕的臉、痙攣的臉、慘笑的臉、萬念俱灰和平靜的臉掃射!」
詩歌如籤詩,預言了8小時之後發生的事。隔年,他和一班哥們籌拍詩歌電影《安魂》在重慶被抓,被判4年。「人生前半段只是一個短暫的上午,一個懶覺睡到十點,還沒弄清活著是怎麼一回事,就該吃午飯了。」他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嬉皮青春,然而他的人生一下子就天黑了。
黑牢記憶在出走德國後寫成《六四.我的證詞:從先鋒派詩人到底層政治犯》,該書英文書名叫做《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乍看浪漫的書名來自殘忍的際遇。他在獄中哼歌被獄卒逮到,被罰唱滿一百首,唱不滿,獄卒拿著電棒要他把舌頭伸出來:「精神戀愛不過癮,還是親親歌裡的妹妹吧。」「感謝上帝,我的記憶力超群,唱至30多首就卡殼了,」他回憶道:「於是獄警命令幾個勞改犯人把我按翻在地,用呼呼飛旋的電棒戳入我的肛門。我還能說什麼感謝話呢?生活多值得回味,我居然在胯間的陣陣炸裂中還能叫出文革中的時代最強音:『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極權要他閉嘴,但他還是要說,不管是在獄中,或出獄後。他在獄中和高僧拜師學吹簫,出獄後賣唱維生。邊緣人格只能和邊緣人做朋友,他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書籍旋即遭官方禁止、銷毀,卻成為盜版市場的暢銷書—他在台北國際書展,來的多半是北京慕名而來的粉絲。書中受訪對象,有底層攪和的朋友,也有獄友的故事,「在監獄那些人不斷地說他們的故事,殺妻碎屍的,從糞坑逃獄的,我夢都夢到他們,他們講了幾十遍,我不可能忘記。像惡夢一樣追蹤我,我只好把他們寫出來。寫出來才能擺脫這個惡夢。」寫作像遺忘,也是見證。
我們看他的手稿,因為獄中紙筆珍貴,文字跟文字之間沒有縫隙,簡直是螞蟻一樣。在中國,他多次遭警察抄家,幾百萬字手稿被奪走再寫,寫了再被奪走,「每次大禍臨頭,我都懷著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被抄去手稿時的同樣想法:『立即發表!』」他戲稱自己細細小小的字跡是螞蟻體,「一個人和國家機器做抗衡,像螞蟻面對一座山,螞蟻是不可能推翻一座山,但螞蟻可以寫下來,若干年後,這座山砰然倒下,這本書會留下了。」而他9月即將出版的小說就是《輪迴的螞蟻》。
他極其喜歡螞蟻這個意象,人面對浩瀚宇宙,渺小如螞蟻。2014年,他和中國藝評人結婚,生下的女兒就叫書蟻,楊書蟻。「跟著媽媽姓?」「對,螞蟻順著楊樹爬得比較高嘛,那個意象才對,跟著我姓廖,一點意義也沒有。」「但你不需要子女傳宗接代?」「我需要啥傳宗接代,估計知道我的人就很多,有我的書就夠了。」
比無知更恐怖的是漠然,問他六四都是近30年前的往事了,不怕後來的人愈來愈不在乎了嗎?他扛出了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當今世道再混亂,也混亂不過春秋戰國,孔夫子都逃亡了13個國家,如喪家之犬,但他還是堅持文化傳承。」他笑了出來:「我因講真話坐牢,但人一輩子還是講真話舒服一點。我講真話,做一個真性情的人,最終結果也不是太慘是吧?」始終在路上的詩人似乎停下了腳步。他住家旁有德國最大的森林,森林有湖,湖裡有人裸泳,夏日裡,他總是推著嬰兒車,帶女兒散步,女兒睡覺了,他就停下來讀書,整個夏天又讀完一遍《紅樓夢》,他說,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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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曲解分享 - 蔓琪
這應該是這張專輯裡,我最喜歡的一首曲子了,是寫給奶奶的。
曲目本身想跟大家分享的,都在曲解裡了,另外想分享的是錄這首曲子的時候,當我們錄完了兩個Take之後,閉上眼睛回聽,我是哭著聽完的,因為腦海裡的畫面實在太強烈了,我可以看到我小時候在那個日式宿舍裡我與奶奶的身影,我跟郁瑛說完。
「你再哭我也要哭了啦!」郁瑛眼匡也紅著說
「抱歉,我去洗手間整理一下自己,再錄下一個Take。」我說
「好了,就這個Take了!」恩光說
希望您在天堂一切都好,我還是很想跟小時候一樣親親您的臉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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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蔓琪
很多人都有一個疼愛自己的奶奶/外婆,你還能記起她看著你的慈愛眼神嗎?
我的祖父母是經歷了大時代的人,小時候經常躺在奶奶的懷裡,聽她說她的故事。奶奶是廣東人,卻可以講標準的京片子,小時候的生活就像是電視劇裡大戶人家的大小姐。爺爺是河南人,北京大學畢業,他是一個會唸書的窮書生。基本上,兩人的相遇就是個千金大小姐愛上窮書生的標準故事。奶奶有個像是瓊瑤小說裡女主角的名字「陸蔓琪」,是不是光看這三個字就有畫面了呢?後來爺爺跟著政府來到台灣,擔任台中港的開港工程師之一,童年的我在台中港務局的宿舍裡,有許多非常美好的生活回憶。那是一個木造的日式平房,有前後院子,有一隻大狼狗,退休後的爺爺在院子裡種滿了果樹,還有個魚池,那裡就是我的童年。
她總是牽著我的手,溫暖的告訴我許多人生的道理,是影響我人生最深的人,這首曲子要送給我最愛的奶奶。
04 Grandma
Do you have a grandma who spoils you with love, with her eyes on you full of kindness and grace?
My grand-parents from my father’s side lived through tumultuous times; many a night I would be in grandma’s arms listening to her storied past. A Cantonese who spoke perfect Mandarin, my Na’nai (grandma) lived her childhood as a spoiled princess in a wealthy family. My grandpa, from Henan Province, was a Peking University graduate with little means. Their unlikely marriage seemed like a page right out of a romantic fiction. Even my Na’nai’s name, Lu Man Chi, carries qualities befitting a main character in a Chiung Yao epic love story! Later on grandpa followed the exiling government to Taiwan and eventually served on the engineering team that constructed Port of Taichung. I have fond memories of living in Port of Taichung’s staff quarters, a Japanese-style one-story house with front and back yards. Grandpa spent his retirement caring for fruit trees, fish pond, and a large German shepherd, all of which painted my childhood.
Na’nai would always hold my hands and tell me softly the ways of the world. This song is dedicated to my beloved Na’nai, who influenced me th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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