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像
幾年前,某媒體刊載了一篇專訪某外省籍綜藝界教父級人物的文章。裏面有一段對話令我印象深刻,至今難忘。那段文字的精準措詞用語我已忘了,但是大意我仍記得如下:
媒體記者問:
您的戲劇創作能力真是令人驚嘆。
大咖:
可能來自遺傳吧。我父親是老芋仔。我們住在南部。有一次我在學校闖了禍,要被退學。結果,我父親就當著我的面去村裏電話室,假冒是某部隊長官打電話給(台灣人)校長。
我看著他用濃濃的山東(東北?)腔對著電話那頭的校長說:『我是XXX 部隊長,XXX的爸爸。我兒子說,學校要把他退學,有這事嗎?』- 還真像回事!
講完電話後,我父親要我別害怕,說:『孩子,沒事了。』」。
我記得,當時讀到這段描述時,心裏立即想著:
「算起來就是1947年二二八之後、1949後戒嚴的年代。
經過一場屠殺,那時任何一個台灣人,即便是校長,接到大陸腔,且是軍人的電話,不管是什麼軍階,能不心裏發毛,兩腿擅抖者幾稀矣?」
那大概是至少七、八年,甚至超過十年前的報導了。這位教父級大老的確很有才華。而我相信,以他的智慧與內涵,在受訪時,若有意識到「除了他父親的表演天賦外,台灣人的悲慘命運也是他父親那場「『臨演』成功、有效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應該是不會如此引用他父親的例子的。或,今天若再受訪,我有把握,他不會再舉此例的。
我今天會想起這篇報導,正是因為讀到促轉會建議或作成決定要「移除中正紀念堂裏的蔣介石銅像」。一時之間,藍營上下、老少激烈反對,各種理由紛紛出籠。
我以前面那篇報導為例,誠心請反對者思考一下,不論你們所認定的老蔣之功過如何,凡知道他對台灣人(本省、外省、原住民)所犯下之罪孽的人(你們都不得不承認),何忍再讓這尊超級巨大銅像繼續日夜羞辱、刺激著所有受害者及其家人,還有一個亟需走向自由光明的社會?
把你們的驕傲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這驕傲如何能讓人真正抬得起頭來?- 除了繼續把受害者踩在腳下?
容我提醒一下:「銅」字的「同」也是「同理心」的那個「同」。
再不然,四十年,都已超過一個世代,也夠了吧?!
要不,有人說功過相抵,那,若不能移除,我認真建議:劈成一半,也是個辦法,兼顧象徵與真實。我估計,有轉型正義的曲折故事可說,會是另個真正有深度意涵的國際觀光賣點。
山東算東北嗎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盧斯達:紐時、大紀元為何互 Diss? 歐美及香港媒體生態下的法輪功媒體】
《紐約時報》最近 diss 了《大紀元》和法輪功,簡單來說就是追蹤了《大紀元》在全球的病毒式行銷和壯大,指出近年《大紀元》轉向支持 Trump,又似乎跟另類右翼的大宗師班農過從甚密,「為右翼虛假信息主要提供者鋪平了道路」、「是一個在全球範圍內創造不實信息的機器,一再將邊緣敘事推入主流。」
儘管《大紀元》宣稱自己與法輪功沒有從屬關係,但這裡暫且當一個勢力論之。《紐約時報》就像很多西媒一樣,在總統選舉站邊選擇拜登和民主黨。法輪功的媒體帝國令人忌憚,因為他們通過明確服務美國保守派而介入美國權力競逐,而且是新競爭者。在這個情況下,主流自由派傳媒與《大紀元》,義利皆不合。利益自然是嚴重衝突,《大紀元》做得越來越大,威脅所有現存的老牌傳媒;意識形態方面,《大紀元》強力支持 Trump,自然更是死罪。《紐時》的報道雖然似乎跟《大紀元》平起平座的搭手,有曲線提升後者位階的嫌疑,不過《紐時》猛獅撲兔,先打防疫針,以《大紀元》充滿 fake news、內容農場等自由派嗤之以鼻的名詞,是為對手塑造道德低地來鞏固自身的高大上形象。
如果《大紀元》或者法輪功的那些中國人,乖乖地做好一個第三世界受害者,簇擁在美國建制的外圍,那麼主流西媒對他們的敵意就不會那麼大,至少不會大到要寫一篇報道來含沙射影。
在更大的框架而言,法輪功在 2000 年代被壓鎮而流散,這些人一直祈禱有人可以清算江澤民,還他們公道。中國也是 2000 年代加入世貿的,鬼佬白人一直散播學術界 fake news,說中國也沒有例外,只要受幫助之後有錢了就會有中產,然後就會有自由化和民主改革;但這個假設一直沒有實現,美國跟中國水乳交融的好日子,便是各界受害者不見天日的煎熬日常。對中國的 engagment 政策沒有為這些人換到好日子甚至是象徵式公義,於是他們在絕望中倒向誓言打破建制、政策行為強烈反中的 Trump 便十分合乎常理。
是歐美自由派對中國的綏靖政策,最終導致法輪功、《大紀元》和很多人倒向第三條道路,在外媒記者高大上的義正辭嚴之中,有著結構性的自大和欠缺反思,沒有 check their privilege,更沒有涉取歷史的教訓(當然拜登還在鬼扯甚麼當選後要讓中國遵守國際規則,繼續「又傾又砌」的 engagment 舊路,就是還停留在 2000 年代的病徵);
而《大紀元》的快速崛起,大概是填補了海內外「華人」的反共群眾市場。新世紀開始,海外華人在精神上無法再依賴多數晚節不保的海外民運,甚至民運也已經不存在,在國內也變了「維權」。海外華人就算不信法輪功,看《大紀元》還是會接觸到強烈反共內容或者中共官場秘聞,也算是只此一家的聊以自慰。
然而這樣說是否代表我喜歡《大紀元》呢?我不支持,而且無法理解。雖然在香港有多年歷史的各大遊行(至 2020 年終止),法輪功隊伍總是常客,他們在香港的街站也不時遭親共打手騷擾,他們一定也有很多有心人。一些基督徒面對摩門教有時也自愧不如,雖然不認同其教義,但摩門教當中確實有很多生活極度虔誠的信眾。我對法輪功的印象大概也如此。法輪功和香港人似乎都有同一個敵人,但有相同敵人可能只代表是非神聖同盟。
由於法輪功是用病毒式擴散,去中心化的,很多網站都不會說明自己跟法輪功的聯繫,但你可以嗅到背後有同一種意識形態。例如一些內容是將希伯來人的上帝跟佛祖、孔子等人大雜燴;一些內容生產者是極度愛國的,並且視中國文化為五千年的整體,並將其源頭上接到「神」,認為中華文化是「神傳文化」,既是三教合流,也有類似新紀元運動的宗教統合傾向。
類似的論述可以從《大紀元》網站的文化歷史藝術版面看得到,他們以非常狂熱的態度推廣自己心目中的文化正統。雖然法輪功一開始甚至在中共黨內流行,但遭受鎮壓之後,由反江澤民變成反共,但他們都是中國人,是中共建政之後出生的中國人,信眾因為創傷而強烈反共,但他們的思想資源來自東北和內陸中國,只能高舉「真正的中國文化」來反共,中共竊據了中國人的江山,中共來臨之前中國人是好的、中國文化是神聖的。
「大紀元系」在香港的聽眾觀眾也越來多,背景是固有的民主運動和民主傳媒已經漸趨保守,一方面要維持與中國的關係,以免滅頂,於是經常顯得自我克制。「大紀元系」就填補了那個市場空缺,加上他們也越來越專業,便有能力搶奪群眾;
但也是因為如此,《大紀元》論述在香港也是水土不服的,因為東北和維港真是相距很遠。令人印象最深的便是上一次特首選舉,林鄭月娥和曾俊華之爭,連泛民的社會賢達也興致勃勃地追看轉發「大紀元系」的揭密,繪形繪聲地說習近平很快就會清算「江派」,江派是支持林鄭,習近平其實內心屬意曾俊華。這些也不算是假訊息,只是臆測傳到各種叔叔嬸嬸的手機電腦裡面,他們又爭相傳播:「你沒看爆料嗎?江派就快敗亡了,選舉之後你就知道……」法輪功在中共裡面是流行過的,《大紀元》有時也是消息靈通的、有獨家的,但有時也是敗在獨家,因為中國內部本身就是一個假訊息機器和諜戰樂園,你怎知道他們不是故意想你這樣相信呢?例如某官和某官在鬥,沒人能證實也沒人能否證。
《大紀元》論述在香港的流行,縱然是反共,也是有礙民智,將香港的「中國觀」拉回了黨內鬥爭、期待好人收拾壞人的格局。這對於他們那種背景的人並非不合理,因為他們的身份認同仍是中國人,是愛國不愛黨、反共不反中。中美關係由魚水交歡到進入分歧階段,西媒和《大紀元》正式分道揚鑣,因為西媒想延續體制,但這些海外中國人卻要用美國來滅掉中共,破局後重建的仍然是五族共和兼五十幾個民族的中華民族國。只要中國換了黨換了人,他們就會離開,跟香港再沒有相干;甚至只是有了一個接納法輪功的領導人,我們就會馬上面對不一樣的東西。
法輪功在香港也有不少活動,特別是中國自由行很多的那個年代,他們很熱心向同胞揭露真相,因為這事是為了中國,而香港只是一個建設民主中國的輻射點。山東人郭文貴也愛爆料,但他只是黨內權鬥的失敗者,他要求的只是在結構裡換人,而不是認為結構需要重構。這一群海外華人,肯定有高潔和有能之士,但眼界習氣所困,隱若繼承著農民造反和太平天國的組織傳統;但這也許不能全怪中國人。當他們被強烈打壓和出賣,跟中國開始有巨大生意往來的西方沒人救得了他們,只能用信仰組織起來求存。沒有一定的「迷信」,不可能抵抗如此殘酷和幻滅的世界;理性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民運人,都幻滅了,最後卻是一直說著退黨人數和活摘器官的法輪功越戰越勇,可見非理性和意志的力量。
固然新聞應該是自由的,沒人能夠壟斷真理的解釋權。西媒大規圍消音拜登家族醜聞,才是自由民主制的崩壞起點;《大紀元》突然被提上日程,則是美國國內意識形態鬥爭一部份,「美國體制」不能再忍受 Trump,更受不了 Trump 得到這麼龐大的媒體支持 — 他們認為這一向是自己的主場,不能任由公然唱反調的媒體「入侵」。面對 Trump,自由派和左派都拋下理中客的面具,赤膊落場隻揪;反共的《大紀元》跟另類右翼結盟,而香港則一邊說著唯一出路,一邊與失勢的中國愛國者相濡以沫,what a party!
在價值系統因為現實政治而搗毀的過程,就會有很多新觀念新訊息,普通人唯一可以做的,也許是很老套的保持清醒,照單全收永遠是危險的。「認識你自己」:認識誰是敵人、誰是永恆的盟友、誰是暫時的盟友、誰的政治目標是甚麼。認識自己,認識媒體,免被愚弄,以免自己以為覺醒了卻只是進入了另一個 Matrix,保守自己的議程勝過保守一切。
山東算東北嗎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盧斯達:紐時、大紀元為何互 Diss? 歐美及香港媒體生態下的法輪功媒體】
《紐約時報》最近 diss 了《大紀元》和法輪功,簡單來說就是追蹤了《大紀元》在全球的病毒式行銷和壯大,指出近年《大紀元》轉向支持 Trump,又似乎跟另類右翼的大宗師班農過從甚密,「為右翼虛假信息主要提供者鋪平了道路」、「是一個在全球範圍內創造不實信息的機器,一再將邊緣敘事推入主流。」
儘管《大紀元》宣稱自己與法輪功沒有從屬關係,但這裡暫且當一個勢力論之。《紐約時報》就像很多西媒一樣,在總統選舉站邊選擇拜登和民主黨。法輪功的媒體帝國令人忌憚,因為他們通過明確服務美國保守派而介入美國權力競逐,而且是新競爭者。在這個情況下,主流自由派傳媒與《大紀元》,義利皆不合。利益自然是嚴重衝突,《大紀元》做得越來越大,威脅所有現存的老牌傳媒;意識形態方面,《大紀元》強力支持 Trump,自然更是死罪。《紐時》的報道雖然似乎跟《大紀元》平起平座的搭手,有曲線提升後者位階的嫌疑,不過《紐時》猛獅撲兔,先打防疫針,以《大紀元》充滿 fake news、內容農場等自由派嗤之以鼻的名詞,是為對手塑造道德低地來鞏固自身的高大上形象。
如果《大紀元》或者法輪功的那些中國人,乖乖地做好一個第三世界受害者,簇擁在美國建制的外圍,那麼主流西媒對他們的敵意就不會那麼大,至少不會大到要寫一篇報道來含沙射影。
在更大的框架而言,法輪功在 2000 年代被壓鎮而流散,這些人一直祈禱有人可以清算江澤民,還他們公道。中國也是 2000 年代加入世貿的,鬼佬白人一直散播學術界 fake news,說中國也沒有例外,只要受幫助之後有錢了就會有中產,然後就會有自由化和民主改革;但這個假設一直沒有實現,美國跟中國水乳交融的好日子,便是各界受害者不見天日的煎熬日常。對中國的 engagment 政策沒有為這些人換到好日子甚至是象徵式公義,於是他們在絕望中倒向誓言打破建制、政策行為強烈反中的 Trump 便十分合乎常理。
是歐美自由派對中國的綏靖政策,最終導致法輪功、《大紀元》和很多人倒向第三條道路,在外媒記者高大上的義正辭嚴之中,有著結構性的自大和欠缺反思,沒有 check their privilege,更沒有涉取歷史的教訓(當然拜登還在鬼扯甚麼當選後要讓中國遵守國際規則,繼續「又傾又砌」的 engagment 舊路,就是還停留在 2000 年代的病徵);
而《大紀元》的快速崛起,大概是填補了海內外「華人」的反共群眾市場。新世紀開始,海外華人在精神上無法再依賴多數晚節不保的海外民運,甚至民運也已經不存在,在國內也變了「維權」。海外華人就算不信法輪功,看《大紀元》還是會接觸到強烈反共內容或者中共官場秘聞,也算是只此一家的聊以自慰。
然而這樣說是否代表我喜歡《大紀元》呢?我不支持,而且無法理解。雖然在香港有多年歷史的各大遊行(至 2020 年終止),法輪功隊伍總是常客,他們在香港的街站也不時遭親共打手騷擾,他們一定也有很多有心人。一些基督徒面對摩門教有時也自愧不如,雖然不認同其教義,但摩門教當中確實有很多生活極度虔誠的信眾。我對法輪功的印象大概也如此。法輪功和香港人似乎都有同一個敵人,但有相同敵人可能只代表是非神聖同盟。
由於法輪功是用病毒式擴散,去中心化的,很多網站都不會說明自己跟法輪功的聯繫,但你可以嗅到背後有同一種意識形態。例如一些內容是將希伯來人的上帝跟佛祖、孔子等人大雜燴;一些內容生產者是極度愛國的,並且視中國文化為五千年的整體,並將其源頭上接到「神」,認為中華文化是「神傳文化」,既是三教合流,也有類似新紀元運動的宗教統合傾向。
類似的論述可以從《大紀元》網站的文化歷史藝術版面看得到,他們以非常狂熱的態度推廣自己心目中的文化正統。雖然法輪功一開始甚至在中共黨內流行,但遭受鎮壓之後,由反江澤民變成反共,但他們都是中國人,是中共建政之後出生的中國人,信眾因為創傷而強烈反共,但他們的思想資源來自東北和內陸中國,只能高舉「真正的中國文化」來反共,中共竊據了中國人的江山,中共來臨之前中國人是好的、中國文化是神聖的。
「大紀元系」在香港的聽眾觀眾也越來多,背景是固有的民主運動和民主傳媒已經漸趨保守,一方面要維持與中國的關係,以免滅頂,於是經常顯得自我克制。「大紀元系」就填補了那個市場空缺,加上他們也越來越專業,便有能力搶奪群眾;
但也是因為如此,《大紀元》論述在香港也是水土不服的,因為東北和維港真是相距很遠。令人印象最深的便是上一次特首選舉,林鄭月娥和曾俊華之爭,連泛民的社會賢達也興致勃勃地追看轉發「大紀元系」的揭密,繪形繪聲地說習近平很快就會清算「江派」,江派是支持林鄭,習近平其實內心屬意曾俊華。這些也不算是假訊息,只是臆測傳到各種叔叔嬸嬸的手機電腦裡面,他們又爭相傳播:「你沒看爆料嗎?江派就快敗亡了,選舉之後你就知道……」法輪功在中共裡面是流行過的,《大紀元》有時也是消息靈通的、有獨家的,但有時也是敗在獨家,因為中國內部本身就是一個假訊息機器和諜戰樂園,你怎知道他們不是故意想你這樣相信呢?例如某官和某官在鬥,沒人能證實也沒人能否證。
《大紀元》論述在香港的流行,縱然是反共,也是有礙民智,將香港的「中國觀」拉回了黨內鬥爭、期待好人收拾壞人的格局。這對於他們那種背景的人並非不合理,因為他們的身份認同仍是中國人,是愛國不愛黨、反共不反中。中美關係由魚水交歡到進入分歧階段,西媒和《大紀元》正式分道揚鑣,因為西媒想延續體制,但這些海外中國人卻要用美國來滅掉中共,破局後重建的仍然是五族共和兼五十幾個民族的中華民族國。只要中國換了黨換了人,他們就會離開,跟香港再沒有相干;甚至只是有了一個接納法輪功的領導人,我們就會馬上面對不一樣的東西。
法輪功在香港也有不少活動,特別是中國自由行很多的那個年代,他們很熱心向同胞揭露真相,因為這事是為了中國,而香港只是一個建設民主中國的輻射點。山東人郭文貴也愛爆料,但他只是黨內權鬥的失敗者,他要求的只是在結構裡換人,而不是認為結構需要重構。這一群海外華人,肯定有高潔和有能之士,但眼界習氣所困,隱若繼承著農民造反和太平天國的組織傳統;但這也許不能全怪中國人。當他們被強烈打壓和出賣,跟中國開始有巨大生意往來的西方沒人救得了他們,只能用信仰組織起來求存。沒有一定的「迷信」,不可能抵抗如此殘酷和幻滅的世界;理性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民運人,都幻滅了,最後卻是一直說著退黨人數和活摘器官的法輪功越戰越勇,可見非理性和意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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