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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聽】 爆頭就對了 ！| 從《#屍戰朝鮮：雅信傳》到《#惡靈古堡》|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後人類未來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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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李屍朝鮮：#雅信傳》只有一個想法—「欸為什麼沒有可以按下一集的地方！」。真的很喜歡《#李屍朝鮮》，自從2019年看了第一季，那種「公路電影」般的一路跋涉，加上詭秘的政權鬥爭，還有寫實又魔幻的戰爭，重新定義了活屍文本的特徵與內涵。我們今天就談談「活屍」（#zombie）及其文本，活屍在大中文化中的意義，還有活屍也有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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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們認為，活屍電影、電玩、小說等，尤其在2000年後的興盛，是一種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這些文本從政治、經濟、科學等領域，迂迴地提出「反-社會結構」的批評，並在倖存者身上，賦予某種「#後人類」式的期待。這種Ulrich Beck的「#解放性災難」，使我們思考新的社會型態與人類存在，並開啟未來的可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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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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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
▶ 活屍的系譜
▶ 活屍文本的基本解析
▶ 巫術所控制的活死人
▶ 活下來的人有這三種
▶ 作為一種後人類
▶ 爆頭就對了
▶ 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末日重生—解放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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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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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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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2019第一次看到Netflix上的《李屍朝鮮》，非常驚豔，居然可以將活屍與歷史、政爭、戰爭混合在一起，創造一種全新的視野。第一季的片頭，令人頭皮發麻，逐集釋出的片段，你可以一集一集地慢慢發覺這是養屍的陰翳詭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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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概的背景是，16世紀末日本入侵朝鮮數年後的朝鮮王朝，王世子李蒼想見臥病在床十多天的父王，卻一直被宮人阻撓，直覺宮中有不可告人秘密。為追尋真相，李蒼微服暗訪醫治其父王的醫員，卻發現一場恐怖瘟疫正全國擴散，染疫的人會死而復活，變得非常嗜血及人肉，整個朝鮮正陷入一場滅亡危機。整個《李屍朝鮮》虛構地表現著真實的史實，包含16世紀的國際政治、政府治理、人民生活、飢荒與瘟疫，那些人吃人的殘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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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信傳，運用了朝鮮與女真之間的緊張關係，架構了一個「生死草源起」的場面。其中全智賢以及她的部族，是夾在朝鮮與女真之間歸順政府的「城底野人」，以來往探密為生。活屍在這裡，指向某種「他者」，是一個民族傷痛的隱喻，本篇裡並沒有太多的謀策或活屍趕殺，更多的是在恨意上的不斷加深，這個被賤斥、賤踏的他者（沒有認同、失語、赤裸、遭受暴力），最終反撲成為一種灰滅性的瘋狂與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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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在最後活屍感染全滅軍隊時，感到內心充滿快感呢。你也可以藉雅信，明白前兩季的諸多橋段，包含生死草的來源、為何會出現、朝鮮的政爭、第二季結束時全智賢的詭異微笑。並且，藉由雅信這位女性角色的賤斥主體反撲，整個顛倒了前兩季的所有「皇權」（kingdom）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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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屍朝鮮》大概是近年K-zombie中，最典型又精彩的作品。它之所以好看，是因為其脫離了20-21世紀裡，成為重要的反烏托邦類型的活屍文本，獨樹一格。不過，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談談這整個影視發展中的活屍文本，其是對晚期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種反映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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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心中有一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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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句導演李安的句法，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活屍電影已然成為當代最重要的電影類型之一，是一種結合怪物、恐怖、與科學幻想的文本。從1932年的《白殭屍》（White Zombie）開始，1968年George Romero執導的《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興起，「活屍」一社會想像在40年內逐漸成為主流，時至今日已然有577部相關的活屍電影作品發行，尚未包含電玩、小說等其他傳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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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後，活屍文本更蓬勃出現，成為當代流行文化中的重要類型。這些血腥恐怖的情節背後，與一般鬼片不同，其隱含著複雜的、預設式的、假設式、未來式、較積極的負面烏托邦，用通俗的方式探討著「反結構」（anti-structure）的趨勢，甚至可以說，活屍文本就是某種「社會科學的科幻」（Reed and Penfold-Mounce, 2015），是一種社會學的想像。後面就來漫談活屍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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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海地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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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宛瑄（2017）回顧了活屍的系譜。她認為，當代習稱活屍的怪物依其所從出的歷史脈絡與形象變遷過程，可以區分為「#海地活屍」與「#美國活屍」，兩種活屍形象各有所對應的社會情境及衍生的政治文化意涵，兩者之間的關聯與差異則是揭示活屍的理論潛能所在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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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海地活屍」為巫毒教的產物，例如「白殭屍」，海地人相信巫毒教巫師能夠藉由含河豚毒素的特定毒物與儀式，讓活人處於假死狀態，之後再藉另一種藥物使之復甦；但甦醒過來的受害者會失去許多心智功能，淪為受巫師操縱的奴隸。由於海地的歷史充滿被帝國殖民為奴的記憶，海地活屍逐漸演變為一種政治社會壓迫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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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美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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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活屍在1920年代傳入美國，並在電影中，幾經轉變，最後由喬治羅米洛的活屍系列，將活屍由巫術型轉換成「感染型」。二十世紀西方大眾文化想像中的喪屍已從「#傳統神祕傳說中沒有心智且相對不具威脅性的奴性機器」轉變為「#兇惡且自我驅動的吃人機器」；活屍研究者不應將「海地喪屍」與「美國喪屍」的發展史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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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喪屍擺脫巫師或奴隸主甚或殖民者支配後，始得成為所謂「常人怪物」（行屍走肉），方能夠代入各種社會脈絡與問題情境，凝聚吸納其間的想像與焦慮，羅米洛的活死人系列因此可說是活屍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史上重要的轉捩點。（林宛瑄，2017）所謂的「感染型活屍」。不論性別種族階級，任何人都可能轉變為活屍，人與喪屍之間的界線不再牢固，人無法輕易將活屍斥逐為與己對立之他者。只要有心（?），人人都可能是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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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電影的基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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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557部活屍電影名稱做文字分析，可以得到一系列的詞彙，如邪惡（Evil）、重返（Return）、活死人（Undead）、黑暗（Dark）、屋舍（House）、居民（Resident）、啟示錄（Apocalypse）、戰爭（War）、變種（Mutant）。這些片名用字指向大眾對「人」（human）之常態的質疑與恐懼。活屍象徵著，道德人性的變質、資源稀缺的搶奪、社會集體歇斯底里的害怕、全球戰爭的末日想像、對傳染病的恐懼、與基因科技的深層不信任。簡單來說，即是在技術、風險、生命權力、恐怖主義等等概念力量將社會質變後，活屍電影重新定義了「人」的存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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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倖存者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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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活屍文本時，我時常將重點放在「活屍」本身，以其作為一種對當代社會的隱喻與批判視角，但事實上，那些在災難中倖存的人類，也是很重要，他們可能是反映人類在世界存在的方式，與社會重建的未來。倖存者的分類，依賴原本的社會資源，純淨的社會結構。倖存者可以分類成「#群眾」（Multitude）、「#超人類」（transhuman）、「#後人類」（post-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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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眾」的情況下，大眾被與活屍連接在一起，你可以在大部分的電影中看到這樣的場景，人口過剩的新自由主義社會中，一方面不幸成為活屍的大眾在社會結構中無腦的重複動作，另一方面，倖存的群眾則試圖恢復舊秩序，或是，衝破各種機構的框架，例如種族、性別等。這樣的集體大眾合作，也表現在活屍路跑的活動場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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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超人類」，是一種思考未來的方式，許多超人主義理論家與倡導者希望運用理性、科學和技術，並在此基礎上減少貧困、疾病、殘疾和全球各類折磨人的疾病。在《惡靈古堡》電影中，女主角Alice受感染又轉基因，變成一個超越人類界限的賽博格（cyborg），如Donna Haraway在《賽博格宣言》裡說的一樣，女性的暴力是對所有中心主義的一種超越與破壞，拋棄了所有人的從屬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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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後人類」（post human）狀態，少了超人類的超越，更多的是重新思考與風險共處的例外狀態，然後形成一種生命風格。是對未來人類個體趨勢的一種觀察、推測與想像，最著名的經典是Francis Fukuyama的《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他強調技術革命將帶來人類社會的終極改變，其中包含了道德界線的瓦解，與社會集體暴力的來臨。Ira Livingston與Judith Halberstam則描繪「後人類」是科技的設計，是藏有符碼傳染的軀體，是致命的肉身，人類不再屬於「人族」（the family of man），而是後人類的一員。諸多學者對人類個體的未來狀態有著不確定的憂慮，但也隱含重新思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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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頭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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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玩《惡靈古堡》中，第一次將「生化武器」、「傳染病」、「病毒」等元素加入活屍文本。「這場流行病的傳染速度，比現代歷史上的任何疾病要快得多了。」在Covid-19的時代，在《惡靈古堡3》重製版（Resident Evil 3，2020）詭譎緊張的開場序曲中的這句話，令每一個身處在現在的玩家深深感到遊戲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巧合。從1996年誕生於日本Sony公司的遊戲開發部的《惡靈古堡》（Resident Evil），以大規模傳染與生化實驗為故事基礎，展開第一代成人玩家恐怖科幻視野，也是幾十年來活屍類型文本（zombie genre）的重要原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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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靈古堡》的核心是T-virus病毒，這種將人類變異成活屍的虛構感染，讓玩家無論是通過歐式豪宅、非洲村落、亞州公寓，每一集都有。就算到了《惡靈古堡：村莊》（Resident Evil Village）的羅馬尼亞風格民間故事中，都還是可以碰見邪惡集團Umbrella Corporation，因為製造生化武器，而開啟的活屍末日。但對於《惡靈古堡》而言，一開始幾代你還會期待是有解藥的，可以回到末日前的社會。但最近的幾代，主角與活屍的距離開始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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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就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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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是《屍速列車》裡，列車上的病毒傳染末日最可怕的敵人除了活屍之外，還包括各種延伸出來的危機狀況，像是對糧食、飲用水、衛生的不信任，大量流竄的、囂張的、與恐慌的活人才是真正致命的對手。這些由活屍想像延伸出來的情境，全都指向全球化晚期資本主義下的災難，社會失序、病毒感染、生化戰爭、病毒疫苗突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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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屍速列車》是一部很特別的電影，它的成功，正是奠基在韓國的徹底失敗上，的確，電影中所提及的「世越號沈船事件」、「MERS疫情」等真實事件，都體現了導演在韓國社會中的生活經歷，看見了韓國階層文化的不公平、國家體系的失常、經濟壓力下，人們渴望「逃跑」。所以我們看到《屍速列車》裡有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例如資本家對雇員的指使、社會對高齡的排擠等；也看到軍隊體系的暴亂之力；一節節的車廂裡的失序場景，反而在極端的條件下將韓國的社會秩序表現了出來。而失速的列車也逃往向釜山，一個韓國經濟的重量級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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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電影如《活人生吃》、《毀滅倒數28天》也時常描繪「商場裡的消費活屍」、「倖存者的險惡競爭」、「資源的匱乏」、「極具才能的才德至上英雄」、「巨大邪惡的企業（與科學家）」、「失能又極權的軍政複合體」，也時常是活屍電影的重要場景。都很像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一場場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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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非人的共生的遊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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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屍片通常很短，觀眾看到的只是一個傳染的展開片段，但如果像是《陰屍路》這種發展很長的篇幅，就可以看人們開始嘗試展開新的生活。有趣的是，活屍科幻電影看似悲觀，這些倖存者卻總為未來社會帶來希望，追尋一個新的社會結構。例如《屍速列車》，電影中主角孔劉與其他人物的關係描繪得十分飽滿。一個故事由主角構成，主角本身卻又由許許多多的其他人構成，互動來去，在情緒、情感、合作策略的各種人際關係行為中，維繫了「人」存在於這個世界末日的價值。又或者是超級長篇《陰屍路》、被罵翻的《最後生存者2》，到後來已經展開各種活屍末日的生活共同體實驗，活屍末日是新世界的開始，在這個世界中「沒有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或傳統的社會建制，只有一群剛強的倖存者」（林宛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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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去感官主義的票房刺激，我們可以思考，在當代流行文化中被大量產出的殭屍文本，也許並不是我們恐懼上述的「後人類怪物」，而是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具殭屍，他提醒著當代人類身上存在著「跨界性」，我們必須要在無法可管的條件（社會變動太過劇烈）下創造新的律法。這是「後人類」的啟蒙，在最狂暴卻又極度管制的的區域中重新創造「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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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式災難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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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哲學家Giorgio Agamben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來解釋這活屍延伸出來的後人類思考。在活屍科幻電影鋪成的過程中逐漸展開視域，可以發現空間與政治、生命與法律、混亂與正常之間已經失去清楚界線，這種「例外狀態」標示著當代社會型態的狂暴與管制、安全與風險的共存。而就是因為《李屍朝鮮》、《陰屍路》、《屍速列車》、《惡靈古堡》以及其他的活屍類型文本中，存在著活屍的暴力性、動物性、去道德化，反而強化了主角與其他角色之間社會關係，那些是人性的脆弱、難得的尊重與無私的互動，這些是維護「人」所存在的最後理由。「最後生存者」，這種新的存在方式，不純然是對非人狀態的拋棄恐懼，更可以是一種共振、共活（想想看這兩年的全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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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活屍文本可以反映Ulrich Beck（周桂田、徐健銘，2016）提出的「解放式災難」，災難的風險可能帶來變革與解放的契機。「活屍」給我們一種壓力，一種啟事，一種警告，告訴我們自己即將面臨（或正處於）例外世界，承認當代人類個體已然是各種跨界性的混合體，但我們依然盡力地維護著人性的價值與個體安全的保證，在可能是最壞的未來情境裡，持續重新定義人類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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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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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桂田、徐健銘（2016）。進擊的世界風險社會挑戰。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 林宛瑄（2017）。我們就是喪屍:《 陰屍路》 中的喪屍末日與再創生。英美文學評論。

3. Fukuyama, F. (2006).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Simon and Schuster.

4. Halberstam, J. (1995). Ira Livingston, eds. 1995. Posthuman Bodies.

5. Reed, D., & Penfold-Mounce, R. (2015). Zombie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The walking dead as social-science fiction. In The zombie renaissance in popular culture (pp. 124-138).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生日快樂］ #10
陳舜臣（1924.2.18—2005.1.21）。
閱讀、觀賞、聆聽創作者的作品，是最有效力的生日祝福。
今天適合讀陳舜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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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台灣人接受日本教育，隨著『皇民化』的口號被教育成日本人。然而，台灣『光復』之後，我們就光明正大地變成了『中國人』。」
「成為中國人。——問題是，何謂中國人？」
——陳舜臣，《憤怒的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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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說的『台灣人云云』，恐怕是因為我對於自己是台灣人的身份很在意的緣故吧。自己應該是台灣人沒錯，不過周遭都是日本人，讓還是小孩的自己產生了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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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到底是誰？或許長久以來，心中總是沒有拋開這個疑惑吧。年幼時期的自言自語，其實就是我成為作家的出發點，每次只要回頭展望，就能看到當初自己的起點，也能重新找到自己現在身處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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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已覺悟到，必須認清自己是少數派中的少數派並生存下去。」
——陳舜臣《半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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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沒有好好傳承他，中國那邊認為他是台灣人，在日本，他的形象就是個華僑，三方都沒有好好評價過他。」
——陳舜臣姪女、日本兵庫縣立大學經濟學部國際經濟學科教授陳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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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聊聊對陳舜臣的接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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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日本神戶的台灣人家庭、在神戶成長的陳舜臣，只在二戰後短暫回台三年，經歷二二八事件之後，選擇回到日本。他協助家中經商十年，直到起心動念要寫小說，轉身投入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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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枯草之根》獲「江戶川亂步賞」；1969年，《青玉獅子爐》獲「直木賞」；1970年，《再見玉嶺》、《孔雀之道》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1992年，《諸葛孔明》獲「吉川英治文學賞」，陳舜臣以日文寫作，以推理小說進入日本文壇，以歷史小說與摯友司馬遼太郎齊名，一生獲獎無數。除此之外，尚有通史、隨筆、遊記、評論、漢詩集及翻譯作品。他曾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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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寫五到六個小時，在寫《琉球之風》的時候，寫到手指抬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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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寫的中國歷史小說，以探索中國近代史為其重要貢獻。不僅樹立了日本文學裡中國歷史小說的一脈分支，也深深影響了日本人觀看中國的方式。有趣的是，戰後西川滿回到日本時曾二度改寫《西遊記》，而這也影響了邱永漢、陳舜臣再度翻寫《西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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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在台灣的出版歷史約略可分為三階段，而這也可以和台灣日語世代作家戰後的命運相互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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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是戒嚴時期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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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階段，陳舜臣在日本文壇成名獲獎。但是，只有少數作品出現在台灣讀者的視野中，或有台灣日語世代作家如黃得時、楊熾昌（水蔭萍）、龍瑛宗關注他的動向。1963年6月至1976年1月，平鑫濤兼任《聯合報》「聯合副刊」主編，而劉慕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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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在葛樂禮水災之後，平先生匯來兩萬元，西甯為了早日還債，開始著手寫醞釀多時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貓》，並於次年在皇冠上連載。我亦在聯副連載第一部長篇譯作，陳舜臣的《#黑色喜馬拉雅山》。這麼一來總算結束了不時得變賣下個月眷糧券貼補家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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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黑色喜馬拉雅山》由皇冠出版，應屬皇冠創社第一年出版的書籍。之後，獲得直木賞的《青玉獅子香爐》也是在聯合報副刊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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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陳舜臣家族經商，和港、台、南洋、中國都有著貿易往來；加上他多次前往共產中國取材，根據他的自述，不只他的著作曾被列為禁書，他也上過黑名單，長年無法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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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0年，李登輝讓他從黑名單上移除，陳舜臣才再次踏上台灣這塊土地。他更引介司馬遼太郎進行「台灣紀行」，使日本文史學界開始對台灣有了新的視點。

而這時，也迎來第二階段，戒嚴後的盛放。
1990年代，遠流有系統地出版陳舜臣的歷史小說和推理小說，甚至有過暢銷十萬本的佳績，使台灣讀者逐漸熟悉這位歷史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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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時序進入2010年代，彼時的出版聲勢漸弱漸淡。我對陳舜臣的認識，便要到第三階段，陳舜臣的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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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游擊文化和內容力合作，推動「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青雲之軸、憤怒的菩薩、半路上」系列出版；2018年，陳舜臣唯一以台灣新莊為推理小說舞台的《憤怒的菩薩》改編為公視四集電視劇；加上2019年出版野島剛《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臺灣人》，2020年出版笹沼俊暁《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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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階段，出版者更著墨於陳舜臣小說和自傳作品中的「台灣經驗」與「在日台灣人經驗」。如游擊文化編輯群在Okapi專訪談陳舜臣三部曲時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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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三本文類各異、虛實交錯的文體，將小說家的身世回歸到時代的洪流之中，在台灣與東亞歷史的脈絡之下，爬梳在日台灣人的無奈與掙扎、身世的飄零與歸屬，最後反問己身：何謂國籍？何謂國家？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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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緣際會整理逝世的外公外婆書櫃時，我和架上一整排陳舜臣寫的《阿片戰爭》、《太平天國》等日文文庫本面面相覷。原來，經歷過日本時代、受過日語教育的長輩，早就習慣透過閱讀台灣作家以日文寫作的中國歷史小說，作為接觸中國歷史的方式。若與陳舜臣在台灣、日本、中國之間流轉的身分認同和命運相互參看，實在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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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涉到台灣、日本、中國三方之間的「翻譯」，在小說之外，陳舜臣也寫下了大量的文化隨筆。在這樣的背景下閱讀玉山社2017年出版陳舜臣和妻子蔡錦墩合寫的《#美味方丈記》，讀來津津有味之餘，格外感覺到複雜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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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版搭配了食物插畫，書中寫了台灣的食物如肉圓、春餅、南北粽之爭等，也寫了海參、生魚片、海蜇皮、膽肝、豬腳、紅龜、艾草餅、彈珠汽水等。他們夫婦接龍討論、挖掘中日食物文化的差異，活用典故而不艱澀，再加上譯筆生動，讀來很能拉近和台灣讀者的距離。而在看似信手拈來的閒談中，窺見小說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勤於查考的歷史小說準備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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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陳舜臣、蔡錦墩的後記，或能稍稍領會他們鬥嘴吐槽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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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本《美食方丈記》會變成夫妻共同執筆的作品呢？自從接下這份工作開始，我們兩人就不停思索，回想起來真是相當害臊的故事。《サンデー每日》當時的總編輯高原先生來訪提出這個想法時，丈夫喝得微醺一臉愉悅地說：

　　食物平常由妻子負責，是她的領域。也該讓她嚐嚐截稿地獄的痛苦，才能體會我平時的苦啊。

　　說得相當大膽。而妻子則表示，

　　寫東西是他的工作。

　　想得可簡單了。

　　等到二人答應要共同執筆後，酒終於醒了，兩人面面相覷，才知道彼此都把負責推到了對方頭上，等搞清楚狀況時已來不及了，不過也沒有多想。

　　──總有辦法的吧。

　　只能用大家熟悉的樂天主義貫徹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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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歷史小說外，輕鬆的陳舜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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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這個階段，還可以注意到中國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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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所寫的文化隨筆，由中國畫報出版社在2019-2021年以「陳舜臣隨筆集」系列翻譯出版19冊。中國出版社在此之前也翻譯了他的歷史小說、歷史著作和推理小說。在目前台灣歷史小說出版動能衰退，且幾乎絕版的情況下，台灣出版社引進的簡體譯本，成為讀者不得不的接受媒介。這固然是現實所囿限，但難道不也是另一種弔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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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陳舜臣的國籍曾經數度轉換，「1973年日中建交後，為了方便到中國取材考證而申請中國護照。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放棄中國籍，1990年正式歸化日本籍。」然而，根據野島剛的文章，遠流1990年代為了解決陳舜臣作品的版權爭議，向戶政事務所查詢的結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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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3月19日第81戶司發行8150103號」的文件裡是解釋：「台灣光復之初，居住在台灣者自動就視為擁有中華民國國籍，陳舜臣並沒有表明放棄國籍，因此現在仍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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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之外，陳舜臣1999年也取得台灣戶籍，設籍淡水。只是，無論是曾經擁有哪一種雙重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雙重國籍；日本、中華民國雙國籍，這些在當代中國對陳舜臣的詮釋裡，自然是被抹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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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的文學世界，根基於台灣、日本、中國三國糾葛甚深的歷史，其出版發表的歷程，也因於不同時期出版、以不同語言引介，讓不同世代、不同國籍的讀者閱讀，形成文壇曖昧殊異的風景。他的作品巍巍成山，能以多重面向來詮釋；字裡行間也可看見他心懷海洋，在島嶼和大陸之間遊走，波瀾壯闊的一生。1994年，他在《琉球之風》自序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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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之風》故事發生在一六○六年的琉球；《龍虎風雲》是由一六二三年的澳門展開；而《旋風兒：小說鄭成功》則是一六四四年，由長崎揭開序幕。
.....
　　其中，最重要的是，我所愛的故鄉台灣在這個時期開始浮出具體形狀。故鄉的誕生這件事情，一直留在後有的腦海裡，時時鼓舞著我。
　　這三部曲的共通主題之一是「海」。毫無國界之分的海，不但是運輸物資和文化的通道，同時也象徵著自由。
......
　　這三部曲也意味著從海來看東亞歷史。以後，這種視點大概會逐漸受重視吧！
　　海，今後仍會是我寫作的主題。也許有一天我會試著著寫台灣的歷史。到那時候，這三部曲將會成為那本書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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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文壇終究沒有等到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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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追想，從曹永和提出在海洋史乃至世界史架構中鋪陳的「臺灣島史」以來，台灣出版了不少以「海洋史觀」為中心，觀察台灣在世界史的地位的史學書籍。近期更有《風之帝國》、《海上傭兵》、《公司與幕府》、《巴達維亞號之死》，或許能稍稍和作家的未竟之志遙相呼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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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到神戶旅行時，「陳舜臣アジア文藝館」當時休館中，沒有機會拜訪。而剛查找資料時發現，財團法人台北市南海文教基金會舜臣圖書館，不確定是否已廢館。在這些地點之外，淡水的「一滴水博物館」中設有「陳舜臣文庫」，決定再找時間去走走看看。

2020/8/20 Thursday
向巴洛克學習（三）：
巴洛克城市- 移動空間、權力象徵

基督教在文藝復興後期，教廷的腐敗導致16世紀初教派分裂，1517年北方的馬丁路德、喀爾文等人與政治領袖結盟首先引發宗教改革(Reformation)。巴洛克(Barocco)是義大利教廷對宗教改革的具體回應，1545年教廷開始推行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為了維護教廷權威，轉移焦點以藝術為媒介，將藝術作為宗教統戰的手段，傳達宗教母題，鼓勵人民通過藝術重新肯定信仰的價值，以巴洛克作為新時代呈現在建築、藝術和音樂上的一種「高貴藝術」。

後來在民間的路德派巴洛克藝術（Lutheran Barque Art）也受其影響，逐漸在歐洲部分地區發展出另一種比較簡潔的懺悔式的建築形式。到1730年代巴洛克已經演變成更加華麗與裝飾的樣式，俗稱為洛克克（rocaille, rococo ），出現在法國和中歐和俄羅斯，直到18世紀中葉興起啟蒙運動受新古典主義威脅，歐洲巴洛克才漸式微。

＊羅馬城市空間改造- 都市節點及方尖碑：
1585年教宗西斯篤五世 （Pope Sixtus V 1521-90）上任之後聘請建築與城市規劃師馮塔納(Domenico Fontana)為執行顧問，在1585-90年短短五年間，有效改造了羅馬都市空間：一是改善供排水系統以增加市區內山坡居住人口，二是整頓主要道路連接主要教堂及廣場以改善都市功能也方便宣教，三是規範都市空間及街道公共美學的統一性。（Morris 1979:143） 西斯篤五世知道偉大的都市計劃是無法即時完成，他說：

「正如一個帶著占卜杖的人定下一個方尖碑的座落，提供一個最重要的廣場位置，給未來世世代代的[都市]發展做參考」（ibid.146）

馮塔納大力整頓羅馬街道立面強化巴洛克建築形式與都市空間的虛實關係，並且在都市的重要建築及廣場上設立方尖碑，作為都市發展座標，加強主要都市空間相互間的視覺導引，放射性的街道系統讓主要建築之間的聯繫更加方便，也更直接。

1588年薄迪諾(Giovanni Francesco Bordino)的版畫以方尖碑及移動系統紀錄羅馬城市空間，可以清楚看見當時西斯篤五世的都市空間組織及道路節點的空間改造成果。然而這些都是對老羅馬城的修補而成，從文藝復興時期留下的都市紋理整理而成，並非剷除創新。西斯篤的羅馬改造功績斐然，然而他的逝世卻阻礙了他計劃的完成。

＊巴洛克對都市的影響：
十七世紀之後法國凡爾賽宮（Versailles1667-1710）及花園的設計受巴洛克的影響是清楚的，法王路易十四在宮前以三條輻射性大道整合視覺焦點，以象徵王權的統治。整體建築及花園至1710年才完成，隨即成為全歐洲最醒目，也是最高貴華麗的宮殿。凡爾賽附近地區也受其影響成為全世界的藝術與精品時尚中心。

十九世紀法蘭西第二帝國的的巴黎都市改造，也是受巴洛克都市概念影響的案例。1852年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在歷經巴黎社會1848-51年間的動盪與騷亂不安之後，他終於取得政權建立第二帝國（1852-70）。1853年6月他任命奧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91) 開始改造巴黎。

奧斯曼以巴洛克城市設計的原則，建立帝國權力象徵，重新規劃道路及林蔭道以聯繫了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取代天主教的紀念性建築。他為了改善中央市場的交通運輸，拆除了一部分市中心的老舊貧民窟。並且改善南北火車站之間的道路，連接市政中心。他的都市計畫摧毀了大部分的中世紀城區。從1853-70年間，超過2萬棟房屋被拆，也新建4萬棟新房屋。巴黎的基盤設施如下水道系統、新橋、歌劇院、市民公寓等建設都在這個時期完成。

在皇帝的支持下，奧斯曼與他堅強的技術團隊在短短17年間內對巴黎的改造，有了亮麗的成果。哈維說：「這些工程的價值已經獲得證明，建築師和行政官員的聲名大噪，都市計畫的邏輯也受到肯定，人們普遍同意巴黎往後三十多年的發展基本上是完全遵循奧斯曼訂定的路線。」（Harvey, 2003:100）

近世紀的殖民城市規劃受巴洛克城市規劃的影響普遍可見，如尹風(Charles L’Enfant 1754-1825) 的華盛頓首都規劃（1791 Fedral City）、拉金（Edwin Lutyens 1869-1944 ）的新德里(New Delhi 1912-30)等。1859年撒達(Ildefons Cerdà i Sunyer 1815-76)的巴賽隆納(Barcelona Extension 1859)都市發展計劃也是。

＊反思：
台灣的都市空間結構巨大改變主要是在二十世紀，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台灣進行的殖民都市改造。當時除了接受上述巴洛克城市的權力象徵的軸線、圓環與輻射性道路規劃手法之外，亦受衛生功能支配觀念的影響，重視陽光、給排水、防震、防火等安全的「功能城市」需求。殖民前期的台北、台中的市區計畫均受波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 1856-1899）以及濱野彌四郎（1869-1932)等衛生工程師的直接影響（尾辻國吉 1943：143)。

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更進一層對殖民產業的有效掠奪，建立完整鐵道運輸系統是其一，殖民產業空間的規劃是其二。1908年縱貫線鐵道通車，許多酒廠、糖廠、樟腦煙酒專賣工廠等多設置在鐵道車站附近，且在市區中心，往往與行政官署巧妙結合，以達有效權力控制。地方政府在此原則下執行市區改正，塑造台灣的城市成為殖民產業都市類型。這個新的殖民城市規劃與本地傳統的都市象徵及都市紋理產生矛盾，卻屈服在五十年的帝國殖民權威之下，人民原有的集體記憶逐漸地被拭除。

台灣傳統都市空間與都市紋理，目前仍餘留可見者不多。少數如台南、嘉義、新竹等都市仍保有清晰的都市紋理及空間文化特質，都市發展尤其需要謹慎，不能一味地思古濫情保存，也不能一味地都更改造或建設開發。為了擁有城市自明性(Identity)的文化城市，増進觀光產業，今天兼具真實性與時代性的都市保存或都市修補，可能比什麼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