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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唬爆米花教室-314雙流空戰與道德的勇氣】 #福編

3月14日 是歐美的白色情人節，2021.3.14那天福編本來想寫的歷史文章其實是福編心中真正的空軍節，3.14雙流空戰紀念日。但每一提指頭(現在打鍵盤不拿筆)就嚎啕大哭不能自己。因為那天的先烈，每個都是天之驕子，家世好，面容俊，卻為正義與國家選擇上天必死之路。直到3月14日最後一小時才突然決定改成寫1988.3.14赤瓜礁海戰。雖然那是中共海軍打的，但至少不是讓人一直哭一直哭的中華民族烈士日，而是輝煌勝利日。

1940年9月13日壁山空戰，國軍空軍一如往常攔截進入四川盆地轟炸陪都重慶的日本機隊，卻首次遭遇零式機，遭到0:13(或24，因有11架重創)的大敗，13架遭擊落，11架被重創。國軍充分體認到日本裝備與我方的嚴重差異。幸而四川盆地馬上進入霧季(通常為10-4月)，故日軍對我後方基地的轟炸隨之停止。

但到了1941年3月14日，四川盆地卻意外提早放晴，日軍遂再度派出機隊轟炸視野良好的次核心成都市。國軍空軍明知敵強我弱，仍視死如歸，以殘存的蘇聯援助但過時之兩大隊I-15戰機 31架分三編隊上前攔截，然而一如預料，日零式機在纏鬥中輕易耍弄國軍戰機，國軍總領隊黃新瑞大隊長很快頭部中彈殉難，二領隊副大隊長岑澤鎏接著也以身報國，數十分鐘內三領隊周靈虛中隊長步上忠烈之路、其他還有任賢、林垣、江東勝、袁芳炳、陳鵬揚等5位飛將軍陣亡。國軍當天又被擊落10架，重傷7架。國軍空軍至此幾乎可說付之一炬。直到陳納德將軍帶來那群理由不一的美國大男孩與P-38戰機後，中國的天空才稍微復晴。

雙流空戰是絕對的慘敗，但真正的意義是在壁山空戰後，陳納德將軍的援助抵達前，空軍先烈明知敵我裝備差異懸殊，但為了護衛國家與百姓，發揮道德的勇氣，毅然赴死的一戰。

所以在我心中，3.14才是真正的空軍節，因為那天證明了中國空軍與中華民族的道德勇氣。

#中華民國萬歲

(福編心中一直記得每個字的高中課文，有三篇，分別是正氣歌並序、黃花崗烈士事略序，最後就是羅家倫的 道德的勇氣)

**********附錄 道德的勇氣

要建立新人生觀，第一必須養成道德的勇氣(moral courage)。
道德的勇氣是和通常所謂勇(bravery)有區別的。通常所謂勇不免偏重體力的勇，或是血氣的勇；而道德的勇氣，乃是人生精神力量最好的表現，「匹夫之勇」與「好勇鬥狠」的勇，那能相提並論？

什麼是道德的勇氣？要知道什麼是道德的勇氣，就要先知道什麼不是道德的勇氣。第一、衝動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衝動的行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時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審慎的計畫，所以不免「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他的表現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與堅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堅毅愈差。細察社會運動的現象，歷歷不爽。第二、虛矯也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虛矯的人，絕不能成大事。所謂「舉趾高，心不固矣。」我們所要的不是這一套，我們所要的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對事非經實在考慮以後，絕不輕易接受，而一經接受，就要咬緊牙根，以全力幹到底。他所有的勇氣，都是經內心鍛鍊過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舉一例來說明罷，我有一次在美國費勒菲亞(Philadelphia)城，看一齣英國文學家君格瓦特爾(John Drinkwater)的歷史名劇，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當林肯被共和黨推為候選大總統的時候，該黨代表團來見他，並且說明因為民主黨內部的分裂，共和黨的候選人是一定當選的。他聽到這個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應。等代表團走了以後，他又一聲不響的凝視壁上掛的一幅美國地圖。看了許久，他嚴肅地獨自跪在地圖前面祈禱。我看完以後，非常感動，回到寄住的人家來，半夜不能睡覺。心裡想假如一般中國人聽到自己能當選為大總統的消息，豈不要眉飛色舞，立刻去請客開跳舞會嗎？中國名劇牡丹亭中，寫一位教書先生陳最良科舉中了，口裡念道：「先師孔夫子，猶未見周公，老夫陳最良，得見聖天子，豈偶然哉！豈偶然哉！」於是高興得滿地打滾。但是林肯知道可以當選大總統的時候，就感覺到國家重大的責任落在他雙肩上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樂的事，凝視國家的地圖，繼之以跪下來祈禱。這是何等相反的寫照！

道德的勇氣是要經過長期的鍛鍊纔會養成的。但是要養成道德的勇氣，必定要有兩個先決的條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體魄的雄健。就第一個條件說，一個人有無作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說看人是否能擔當國家大事，就是我們結交朋友，也要先認定他天性是敦厚還是涼薄，才可以判斷他能不能共患難。凡對自己的親屬都刻薄寡恩的人，是絕不會對朋友篤厚忠誠的。自然這樣的人，也絕不會對於國家特別維護，特別愛戴的；所以古來許多政治家用人的標準，是寧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鄉間的農夫，看來雖是愚笨，卻很淳樸誠懇，到患難的時候講朋友；祗有那戴尖頂小帽，口齒伶俐，舉動漂亮的人，雖然一時討人喜歡，卻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別無可靠之處。就第二個條件說，則體力與膽量關係，實在密切極了。二者之間，繫數極大。體力好的人不一定膽子大；體力差的人，卻常常易於膽子小。一遇危難，倉皇失措，往往是體力虛弱，不能支持的結果。左傳形容鄭國的小駟上陣，是「張脈奮興，陰血周作，進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戰事弄糟了；用他們駕戰車上陣的國王，也就誤在這些馬的身上。馬猶如此，人豈不然。我相信膽子是可以練得大的，但是體魄是膽子的基本。擔當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它嗎？

具備這兩個先決條件，然後才可以談到如何修養道德的勇氣。修養就是把原來的質素加以有意識的鍛鍊。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對於修養工作最好的說明。從這種修養鍛鍊之中，才可以養成一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一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沮，黃河決於側而神不驚。」的從容態度；修養到了這個地步，道德的勇氣才可以說是完成。但是有什麼具體的辦法，來從事於這種修養呢？
（一）知識的陶鎔　真正道德的勇氣，是從知識裡面產生出來的，因為經過知識的磨鍊而產生的道德的勇氣，才是有意識的，而不是專恃直覺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這還是指本性的、直覺的方面而言。在現代人事複雜的社會裡，一定要經過知識的陶鎔，才能真正辨別是非，才能樹立「知識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識的深信，是一切勇氣的來源，唯有經過嚴格知識的訓練的人，才能發為有系統、有計畫、有遠見的行動。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盤，祗是把他算盤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養　僅有知識的陶鎔還不夠，必須更有生活的素養。西洋的哲學家把簡單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simple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聯在一起說，實在很有道理。沒有簡單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發揮的。社會上有些壞人，並不是他們自己甘心要壞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標準，一時降不下來，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虧。那占有慾(posse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個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時候，有兩個大臣相約殉國，兩個人說好了，一個正辭別回家，這位主人送客出門，客還沒有走，就問自己的佣人餵了豬沒有。那位客人聽了，就長嘆一聲，斷定他這位朋友不會殉國。他的理由是世間豈有豬都捨不得而肯自己殉國之理，後來果然如此。中國還有一個故事，說一個貪官死去，閻王審問他的時候：「你太貪了，來生罰你變狗。」他求閻王道：「求閻王罰我變母狗，不要變公狗。」閻王說：「你這人真沒有出息，罰你變狗你還要變母狗，這是什麼道理？」他說：「我是讀過禮記的。禮記上說：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所以我要變母狗。」原來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讀成「母狗」，以為既可得財，又可免難。這雖是一個笑話，卻是對於「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慾者一個最好形容。須知一個人的行動，必須心無所蔽，然後在最後關頭，方可發揮他的偉大。這種偉大就是得之於平日生活修養之中的。
（三）意志的鍛鍊　普通的生活是感覺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屬於聲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種境界，祗有特立獨行的人才能過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堅韌不拔的操行，所以「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他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動搖他的信念。他能以最大的決心，去貫徹他的主張。他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挾長，不挾貴」，而在這個年頭，更能不挾群眾，而且也不為群眾所挾。他是堅強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遇愈困難，而他的精神愈奮發，意志愈堅強，體力愈充盈，生活愈緊張。凡是脆弱的人，最後都是要失敗的。辛亥革命的時候，民立報的一位編輯徐血兒，以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編，慷慨激昂，風動一時。等到二次革命失敗，他便以為天下事不可為了，終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為真正的「血兒」。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養的結果。至於曾國藩一生卻是一個堅強意志的表現。他辛辛苦苦，接連幹了十幾年，雖然最初因軍事敗衄要自殺兩次，但是他後來知道困難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堅強的意志去征服困難，才有辦法。所以絕不灰心，繼續幹下去。等到他做到了「韌」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臨危的訓練　一個偉大的領袖和他的偉大的人格，祗有到臨危的時候，才容易表現出來。世界上那一個偉大的人物，不是經過多少的危險困難，不為所屈，而後能夠產生的？俗語說：「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鍊。」修鍊的時候，是很苦的。時而水火，時而刀兵，時而美女，一件一件的來逼迫他、引誘他。要他不為所屈，不為所動，而後可以成佛。這種傳說，很可以形容一個偉大人物的產生。從前全國人對於委員長蔣先生還不能有深刻的認識，等到西安事變發生，他在極度危險的環境當中，依然保持他的尊嚴和氣度，然後大家才都能真正認識他、信仰他、崇拜他。甚至連反對他的人也都受了感動，不得不對他肅然起敬了。因為在這樣九死一生的危險時機，他的偉大的人格和精神，都充分的表現出來。中國人常說：「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張睢陽臨刑前說：「南八，男兒死耳，不為不義屈。」這種臨危的精神，是不因為他死而毀滅的。黃黎洲先生在他的補歷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說：「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這段沉痛的文字，豈僅指危素而言，也同時是為錢謙益輩而發，要知不能臨危不變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祗有強者才不怕危險，不但不怕危險，而且愛危險，因為在危險當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發揮。

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偉大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積極表現道德的勇氣的。(****以下特別重要，福編作夢時還會夢到)十年以前，我和蔣先生閒談。我說，我們在開國的時候，何必多提倡亡國成仁的人物，和文天祥、史可法諸位呢？蔣先生沉默了一會，他說：「文天祥不可以成敗論，其百折不回，從容就義的精神，真是偉大！」我想文天祥的人格、行為，及其留下的教訓，現在很有重新認識的必要。他最初不見用於亂世，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時候，才帶新兵兩萬入衛，元朝伯顏丞相兵薄臨安，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講解」。他以抗爭不屈而被拘留。他的隨從義士杜滸等設計使他逃出，準備在真州起兩淮之兵，又遭心懷疑貳的驕兵悍將所扼，幾乎性命不保，逃至揚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飢餓得不能走了；杜滸等募兩個樵夫，把他裝在挑土的竹籃中抬出，航海到溫州起兵；轉到汀州、漳州，經廣東梅州而進兵規復江西。漢奸吳浚來說降他，他把吳浚殺了。江西的會昌、雩都、興國、撫州、吉安和廬陵的東固鎮都有他的戰績。他的聲勢，一度振於贛北和鄂南。兵敗了，妻子都失陷了，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閩、粵之間起兵；又由海豐、南嶔打出來，在五坡嶺被執。自殺不死，路過廬陵家鄉絕死不食；解到燕京，元人起初待以上賓之禮說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誘他，他總是不屈，要求元朝殺他。若是不殺他，他逃出來，還是要起兵的。元朝也為這個理由，把他殺了。他在獄中除了作正氣歌之外，還集杜詩二百首，這是何等的鎮靜！何等的從容！他就刑時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幾句話，不獨留下千秋萬世的光鋩，也是他一生修養成功的「道德的勇氣」充分表現。他本來生活是很豪華的，經國難舉兵以後，一變其生活的故態。他的行為，有兩件特別可注意的事。第一是他常是打敗仗而絕不灰心。當然他是文人，兵又是烏合之眾的義兵，打敗仗是意想得到的。但是常打勝仗，間有失敗而不灰心還容易；常打敗仗而還不灰心，實在更困難。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第二是他常逃。他逃了好幾次；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他逃了還是去舉兵抗戰的。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是表現什麼一種勇氣？做事祗要是對的，成敗有什麼關係？「若夫成功則天也」，也是他最後引以自慰的一句話。文天祥出來太晚了！文天祥太少了！若是當時人人都能如此，元朝豈能亡宋？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而且是民族對外抗戰的模範人物！

必須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才能做建國開基的事業。進一步說，若是真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一定能完成建國開基的事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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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編想到3Q陳柏惟和他的僕從們，整天談著天方夜譚的話題，吹噓暴虎馮河的勇氣，大概是就學時課本即使還有這篇課文，八成也用這是中國課文不是「台灣」課文的理由說服自己不去讀吧。一個吹噓自己能1打35，然後先動手卻馬上被老人打敗，寄望這種人搞什麼建國開基事業，還是算了吧。

#請大家一起刪Q

#澄清唬夥伴會為道德的勇氣繼續堅持
#我們沒有800壯士但50小編與板手沒那麼容易屈服或收買

#本是人生勝利組的空軍先烈連命都敢搏
#我們打打字爆爆肝又算甚麼

#空軍軍歌是最多大陸人也認同的中華民國軍歌
#空軍軍歌藝術成分非常高

傳教士在中國：從難以融入到改變曆法｜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裡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後也失敗了。仿佛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註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為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三個傑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範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製作和賞玩。但是，經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曆法，經由清廷頒佈後，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為中國現在仍在使用的農曆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曆法和天文的欽天監長期設監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後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十人。
　　
就這樣，西方曆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曆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為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立了耶穌會。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稱為「魔鬼的發明」。直到義大利傳教士范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才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麼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旅行，還必須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范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出「啊，頑石什麼時候才可洞開？」的感歎。他一手培訓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錶和數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瞭解了他的傳教物件之後，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為能修好他送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准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調儒家規範和基督教義，他認為「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衝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聖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並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後，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曆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於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曆法的正統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並不那麼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曆，傳教士的危難才出現轉機。
　　
對曆法的控制和發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曆是皇權的體現。對時間的認識為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為各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曆法，這部曆法，除了為民眾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凶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崇禎皇帝對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駡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並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曆名為《大統曆》，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曆》和回曆（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劄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台台長，明朝欽天監也有回曆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啟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啟，修撰新曆。

1629年，徐光啟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啟進行修曆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曆局的管理，終於於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佔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曆書》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著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時局動盪，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曆》，還是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曆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曆法精確度要高於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曆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曆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曆書》卻並未成為舊王朝的陪葬，經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於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於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助徐光啟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曆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並製造了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曆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曆改名《時憲曆》，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為欽天監正。但天文曆法不僅於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係國「統」之根本。西學曆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了一場場生死角逐。

1657年，因湯若望上疏而被革職的原欽天監回回科官員吳明烜首先上疏，指責湯若望的曆法不準，請求保留回回曆。康熙三年（1664年），對湯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滿的楊光先接著發難。
　　
楊光先幾次上書禮部，指控湯若望三大罪狀，一是指使曆官李祖白所寫的《天學傳概》是妖書；二是所獻《時憲曆》中「依西洋新法」之語，有謀奪中國之意圖；三是在全國各地佈置黨羽，圖謀不軌。還提出由於新曆法使吉時凶時倒置，造成了嚴重後果：使順治的幼子榮親王3月而殤，又由於下葬日子選得不對，致使榮親王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著順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此時的湯若望已患偏癱，口齒不清，主要由南懷仁來為他辯護。同時被打人獄中的還有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欽天監的李祖白、許之漸等人。1665年3月，清廷判決湯若望及欽天監的李祖白等七人淩遲，除南懷仁等三名傳教士留京外，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逐回澳門。
　　
就在判決當天，北京發生地震，接著又發生大火，連續5日，人心惶惶。輔政大臣們以為是天象示警，即從獄中放出3人。孝莊文皇太后又傳諭，「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置之死地，毋乃太過」，湯若望這才無罪釋放。
　　
然而，同案5位基督徒李祖白等仍被處斬。1666年8月15日，看不到希望的湯若望在北京病逝。

湯若望等人被治罪後，清廷廢除西洋新法，重新沿用《大統曆》，楊光先、吳明垣以檢舉有功分別升任欽天監監正、監副之職。
　　
1667年，14歲的康熙親政，發現當時曆法混亂。於是在1668年12月26日，組織了一場御前辯論會，一方是楊光先及其助手吳明恒，另一方是原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雙方各以其法測日影移動，經過三天的測試，南懷仁大獲全勝。
　　
1669年，康熙正式復用西洋曆法，為湯若望正名平反。楊光先、吳明恒則獲罪革職，同時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1676年，康熙進一步明確西法，「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深知新法為是」，欽天監官員就要潛心學習西法。至此，曆法之爭終於告一段落，沿用西法訂曆成為清朝定制。
　　
整個清朝，除「康熙曆獄」所影響到的短短數年（1664年-1669年）外，在近150年的時間（1644--1817年）均由耶穌會士在欽天監接續擔任監正或監副等要職。
　　
美國科技史學家席文說：「西方天文學在中國扎根的過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學與歐洲科學的最後一次較大的面對面的較量。」到了19世紀，近代科學作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品穿越了國界，衝擊了各種古老的文明，各種科學、文學和宗教等等再也無力與之競爭了。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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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秋，我升大四那年，中文系迎來了幾位中國大陸的交換學生。我們在曼娟老師的小說課上認識。
　　
學期結束的那天，我跟來自蘭州大學的溜溜在東吳校門口那棵繁盛的蓮霧樹下偶遇。我跟溜溜說「我的畢業旅行，想春假時一個人去西藏，你有什麼想法嗎？」他說我去的天數短突然拔高可能會出現高原反應，「如果去敦煌怎麼樣？我們可以一起去喔。」他問，我感覺如獲至寶，「好！就去敦煌！」那天的蓮霧樹下，我跟溜溜就站著聊了半小時，那是我們第一次聊天，那麼遙遠的兩個人卻特別投機、特別投緣。
　　
春假前，我跟系上的教授請了假，事由坦白地寫上「出遊」就出發了。
　　
華航直飛西安一落地，我立刻花了一點時間適應所有的文字都從繁體成為簡體，有些字還怎麼看都不知其所以然。咸陽機場往西安市區的大巴上，一位西裝筆挺溫文儒雅的男士坐到我旁邊的位子，本來以為他是同班機從台灣來的商業人士，一聊才知道他是大陸某大學的理科教授，來西安開研討會，雖然不是非常理解他的專業，但我們彼此隔著年齡與距離，還是以特別緩慢且清晰的說話方式，悉心的讓彼此走上用知識對話建築的橋樑。
　　
下車，在鐘樓旁的ZARA前，我一臉茫然看著當時還沒有軌道系統的雜亂城市，想著到底該怎麼搭車去青年旅社。教授嘗試幫我攔了好多次計程車希望共乘一段未果，我告訴他「我可以自己來的」便互道保重。
　　
但在青年旅社時，花了100人民幣辦了一張YHA國際青旅卡，不知道何故櫃檯的年輕女孩未經我同意就在眾多欄位中，直接挑了國籍，寫上「中国台湾」，其他欄位則是一片空白。收到的當下我並無慍色，但回到房間，我把卡片折斷丟在被熨洗地相當純白的床舖旁的垃圾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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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安上火車到青海省會西寧，入住的青年旅社因為還沒到旺季並無開放單人房，所以睡在男生大通舖。從青海湖凍結的湖面上認識了來自北京的廣告女孩，我們貪看陽光照在湖面上反射出的銀白色風景誤入了收費景區，被兩位兇惡的管理員騎著馬在背後追趕要脅，我們表示可以補付景區的錢但他們拒絕帶我們補票，而是一定要從我們身上挖出一些黑錢才罷休。那時候的恐懼及無助感，像黑夜的天幕一點一點攫住我們頭頂上的天空，世界真的只剩下我跟她兩個人了。我們不奔跑但也不回頭，如履薄冰地踏出每一步走向景區邊緣，管理員騎著馬在我們身後亦步亦趨眼看著就快要失去耐性，包車的師傅終於找到我們了，在他的斡旋之下結束這個相依為命的惡夢。
　　
晚上，跟旅社中來自中國各地的六、七旅人一起吃了晚餐，餐後，有位長駐店內的中年人說要為大家做酥油茶。他先在鍋裏煮茶，加入犛牛奶製成的酥油再加上鹽，那個腥濃又重鹹的味道並沒有抓住我們的胃口，兩位來自德法的女孩也搖搖頭。大家一邊喝茶，突然中年男子問我說「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被動地必須觸碰政治的線，我說的比較模糊，「台灣是民主的，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有的人覺得是，有的人覺得不是。」他露出一種不大滿意的表情。另一位自稱學歷不高卻始終客氣的高大男子（他大概跟所有人說了一百次我看起來文質彬彬）這時候開口，「我活了27年第一次遇到海峽對岸的同胞，感覺特別不真實。若說真的話，像你這一輩的台灣人怎麼想？」我認真的回答「我們有自己的貨幣、政府、軍隊，中國政府在台灣是完全沒有任何作用的，我們這一輩的台灣人幾乎都認為台灣是一個國家。」這大男生說，「那肯定就是多數台灣人的答案了。可我還是會覺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他有點傻的笑著。
　　
我也笑著接著說，「我可以理解從小你們的課本就是這樣教育的，所以並沒有什麼可以責怪的。我尊重你的意見，雖然我並不認同。你也要尊重我的意見喔。快來台灣看看吧。」大男生笑著，來自德法的兩位女生聽了也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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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西寧去蘭州前，我錯過了火車。趁改簽的火車到來前買早餐，遇見一位老奶奶想找售票廳卻被站務員隨便敷衍，我拍拍她駝著的背，高原的陽光灼烈地燒在我露出的手指及奶奶的肩上。「大娘，我正好要過去，您就跟我走唄。帶你過去。」因想避免前晚有驚無險的「台灣人話題」我把舌頭捲起來試著隱瞞台灣人的身份。「小伙子真好心，而且你普通話說得真標準，打哪兒來呀？」奶奶問。「北京朝陽區」我隨口答了一個在地圖上印象深刻的地名。看著奶奶走進售票廳，我安心了一些，隨意買了早餐在火車站的馬路邊吃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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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蘭州與溜溜會合，也認識他兩位同時期來台灣交換的朋友。我們在蘭州黃河邊上細細研究羊皮筏子，還坐快艇在河上飆浪，溜溜帶我去吃了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最美味的涼皮。
　　
北方天黑的比較晚，睡一夜的火車就會到敦煌。我們在武威、張掖、酒泉站都特別衝下去看古絲路是什麼模樣，卻都只看到滿天星星無聲地閃爍。天亮起來的時候正經過一片沙礫攤，不久便到敦煌了。
　　
我還記得我們費了好大的勁爬上鳴沙山，看到海市蜃樓，穿越塔里木盆地時一起跟著收音機唱梁靜茹的「暖暖」。短短的三天旅程建立滿滿的信任情感以及溫柔體貼，於是跟這幾位「其實不太熟的朋友」告別時我們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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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已經去了中國很多次，去年甚至還在北京溜溜家軟爛了三周。每每想起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的回憶就讓我相信人與人之間尊重互助的美善價值以及那片土地上還有各種不同思想的人們（沒錯，我遇過反對共產黨的中國人）。
　　
這兩天延燒的金馬統獨問題都不是終點。但希望每一個台灣人都能記得：我們台灣民主自由價值在於可以接納多元聲音，而且政府不會因此用任何方式傷害你。雖然民主不能當飯吃，但 #民主可以讓你不被消失。尊重每個人的想法，但記得你也可以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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