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語言發展法第四條說「國家語言一律平等，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這種精神用在教室、在影視節目、在法院開庭時、在議事殿堂都是最基本的價值。但是，這次國防部長邱正國卻說「語言就是交通的工具」，如果只是工具，那麼是不是來統一「交通工具」即可，回到車同軌書同文的老時代嗎？那麼不就得指定全球通用的英文來當語言的「交通工具」，或者邱部長認為只能指定華語為交通工具？
學者霍爾認為社會文化模式的意義不只單獨存在於文本中，也在閱聽人與文本間的交換解讀出現，意義是在整個文化模式中互動、協調、交換產生。在議場以方言進行，或者在法院以不同語言進行時，正是這樣的互動及互相改變的文化模式歷程，所以各民主國家依法都請通譯進行，這是當事人的基本權利，從國會到民間政府才有同步口譯預算及人員，有通譯及現場口譯服務時，被質詢者就不能以語言使用的「被迫害者」自居。
曾任台北市副議長的周柏雅曾任七屆議員，他在議場及委員會及黨團協商時，近三十年全以台語進行，歷任官員不分政黨都是兢兢業業備詢，聽不懂就請通譯，這是基本尊重多元的議會民主精神。甚至，原住民議員在議場每每臨場考官員原住民問候語，難道官員們也要學邱部長高呼聽攏嘸，只准用部長聽得懂的「交通工具」？
多年前我曾研究台語政論節目發現，政論參與者如果改用母語發言，不只用單一華語而改由參與者自行使用 ，結果因為母語的論述反而帶動立場及申論內容不同 ，論述方式及觀點隨語言而異，甚至導致不同政黨者同論述的情況。語言使用是符號建構、是深度的流動、也是一種情境，被質詢者應尊重質詢者的語言決定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