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很熟嗎】鑲嵌於台語中的台灣殖民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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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歷史彷彿考古,想要挖掘台灣這塊土地下澱積的故事,光從一個地名就能折射出一段悠長的史詩。如彼時西班牙航行北海岸,常於今日稱為「野柳」之地觸礁,便名之為「Punto Diablos」,意為「惡魔角」,「Diablo」唸久了也就成了「野柳」(iá-liú),跟柳樹一點關係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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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貿易的背景下,各種新鮮的事物從遠方異域傳入台灣,如今日台語唸作「雪文」(sap-bûn)的「肥皂」,正是經由航海路線進入台灣生活。不過,起初由哪種語言轉譯而來,至今仍未獲得明確說法。法文的 savon、西班牙文的 jabón、葡萄牙文的 sabão、阿拉伯文的 sabun 以及馬來文的 sabun 都是可能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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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何而來,大抵當時漢人接受異域新奇事物,以現有詞彙不足以辨識,便直接以漢語音譯,隨後以漢字「雪文」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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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中保留不少「雪文」這類新事物譯名,如日治時期台灣進入現代化進程,由殖民母國日本輸入台灣的「トラック」(卡車),源於英文的「truck」,台語唸作「拖拉庫」(thoo33 la55 khuh3)。時至今日,台語中仍然存在大量這類現代工程器物用語,如「控固力」(水泥)、「爬補練幾」(管鉗)、「羅賴把」(螺絲起子),皆為源自日文音譯之英文詞彙「コンクリート」(concrete)、「パイプレンチ」(pipe wrench)、「ドライバー」(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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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戰結束算起,至今超過七十年了,這些詞彙仍出現在工地現場。工地作家林立青指出,比起日治時期,今日工程機具之精良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但台語詞彙裡的工具名稱卻沒有更新多少,時間彷彿凝止在日本統治下的現代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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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起來,彼時日本在躋身現代化國家之列,木匠、泥匠、工匠地位甚高,在專門技術領域亦辦學嚴謹。迨及中國國民黨接管統治之後,技職教育一敗塗地,工匠地位一落千丈,「不然,你以為我們為什麼討厭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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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請見:https://bit.ly/3kff7nJ
台灣惡魔角地名 在 BIOS monthly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 #港台很熟嗎 】台語形容腦袋不靈光的「拋襶」(常俗寫為趴代),原來有「死亡」的意思?
日前「高雄」地名由來成為大眾熱議的話題,某政治人物以「又高又雄」解釋,自然是漢字中心主義使然。
如彼時西班牙航行北海岸觸礁,便名之為「Punto Diablos」,意為「惡魔角」。唸久了便成「野柳」(iá-liú),跟柳樹一點關係也沒有⋯⋯ ➤➤ https://bit.ly/2De3B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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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你們你們好》一書,第三十四篇是讓我們魂縈夢牽的Spring Scream故事。大家快訂票來春吶找我們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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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Scream
雨天,五個人手上拿著小包,背上再頂個大的,擠在一台半敞篷的小卡車上。我們沿著公園的走道在樹叢間穿梭。路上看見一個小鬼,名叫李賣造,騎著腳踏車悠哉地哼著歌,後頭有個阿伯邊跑邊叫著他的名字。步道上有兩個年輕人看我們這台接駁車後門沒加蓋,作勢揮手,高呼假裝要攔車,隨即又停下來彎腰大笑。
那年春吶,團多,舞台也多,樂手樂迷全都在淒風苦雨中被打散了。我們的場地搭在一個小木屋裡,雖然免受淋雨之苦,但這空盪盪的室內也不比外頭路邊攤大小的舞台強。木屋裡總共只有兩位觀眾,其中一個因酒醉睡著,另一個則等著把自己灌醉。孤伶伶地結束表演後,我們因行程安排不當,錯過了所有自己想看的樂團演出,只好拎著樂器踩著爛泥巴回家。事後每當我想起墾丁,必會感到那是由一台半敞篷接駁車、濕爛鞋子以及雨天所組成的陰鬱。
春天吶喊在1995年發起,到了2011已被各種山寨版的音樂祭,還有俗濫的電音趴給撐爆了。「春吶」從一開始就被媒體誤化為一種地名或動詞,它跟去一個音樂祭聽搖滾樂無關。只要你人在墾丁,不管酒醉看妞,還是吃藥昏頭掉進水溝裡,一律通稱「去春吶」,而每年四月湧入墾丁的十幾萬人潮,真正參加春天吶喊的觀眾恐怕只有十分一。春色、春潮、春音、春×,在這些跟春有關的活動中,就屬春浪的陣仗最大。他們的廣告滿街都是,演出藝人多為一線角色(五月天、陳綺貞、蘇打綠等等),再加上鄰近墾丁大街,久而久之春浪反而更為一般民眾所熟悉,成為搖滾在墾丁的代名詞。至於遠在鵝鑾鼻燈塔下的春天吶喊,則成了一種遠古的傳說,只在老樂迷之間低語流傳。
儘管第一次在春吶被雨打得狼狽,我們依舊年年報名,每到清明時分像給祖先上香一樣,照例填下春吶的報名表。不論落選的心情有多失望,我總覺得一個樂團非要在春吶表演過,才能算得上是「台灣」樂團。
春吶從某一年開始,採取網路計分制。每個報名的樂團在它們的官網上會有一格投票欄,票數越高的樂團則較有入圍的機會。這時我們已從MIR三度投胎,成為安樂團,是個新團,儘管找遍親朋好友投票,頂多只能破百,無法與其他動輒千票的樂團抗衡。我雖然早為落選做好心理準備,但每天仍是不死心地計算這次一共有幾個舞台,活動有幾天,自己擠進去的機率到底多大。
幾個星期過去,公佈樂團的名單越來越長,上面卻始終沒有安AAN的名字。我一急(剩餘的名額已經不多),決定寫一封e mail給主辦單位,死皮賴臉地想為自己打廣告。恰好安樂團才入圍一場「見證大團」活動,我拿這個頭銜在信中大書特書,想盡辦法讓春吶相信我們有固定的粉絲群。兩天後,我收到一封春吶官方的入圍信。我不確定,那封自我推銷的信究竟有沒有功勞,但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終於有機會能夠平反墾丁在我腦中鬱悶的回憶。
在公館集合,顛簸了一夜,天光時我們已遠離北部的陰沉。鵝鑾鼻公園似乎是另一顆星球,地上有野草軟軟,前方有一處台北難見的丘陵,朝天隆起,像一個長了毛的溜滑梯。我們一群菜鳥在入口處徘徊,不知該往哪走,扛著大把樂器,一路上跟蹤熟客兼問路人,才終於找到會場入口。這裡沒有野草,只有一塊塊看門的石頭,樹木在四周充當圍牆或走廊。「報到處」的攤位空著,被一條紅色防水布蓋著,現在才早上十點,所有的樂咖都還在睡覺,為晚上的派對準備。
坐在露營區裡,我看著大大小小的帳棚、吊床和露天電影螢幕,很難將這景色與鬱悶的雨天做連結,似乎我腦中所有關於春吶的回憶都是假的,這才初到春吶。我走向草原,看見五個大小適中的舞台,路邊攤小木屋都不見了。
晚上在草地上狂奔時,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這些年來到底錯過了什麼。台灣只有春天吶喊能夠一次容下千奇百怪的樂團,只有親自站在這個會場裡,看見同一片草地上有後搖、雷鬼、龐克、民謠、電音與放客的盛況,才會瞭解這個音樂祭是多麼多元。我見到血流滿面的耶穌在彈吉他,旁邊站著惡魔彈著貝斯。另一邊的主唱扮成書蟲,他的頭蓋骨被鉛筆刺穿,拿著直笛吹著飄忽的曲調。有人在台上邊哭邊說他的愛貓死了,拿著吉他轟鳴哭吠。我們一群人扛著喝不完的免費混酒在草地上又跳又滾。
當舞台熄燈時,我們躺在草地上看著台北虧欠我們一輩子的星星,頭頂流星的數量多到你根本懶得許願。聽日本遊人演奏西塔琴,跟一群樂手在火堆旁即興唱歌,至於安樂團會在什麼時段表演,會有多少觀眾,網頁上得到了多少張票,此刻對我來說,還不如身旁一朵小黃花重要。
夜深,我們走進樹叢,讓自己遠離一切關於文明的光亮,在巨大的樹群中夜色變得更深更濃,我們失去了自己的形體,也丟下了心中的影子。沿著岩壁,在月落之際踏上觀海亭,看見一望無際的大海,我們明白自己到了整個場地的邊緣,也走到了寶島的盡頭。忽然間所有人都扯開嗓門對著海洋大叫,把一輩子的痛苦都吐了出來,生命在每個的人身上留下了無可言喻的傷口,此時海聲唰唰地回應著我們。
啪,大水把手機從三層樓高甩了下去,它載著為我們身為人類所擁有的理性,做了一次漂亮的飛翔。阿那其最後把自己帶的東西全搞丟了,Ipod一台、手機一支,還有借來的帽子一頂,這些全成了音樂的祭物。
最後一天傍晚,輪到安樂團表演,我們早已因連續熬夜、奔跑、酒醉而感到筋疲力盡。活動結束後,我們沉沉地坐在鵝鑾鼻公園的最外圍,一條沿著海岸的木頭走道上。這裡沒有頓時振奮大地的日出之光,只有漸漸離開的黑暗,一層一層地把顏色與形狀交還世界。當四周佈滿一層輕柔的色澤時,我們的月之暗面也被徹底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