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813）
「不可缺篇章」最終篇
文革結束後，中國右派作家獲平反，一時間湧現許多反映大陸現實陰暗面的文學作品。1979年我編選了一本《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我在「代序」中寫了一句話：「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因為人與人的感情是很難相通的，所謂「感同身受」只是趨「同」，而不可能是全「同」。寫這句話是要喚起讀者在閱讀那些故事時，有更多「設身處地」的代入感。
2008年獲知麗儀患重症至她離去，這段時間我不斷想起三十年前自己寫的這句話。讀過許多愛情悲劇，那大都是年輕人的故事，一個老者的老伴正常患病離去，算什麼悲劇？這時我才知道，儘管一向自以為理性堅強，其實也只是有勇氣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當常人都有的傷痛臨到自己身上，也會產生痛不欲生的軟弱感情。
我想起她在患重症住院初期，還有意志接受檢查治療要活下去，但當醫生都表示要放棄治療，而她身體日漸凋零以至不能站立的時候，她平靜地對我說，她想「了結」，不想再拖累我。我淌淚說千萬別這麼想，怎樣辛苦我都甘心。她真是不想成為我的負擔，但對我來說，只要她活著，就不是負擔，而是對我生存的鼓勵。
我想起年輕跟她通信時，我們討論過我們都在看的狄更斯小說《雙城記》。故事結尾是卡頓為了他所愛的露西的幸福，甘願到獄中替換與他樣貌相似的露西的丈夫查爾斯，並代他上斷頭台。卡頓臨刑時想到的是：「我現在所做的遠比我做過的一切都美好；我將獲得的休息遠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他不覺得自己為所愛的人犧牲，他上斷頭台沒有悲戚傷感，他感到的反而是美好甜蜜。那時候我們就談到，愛情是一個人的事。愛人得其人之愛，最幸福；愛人而不得其人之愛，是其次的幸福。當她受到很大壓力，要逼她選擇與我分離時，我問她，如果我們真的要分開的話，這段感情是否就終結了？她的回答是：真要分開，感情還是會在心中延續，直到永遠。
在文革期間，她受到的壓力更大，那時我們有兩個女兒，由她撫養。她不可能帶著女兒到香港，而唯一可以減少壓力的做法，就是我遷去大陸定居。我們不是沒有談過這麼做，但兩人都否定了，因為現實是我回去不知道可以做什麼，我們的生活費也無著落。她說，必要時只好在手續上離婚，等那個瘋狂的時代過去，再重新在一起。不過，這個「必要時」沒有出現，我們挺過去了。
來港後我們一起生活了34年，她真的相信愛情是一個人的事，對我與異性朋友來往從不過問。她說，如果一方的愛情已不存在了，為什麼還要勉強在一起呢？我問她，如果我們不是經過20年的分離和磨難，如果一開始就生活在一起，會不會反而因許多不協調，使感情無法維持？她說，一定不會。我反躬自問，卻沒有她那麼肯定。
她離去後，在女兒居住的加拿大卡加利的墓園安葬。從2009年開始，每年春秋兩季，我都會飛越太平洋，長途跋涉，為了去她的墓前，默默懷念。若有靈魂，她的靈魂也不知飄到何處。她不可能知道我去了墓園。不過我不是為了要讓她知道才去的，我是為了自己而去的。縱使她不在，但愛仍在。 這兩年因為疫情而耽擱，我一直心有戚戚然。
「愛情是一個人的事。」我寫過這樣的文章，也在電視訪問中講過。我知道許多人不認同我的看法，其實我自己也不是那麼肯定，因為世界上普遍的情形不是這樣。因愛情而犯罪遠比性犯罪更多。世上許許多多的愛恨情仇，糾纏不休，都是因為把愛情視為兩個人的事，嫉妒，要求對方以同等或更多的愛作回報，或要對方改變習慣來適應自己的習慣，這些事幾乎一定發生。我想：若是真愛，那就是一個人的事。
1974年她被調來香港前，中共組織曾徵求她意見，說可以把兩個女兒留在大陸，組織一定會好好照顧。她一口拒絕。
麗儀不僅協助我的事業，也愛護家庭，悉心照顧孩子，凡事她總先為我和女兒著想。她對人坦誠，雖有時過於直率和性急，但心地善良。她成就了我一定的名聲，而甘當籍籍無名的平凡人。我在此必須記下平凡人不平凡的一生。
在我們的墓碑上刻下兩行字：結緣逾半世紀不離不棄；牽手近一甲子無怨無悔。（49）
圖1，「在地願為連理枝」。
圖2，三母女在深圳家中，1969年。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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