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臉書上有一篇投稿文章《讀社會學系是一個很糟糕的選項》在我的臉書同溫層上被廣傳。內文論點有三個:
(1)讀社會系出來找不到工作。
(2)社會系會不斷批判社會,灌輸你負面思維,讓你變成一個憤青,大學生涯會過得不快樂。
(3)社會系只會高喊社會正義,但對社會大眾的實質貢獻極低。
身為社會學系畢業的,我想回應一下這篇文章,說一下社會科學的訓練對我的意義,希望對正在選擇校系的高中畢業生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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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讀社會系出來找不到工作?
其實社會科學訓練出身的,如果統計學基礎學得不錯,在歐美國家還是不難找到工作的。不是社會系本身找不到工作,而是在台灣的社會系學生不容易找到工作,那是因為台灣多數中小企業沒有這方面的人力需求。這不是只有社會學才會遇到的問題,人文系所的畢業生,文學系、歷史系、哲學系、藝術科系,都難找工作。如果一個科系多數人都找得到工作,但少數人找不到,那問題可以歸咎給個體,但如果一個科系多數人都找不到工作,那就必須檢討工作體制、大環境是否有問題。學校這邊可以做的是提供更多就業協助,思考怎麼幫助畢業生銜接職場。不過目前世界趨勢是無法解決問題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歐美國家的大學開始刪除人文社會科系的系所,所以這是人文社會學科的危機,不是社會學這門學科特有的。而且,相比於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社會學的涵蓋範圍很廣,勞動社會學、性別社會學、科技社會學、教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幾乎涵蓋社會各面向,這有個優勢,就是可以讓大學生有四年時間去探索自己想要什麼,最後再轉換到自己想要的工作領域,所以社會系學生畢業後可能從事完全不同領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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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系專門灌輸負面思維?
認為社會系就是一群左派憤青,其實是嚴重樣本偏差。整個社會系老師加學生假設200人好了,20個人上街頭搞社會運動,就以為社會系全都是這樣的人,難免以偏概全了。事實上,社會學成為一個獨立學科後,就一直很注重「價值中立」原則,社會學家必須拿出統計(量化證據)或訪談、田野調查(質化證據),才能夠做出理論主張。如果看到了資本社會越來越貧富不均的事實,因此去批判它甚至想辦法改善它,我認為這叫健康的進步思維。那些認為這是負面思維的人,也許要審視一下自己的價值觀標準。而且近幾年來,資本主義有問題早就是學界不分學科的共識了,差別只在於要怎麼處理而已。台灣最近要出版一本哈佛商學院教授Rebecca Henderson的《重新想像資本主義》,連捍衛資本主義的大本營哈佛商學院都出來檢討資本主義了,怎麼還有人認為社會學批判資本主義是「負面思維」?
*補充一個小故事:二戰後,猶太裔的德國社會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逃亡到美國教書,每天都在批判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物質主義如何扭曲人類心靈,注重正向思考的美國人被嚇到了,問阿多諾:你每天都這樣充滿負面思維(negative thinking),人生不是過得很不快樂嗎? 阿多諾回答:我在做批判資本主義的否定性思考(negative thinking)時,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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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會學對大眾極少實質貢獻?
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學術傳統跟特性,如果要很短視地談實質貢獻的話,在美國,20世紀都市化時出現許多犯罪問題(大家看過《破案神探》吧?),所以很重視人口學、偏差行為、都市社會學的研究,到了現在21世紀,黑人種族不平等的問題嚴重,時常有警察執法過當問題,所以種族研究也很盛行。如果沒有這些社會學研究,美國治安可能會更差、黑人會死更多。在歐洲,一直有王室貴族傳統,所以很重視階級不平等的研究,英國BBC在1960年代甚至拍過一部《成長系列》(7 up),長期紀錄不同社經地位的14位小孩,每隔七年追蹤一次,從小拍到大,證實階級如何決定一個人的人生。如果沒有這些社會學研究,人們會以為低薪是因為自己不努力。在日本,常常遇到天災,天災後的社會重建發現有資源不平等的問題,家庭收入低的受災戶,會需要更長時間恢復到原本生活,所以日本有災難社會學的研究,如果沒有這些社會學研究,如何跟政府要求經費、社會福利補助?這些都是社會學可以帶來的短期見效的貢獻。
社會學還有一些更細微、難以估量的貢獻,像是在思想層面上引導社會集體反思,1960年代歐洲、美國嬉皮世代的反戰社會運動,引導學生上街頭的思想領袖就是德國的社會理論大師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當時美國大學生是一邊聽Bob Dylan的反戰音樂,一邊讀馬庫色社會批判的書《單向度的人》,正是在這種思想激盪中,創造出一整個世代的嬉皮文化,至今歐美國家的老人都還在嚮往那個黃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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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大學讀社會系,還沒畢業就有進台灣吧的實習工作機會,一方面是因為影像製作的個人能力,一方面社會系的頭銜也讓公司認為我適合做知識型的教育影片。沒有大學四年的社會科學訓練,我可能不會有辦法做出超級歪的影片。如果讓我重選一次,我還是會選社會系或者哲學系、人類學系(反正都是一些被台灣人視為找不到工作的科系XD)。找不找得到工作當然是一個最血淋淋的問題,也是台灣大學系所人文科系都必須面對的問題,但是大學是學習的殿堂,是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的最佳時機,不是資本主義的社畜訓練所,人生沒有多少個可以花四年讀大學的機會,我認為應該趁年輕時多充實自己的知識儲備,我也很享受我大學四年的學習時光,也決定繼續出國讀社會科學。
如果你正在考慮大學要選社會科學相關的科系,歡迎你在底下留言,我會把所有問題搜集起來後拍一集Q&A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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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一張書單,想知道社會學在幹嘛的人可以讀讀這幾本入門書喔!(依照難度排序,由簡單到困難)
Allan G. Johnson《見樹又見林》
Zygmunt Bauman《社會學動動腦》
片桐新自,永井良和,山本雄二《基礎社會學》
Norbert Elias《什麼是社會學》
C. Wright Mills《社會學的想像》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4萬的網紅啟點文化,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線上課程】《過好人生學》~除了熱情,你更需要知道的事 讓你建立迎向未來的思維與能力! 課程連結:https://pse.is/H8JXH 第一講免費試聽:https://youtu.be/-EHOn0UxMys 【哈克獨門心法工作坊】~穿越迷霧,懂一個人真正的樣子~2019/10/19開課 課程...
偏差行為社會學 在 譚蕙芸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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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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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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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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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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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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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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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
偏差行為社會學 在 政經八百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提到萬華你首先想到的是什麼?#疫情與萬華汙名化〕
從萬華區的茶室爆發新冠肺炎群聚感染後,5/24三立新聞台某節目在節目標題中使用「萬華病毒」引發爭議,遭民眾向NCC檢舉有污名化萬華之嫌。
▌什麼是汙名與汙名化?
汙名一詞原意是熱鐵烙下的標記。這些標記通常被打在奴隸、罪犯或叛徒—有污點的人、不潔者—身上。今天這個詞的引申義被廣泛使用,即恥辱和詆毀的標記。
在19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出版了《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高夫曼分析了「被污名化」的人對自身的感受,以及他們與「正常人」之間的關係;探討被污名者如何處理來自他人的排斥以及他們傳遞出的各種信息。
所謂汙名,定義為:「擁有一種使對方受到貶低的特質,透過此特質與某種道德規範連結過程,把完整平凡的普通人變成帶著汙點、價值貶損的一個人」。以及汙名化則是:「是一種針對社會上一些特殊的族群,一般人對其抱持的一種惡劣信念與態度」,其具體特徵有以下四個:
❶貼上可供辨識的標籤
將標籤貼在特定族群,使他們與其他人有所區隔。例如:瘋子、有疾病者。
❷標籤指涉不受歡迎的屬性
社會將標籤連結到不受歡迎的屬性上,例如:瘋子是危險的。
❸被貼上此標籤的人被視為異類
被貼上標籤者,會形成一種「我們」與「他們」的對立感。例如:我們不像那些瘋子。
❹被貼上此標籤的人遭受歧視
例如:在我們的社區中不得建造瘋子的收容所。
▌萬華的歷史
事實上萬華由於早在西元1709年,泉州移民從新莊拓墾到此,以「艋舺」稱之,成為台北第一條市街的雛型。
貴陽街是艋舺興盛的起點,早期漢人常到此地與平埔族人交易蕃薯,舊稱「蕃薯市街」;日治時,改名發音相近的「歡慈市街」,並被劃入風化區內,因此街上有不少的妓院。
華西街是萬華區另一條大名鼎鼎的街道。這裡是船夫與碼頭工人的落腳處,也因此娼寮與酒樓林立。
在淡水河淤淺之後,嚴重瘟疫加上民間械鬥不斷,使得艋舺的經濟優勢逐漸消退,因此這裡也聚集了不少商場失意人、行旅病人、離鄉窮苦者,最終形成「乞丐寮」,住有乞食為生的無家者。
最早在1740年就落成的龍山寺,後來又有如青山宮、清水祖師廟等出現,這些當地香火鼎盛的廟宇經常發放物資與許多善心人士捐贈,讓許多無家者得以藉此溫飽。
介紹完相關的歷史,幫各位壯士們總結一下:萬華由於獨特的歷史發展背景,導致萬華地區駐紮更多容易遭受汙名的族群,例如:萬華的「五流」,流鶯、流氓、流浪漢、流動攤販、流動工人。
▌疫情與萬華
有點年紀的壯士們,應該還記憶猶存。
在2003年春,全台陷入SARS危機,自3/14第一起境外感染案例,到7/5台灣正式從世界衛生組織疫區除名,共有664個病例,其中73人死亡,造成全台長達四個多月的集體焦慮與恐慌。
當時台北除了和平、仁濟醫院因為疑似群聚感染而陸續封院引發許多爭議之外,萬華地區也有兩個社群遭到集體隔離:一是華昌國宅居民,居家與集中隔離者總計有775位居民;二是萬華地區的無家者,集中隔離者有160 位。
2003年5月,萬華里長聯誼會發佈聲明稿中說道:
「......遊民、流鶯四處流竄,成為SARS的散播者.......造成萬華區成為一級疫區,頓時成為空城,百業蕭條、人煙罕至。」
許多里長指責和平醫院危機處置不當,使疫情從中正區的院內移轉到萬華區院外,而無家者、流鶯等「偏差者」也被標籤為「SARS的散播者」。
之後由於發生不明發燒與死亡案例,當時聯合報更以頭條新聞發布「水染病毒萬華爆社區感染」,報導台北巿萬華區華昌國宅爆發社區感染SARS;在未經求證之下,蘋果日報更以「社區感染四百居民住以待斃」的聳動標題,渲染社區感染的危機。
當時許多居民與無家者以「疑似SARS案例」為由,被施以與和平醫院同規格的集體易地隔離措施,事後證實這兩個社群並未出現真正的感染案例,也未引發社區集體感染。
對於當時的居民與龍山寺無家者而言,集體隔離無疑是一種汙名化的展現。
先認定他們與其他族群的不同,再將他們視作「帶有疾病的」,並且將「帶有疾病的國宅居民、帶有疾病的街友」視為需要被處置的對象,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最後,再施以行為,也就是隔離。
▌反觀現今新冠肺炎疫情對萬華影響
現今新冠肺炎疫情對萬華影響有哪些?在萬華茶室爆發群聚感染後,除了產業衝擊,負面標籤也不斷出現,網路上便充斥著許多對於萬華的歧視言論。
台北市議員吳沛憶指出,近來聽到許多萬華人受到歧視排斥,甚至有公司要萬華人去採檢才能上班。作家林立青也在臉書發文,他表示在這疫情之下,許多物流快遞不送萬華,讓各服務弱勢的團體變得很困擾。
同時,中華文化總會主辦的「萬華大鬧熱」活動官方臉書今天發文表示,「只有病毒才是這場防疫真正的敵人!」。
文總也發起「萬華加油VIVA BANGKAH」換頭貼活動,期待大家意識到汙名化的危險與錯誤,而非指責染疫的人。活動一推出後,馬上吸引許多破萬人的在地粉專、社團陸續響應。
相較於過去SARS疫情時期,今日對於汙名化的抵抗,也在萬華逐漸成形。
▌結語
蘇珊·桑塔格在她著名的《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指出當疾病成為污名化的隱喻時,將阻止病人們尋求完整的治療。
當肺炎被看成是對於參與茶室文化甚至做為八大行業的懲罰時,許多人便因為害怕被揭露、害怕被列在受歧視的名單裡頭而不願意篩檢就醫。
尤其如果所患的疾病即使「早期發現」也不保證有藥可醫治,那麼病人就與其忍受病痛,也不要因就醫而過著飽受歧視的生活。
新冠肺炎如果也成為一種污名化的隱喻,防疫工作將會更困難,因為人們將可能拒絕承認其過往的生活足跡。
面對疫情,我們應該以正確的態度與同理去對待正面臨高風險的人。我們不應該對疫情感到恐懼,而是更加勇敢,因為我們有機會對他人伸出援手,發揮作為社群協助的力量,才能戰勝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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