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交四九載，莫逆於我心－悼吾友曉波
今天我與各界好友一起追思王曉波教授。曉波兄人格高尚，學問淵博，思想進步，是一位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他的離去讓我們感到萬分不捨。我跟曉波兄相交49年，彼此相知相惜，他年紀比我大、學問比我好，對我來說亦師亦友。
1972年，我在大學四年級時認識了曉波兄，他比我大七歲，已完成研究所學業，在臺大哲學系擔任講師。曉波兄與王杏慶兄在興隆路租了間小公寓，離我家很近，包括陳陽德、李慶平、邱立本等人，大家常在那聚會。公寓的客廳裡沒有家具，常常是報紙一鋪，擺上花生米、豆乾、高梁酒，眾人大口喝酒、縱論時事，暢意自得、好不快活，有時聊得盡興到深夜才走路回家。
我認識曉波兄之前，即對他的思想與理念十分佩服。1970年9月，美國決定將屬於臺灣的釣魚臺列嶼連同琉球一併「歸還」日本，引發釣魚臺主權爭議，在各界尚未發起保釣運動時，還在念研究所的曉波兄即與同學著手整理相關資料，撰寫保釣文章，文中引述民國八年《五四宣言》的口號─「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義正詞嚴、鏗鏘有力。經一番波折，該篇文章定名為「保衛釣魚臺」，當年11月發表於胡秋原先生所主辦的《中華雜誌》上，那是當時第一篇號召保釣的文章，引發極大的迴響，可說是我一生保釣的「啟蒙」，我也由此開始認識曉波兄這個人。
1971年4月，臺大「代聯會」發表保釣六點聲明，曉波兄在《大學論壇》所舉辦的保釣座談會中，建議成立「臺大保衛釣魚臺委員會」，從此學生保釣運動一發不可收拾。6月17日，美日簽約「歸還」琉球，保釣委員會決議當天發起遊行示威，上千名學生從臺大出發，先到北門附近的美國大使館遞交抗議書，再一路遊行到日本大使館。在戒嚴時期，那是件驚動社會的大事，對外交部與日本的交涉，有不小影響。原先日方要在島上建氣象臺的計畫，便因此作罷；美國也調整立場，聲稱送交日本的只是釣魚台的行政管轄權，而非主權。從發表「保衛釣魚臺」文章，到建議成立「臺大保衛釣魚臺委員會」，曉波兄成了國內保釣運動的「點火人」。
1972年9月，日本政府決定與中共建交，特派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為特使來臺說明。抗戰勝利後國府對日本「以德報怨」，放棄賠償，結果日本背棄中華民國，民眾極為憤慨，認為日本忘恩負義，又選擇918記念日前一天來臺，更是火上加油。9月17日，我與曉波兄一起先製作中英文海報標語後到松山機場抗議，對著從停機坪開出來的禮車丟雞蛋。那是我一生第一次丟雞蛋。《英文中國日報》（China News）曾刊出我們去抗議所用英文海報「Flirtations do no good」的照片。在譴責日本與美國的激情中，我與曉波兄成為有深厚革命情感的「戰友」。
除了保釣之外，曉波兄對我另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對臺灣史的關心。1972年12月，曉波兄參加《大學論壇》舉辦的「民族主義座談會」，他堅持民族主義、批判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引來反對者的圍剿。曉波不相信受日本殖民統治50年的臺灣人，會反對民族主義而擁護殖民主義，他只相信「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認為臺灣人民絕不是天生的帝國主義殖民統治順民，因此開始深入研究臺灣史。對抗日先賢蔣渭水的研究，尤為其中最大成就。曉波兄在有限的資源下，全力蒐集各種蔣渭水的文獻資料，並且遍訪臺灣抗日耆老，他還原了臺灣抗日一代的臺灣史，更克服萬難出版《蔣渭水全集》，讓蔣渭水的思想，在這一塊他為之犧牲奮鬥的土地上復活，再見天日。因為曉波兄，我更瞭解日據時期的臺灣近代史，更認識了被譽為「臺灣孫中山」的蔣渭水。曉波兄，你真是我的良師益友！
認識這麼多年，曉波兄請我幫忙兩件事，都是為了人道、幫別人的忙，讓我印象深刻，感念在心，也更見證曉他的高風亮節。
1987年，我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曉波兄告訴我，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雙重受難者陳明忠先生在綠島監獄中病情不輕，請我幫忙申請保外就醫。那是明忠先生第二次入獄，判刑15年，已服刑11年之久。當時我就向國防部宋長志部長建議准許他保外就醫，國防部慎重考慮後，決定讓明忠先生假釋。因為曉波兄的關係，我結識了明忠先生，也成為忘年之交。我敬重明忠先生的理念與為人，也謝謝曉波兄的人道關懷之心，讓我能結交一位時代的勇者、無悔的鬥士。
還有一件事，跟曉波兄同為「臺大哲學系事件」受害者的陳鼓應教授，因為參與黨外活動，又受聘北京大學教授，而被列為黑名單無法返臺，陳教授的夫人湯鳳娥女士也受牽連不得入境。湯女士急於回國照顧母親被拒，她找曉波兄幫忙，曉波又找上我；很高興我能幫上忙，最後讓湯女士獲准返臺探親。
曉波兄是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典範，他的信念堅定，心胸寬闊，面對質疑與挑戰，他能夠滔滔雄辯，提出有力史料佐證。他曾遭遇「臺大哲學系事件」的人生巨大磨難，一度灰心喪志，卻能從近代中國的民族苦難歷史中自我惕勵，堅強奮鬥意志，重新站起。在政治高壓的時期，做到「官逼民不反」，繼續「我行我素」。他視保釣運動為中華民族主義的前衛戰，因保釣言論捲入哲學系事件而從此改變人生，問他後不後悔？他說「無怨無尤」，誓言「終生願為真理的僕人」。
曉波兄一向主張中國統一，但並不以「統派」自居，他關懷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他將反對臺獨視為是知識份子的責任。他說，自己受臺灣人民供養研究臺灣問題，有責任把研究的結果告訴民眾，再讓全體人民做出抉擇。曉波兄熱愛中國，也熱愛臺灣，對他來說並不矛盾，我們也不該覺得矛盾。曉波兄說，「我雖非生於臺灣，但卻長於臺灣，對我而言，全世界沒有地方比臺灣是我更熟悉和親切的土地」。如今，他在這塊親切的土地上故去，我們是如此不捨。
雖然曉波兄走了，他的思想將化為永恆，能夠論斷他的，只有歷史。他在《統獨論戰三十年》自序中的一段話，或許是最適合的註腳－「知我者臺灣，罪我者臺灣，留下記錄，願留待未來歷史的批判」。
曉波兄，一路好走，我們永遠懷念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