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三):費里尼導演生涯的寂寥尾聲〉
●作者:翁煌德(FB: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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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坎城影展,費德里柯.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女人城 The City of Women》(1980)入選了競賽外單元。在兩個月前,該作在義大利首映時獲得了普遍好評,但在五月的坎城,費里尼卻遭到法國影評人不留情面地狠批,甚至有影評人稱之為「零分之作」。俄國名導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雖然為費里尼遭受到的批評感到同情,卻也不補了一刀:「但這是事實,這部電影毫無價值。」(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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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若以今日眼光觀賞,《女人城》絕對沒有如此不堪。該作以卡通式的幻夢融會了費里尼浮誇的性幻想,調度依然使人眼花撩亂,場面依然是費里尼式的「天花亂墜」。但或許問題也在於那個「依然」,費里尼再次請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充當自己的代言人,誠實地檢視自己的原始衝動。但對於許多熟悉費里尼的影迷而言,似乎已經看夠了他的自我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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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樣的指控,費里尼當然也為自己做了辯解。他曾說道:「影評人指責我自我重複。事實上,這是無法避免的是。若刻意為不同而不同,其結果就跟為相同的相同一樣虛假。最好的喜劇演員不是因為他們口袋裡裝著上百萬個笑話,有些笑話即使一聽再聽我們還是會笑,而且可能笑得更厲害,因為這些笑話發展自人物本身,而且我們也清楚讓他們好笑的是人性的基本狀態。」(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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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費里尼向來不願多談自己的生命史與作品之間的具體關聯,但事實上他的作品多半具有自傳性色彩,他甚至在《八又二分之一 8½》(1963)之中安排了自己現實生活的情婦桑德拉.米洛(Sandra Milo)飾演主人翁圭多的情婦。(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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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令觀者不耐之處,或是許多女權主義者認為《女人城》是費里尼對她們的惡意詆毀。在劇中,馬斯楚安尼為了一親美女芳澤,走進了女權主義大觀園,可見一群女性吶喊著誇張的女權口號,簇擁著一名一妻多夫的男人。在許多女權主義者眼中,這是一種對女權的刻意妖魔化,但費里尼卻感到冤枉,他認為自己其實是在反諷男性對女性的不理解,而這部確實是一部關於男性的夢境與性幻想的作品。費里尼大概從沒想到自己的誠實顯然已經到達了足以冒犯他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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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部作品,費里尼令風格完全轉向,他拍攝了《揚帆 The Ship Sails On》(1983)。故事發生在一戰前夕,一艘載滿皇室貴族與藝術家的豪華郵輪為了紀念一名歌劇名伶而出航。就題材來說,這部片的劇情發展可謂是超越時代的,作品探討了彼時歐洲社會尚未聚焦的難民處境。當這些達官貴人在船上高歌、享用珍饈之時,一大群塞爾維亞難民被搭救上船,船上的顯要對這番情景感到不甚自在。而後,奧匈帝國的船艦進逼脅迫時,該基於人道庇護難民或交人以求自保,成了一項生死交關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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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所有的影評人看完這部作品時,卻幾乎無視費里尼對階級問題、難民問題的觀察,而把焦點放在片中出現的一隻犀牛。對這隻犀牛的寓意的解讀,可能遠超過對這部電影其他一切主題的議論。面對這般迴響,費里尼甚至信口對媒體胡謅,說當時的歐洲每一艘遊輪都得配一頭犀牛才能出航。然而,在筆者看來,片中這隻「罹患相思病的犀牛」像極了費里尼嘲諷影評文化的煙霧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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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擺錯重點的大眾,費里尼不免感到挫敗,他曾說自己生平最討厭別人問他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要用犀牛?」,另一個是「你是怎麼變成導演的?」雖然費里尼並不認為《揚帆》是一部失敗之作,不過就市場角度來看,費里尼晚期的作品卻是步步無利可圖,注定血本無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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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里尼已成了一個活傳奇,以至於許多願意與之合作的投資人未必是出於對其新計畫的欣賞,而是打算為自己增加一條「曾與大師費里尼合作」的經歷。投資《揚帆》的製片阿爾多.內姆尼(Aldo Nemni)便承認費里尼在製作該片時嚴重超支,就因為是大師才接受他的任性。據他所說,費里尼偶然會任性地突然宣布更改拍攝日期,只因為當天有什麼不吉利的事情發生。作為榮格(Carl Jung)的信徒,費里尼對所謂的預兆與氣場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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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後,費里尼決定以《舞國 Ginger & Fred》(1986)向美國知名歌舞片明星佛雷與金姐(Fred & Ginger)致敬。但故事的主角其實並非美國的佛雷與金姐,而是一對以模仿兩人聞名的義大利演員。兩人已至遲暮之年,並且多年未見,但在電視台的邀請下決定重出江湖。費里尼之妻茱麗葉塔.瑪西娜(Giulietta Masina)和馬斯楚安尼連袂主演,馬斯楚安尼甚至為此犧牲理成禿頭(頭髮甚至差點長不回來),為作品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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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暗藏了費里尼對電視文化的批判,但它本質上確實是一部標準的致敬之作,也反映了他年少時受到美國電影文化的薰陶。不過令費里尼始料未及的事,當年高齡75歲的本尊金姐.羅傑斯(Ginger Rogers)竟以商標權遭到侵犯為由,跨海提告。雖然最後控訴未成,還促成了一起經典判例,但費里尼與其創作團隊卻絲毫不感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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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費里尼卻仍為金姐緩頰道:「我想是律師向她捏造了一些他們以為可以讓自己有錢賺的說辭,她被他們騙了。我相信她那麼做的時候絕對還沒有看過我的電影,我無法相信我童年在富國戲院裡看到的金姐.羅傑斯竟會這樣背叛我。」(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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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費里尼的剪貼簿 Fellini's Intervista》(1987)時,費里尼再次嘗試混合紀錄片與劇情片的作品形式,親自參與「演出」,接受日本電視台人員的採訪。作品最令人記憶猶新的,莫過於年華老去的馬斯楚安尼與安妮塔.艾格寶(Anita Ekberg)再次重現了《生活的甜蜜》中的經典噴水池戲。但其餘情節,卻難稱得上具有如何獨到的呈現。也由於故事設定的侷限,它注定是一部只能滿足費里尼忠實影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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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早就設定好退休計畫,否則一個導演通常無從決定自己要在哪一部電影向觀眾道別。費里尼最後的一部電影是《月亮的聲音 The Voice of the Moon》(1990),對於他的影迷而言,這樣的收尾無疑是帶有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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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以《美麗人生 Life Is Beautiful》(1997)在奧斯卡稱帝的羅貝托.貝尼尼(Roberto Benigni)領銜主演,在劇中飾演一名堅信自己聽得見月亮的聲音的精神病患。故事的寓意看似很明確,費里尼似乎是想表達現代社會的喧囂已經蒙蔽了人的心智,使得那些真正能聆聽自然之聲的人,反倒被當成了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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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費里尼似乎太執著於將角色的瘋言瘋語寫實呈現,使得觀者幾乎難以入戲,更遑論有興趣去思索其背後的意涵。整體而論,這是一部冗長而乏味的作品,影評人的反應並不熱烈,觀眾也不買單。費里尼同樣承認這《月亮的聲音》確實使他走入窮途末路,一項明顯的指標是──他發現自己真的再也找不到任何人願意資助他拍攝下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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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費里尼始終像是捍衛自己的孩子一樣為這部作品辯護:「我用《月亮的聲音》這部作品要求觀眾暫停他們對電影的期待,或他們對費里尼式電影的期待,我要他們全心跟隨著銀幕上的影像。很明顯,他們並未造做,他們期待一部典型的費里尼作品──如果真的有這種電影的話。這部電影的潛在觀眾裡有一大部分甚至沒發現這部片子就是被這種期待給毀的。」(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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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月亮的聲音》幾乎宣告了費里尼事業生涯的終結,但他依然沒有停止創作計畫。他拒絕提筆撰寫自傳,因為他認為這些時間不如留下來去發展新片,當然也婉拒了出版社要他撰文分析自己的作品的要求。費里尼幽默地說,要是他這樣做,「大概會證實我其實比那些鉅細靡遺解析我作品的頭號影評人更加無聊。」(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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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里尼曾回憶道,有一回名導金.維多(King Vidor)曾對他說:「當郵差、電話不斷給你帶來接受表揚、出席回顧展,以及旅行、午餐等邀約,而不是給你帶來拍片機會的時候,你就得小心了。」(註7)因此當費里尼在1992年接收到影藝學院的通知,得知自己榮獲奧斯卡榮譽獎(又稱終身成就獎)時,他很清楚地知道這是一個他大勢已去的預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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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獲知消息當下,他一方面想著自己是否會藉由這個獎而獲得更多拍片機會,一方面卻擔憂地說:「希望這不會是那種在你不久人世之前,為你電影事業正式畫下句號的『傳奇獎』才好。大家可以說我迷信,但之前我也一直認為自己生命接近尾聲的時候,會得到一座奧斯卡榮譽獎。所以,我希望這事不會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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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為了抵抗命運的安排,費里尼甚至一開始不打算出席奧斯卡獎,連羅馬的計程車司機都忍不住出面相勸。最後他還是出席了1993年三月底的奧斯卡獎頒獎典禮,但在同年的十月底便溘然長逝,其預感確實獲得應驗。費里尼在生前仍正在籌備《導演筆記 Fellini: A Director's Notebook》(1969)的續作《演員筆記》,可惜無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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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大師級導演,費里尼並不承認自己後來有從名譽中討到任何便宜。相反的,他被視為曲高和寡的賠錢導演,其敘事型態與所欲探討的題材,也開始被認為與時代脫節。至於那些自稱要與投資他拍攝新片的人,多半或許只是想享受與大師共進午餐的虛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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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觀眾不將其作品與同期的電影潮流並列視之,而是純粹地透過費里尼的創作脈絡向下爬梳,或許能更看清楚他的作品本質。事實上,費里尼始終是一個忠於自己的創作者,情節只是表層,費里尼實際上把自己的生命觀縫進了故事之中。無論外界的評價好壞,每部作品都是他對自身心境極為誠實的反映與投射,即便多數意境觀者未必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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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影迷與記者更樂意對他早期的作品《大路 La strada》(1954)和《生活的甜蜜 La doice Vita》(1960)等作致敬,卻對他晚期同樣付諸心力拍攝的巨作不置一詞。許多評論者認定費里尼晚期的作品不再有過去的神采,但筆者卻建議不妨試著換一個觀點去理解他。何不如跳脫出來對其單一作品的評判,將其所有電影視為單一的一部作品,一部能完整反映作為作者的費里尼其人、其夢的作品,或許便能理解他的思想全貌與遠景(big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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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Andrei Tarkovsky,《Time Within Time: The Diaries 1970–1986》
註2: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3:參見〈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一):費里尼的秘密情人〉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549613078474753
註4: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5: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6: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7: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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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一):費里尼的秘密情人〉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549613078474753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二):費里尼與天主教會的情與仇〉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549565808479480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四):費里尼電影的魅力何在?〉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22478074521586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五):電視文化狂潮下,大導演費里尼的逆襲〉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26446480791412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六):情聖還是渣男?費里尼為何要拍歐洲第一風流才子卡薩諾瓦?〉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7008229309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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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經典影展 #費里尼 #費里尼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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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為《女人城》花絮照,最左側的是因本片走紅的義大利演員唐娜特拉・達米雅尼(Donatella Damiani),從此成為八〇年代著名的豔星。置中者為費里尼,圖右為馬斯楚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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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二):費里尼與天主教會的情與仇〉
●作者:翁煌德(FB: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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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德里柯.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是怎麼看待天主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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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先參考《羅馬風情畫 Roma》(1972)。費里尼在劇中安排了一場詭誕不經的神職人員走秀大會。可見主教、修女與修士齊坐在觀禮台上,看著神職人員們像是時裝秀的模特兒般隨著尼諾.羅塔(Nino Rota)輕盈而古怪的配樂,依序走上伸展台展示經過特殊剪裁的華麗聖衣。整場戲可說是既華麗地令人著迷,卻又荒唐地引人發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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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回顧家鄉往事的《阿瑪珂德 Amarcord》(1973)之中,面目呆滯的神父只管問男孩有沒有「自瀆」,其他一概不在乎。更不用說《生活的甜蜜 La Dolce Vita》(1960)的開場,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飾演的主人翁馬切羅坐在一個懸掛著耶穌像的直升機上橫越城郊,雖然畫面一度有如耶穌再臨的神蹟,但下一刻我們卻看見馬切羅高聲搭訕一群美女。耶穌像頓時像是一個被夾起來展示的商品,神性蕩然無存。這個經典的開場,同時預示了道德淪喪的主題,而看在教會眼中,這無疑是對天主的褻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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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影迷們從費里尼的作品來推敲他的信念,絕不會認為他是一個天主教徒。然而,費里尼在受訪時從來沒有直接詆毀過天主教的權威,甚至一向都以天主教徒自居。不過在義大利影評人的喬瓦尼.葛拉契尼(Giovanni Grazzini)的一次追問之下,他才忍不住露餡說:「我已經說過我喜歡天主教,而且生在義大利,我還能有什麼選擇?」(註1)從中可見難以道盡的無奈,畢竟天主教對於費里尼而言,乃至於對所有義大利人而言,幾乎是如同父母般的存在。即便你有能力忤逆之,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深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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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費里尼在早期擔任羅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御用編劇之時,便與宗教主題的創作結下不解之緣。在羅塞里尼執導的《愛 L'amore》(1948)之中,他甚至參與演出,飾演瘋婦的安娜.麥蘭妮(Anna Magnani)將費里尼當作是下凡的聖徒,而這部辯證信仰意義的作品不出意料地激起了教會保守人士的批評。兩年後,當羅塞里尼與有夫之婦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發生婚外情之後,卻風格丕變,找來費里尼編寫了歌頌聖徒方濟各(St. Francis)的天主教電影《聖方濟各之花 The Flowers of St. Francis》(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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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塞里尼甚至找來兩位天主教神父進行劇本監修,以確認作品完全符合天主教精神。不過當時收到劇本大綱的費里尼,卻是苦不堪言,要不是因為他允諾費里尼能以助理導演的身分參與拍攝,他是壓根不想參與。在回憶錄裡,費里尼甚至不留情面地指出該片「故事單調,角色沒有說服力,講述的題材對現代觀眾過於遙遠而且難以置信。不過我自己還年輕,有本錢面對一個這麼差的劇本」。(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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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不只是費里尼覺得難以置信,就現代觀眾的眼光,大概都難以想像大導演羅塞里尼何以好端端放下寫實主義題材,去拍攝一個傳說中的完人,而且故事呈現確實頗為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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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費里尼後來開始擔任起導演之後,引領其入行的師傅羅塞里尼卻多次扯後腿,刻薄地批評他的電影。然而,費里尼卻不願公開與之辯駁,唯在羅氏過世之後,他才坦承自己其實質疑羅塞里尼當時拍片動機不純,指其拍攝《聖方濟各之花》是為了「安撫被他和英格麗.褒曼緋聞所震怒的天主教審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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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案例可知,教會當時對義大利電影的影響力是超乎當今所想像,如果遭受教會方面抵制,不僅作品上不了,嚴重可能連膠卷都可能面臨被沒收並銷毀。早期執導演筒的費里尼還不敢造次,並未刻意諷刺教會的迂腐,但亦不屈服於其淫威之下。無論是聖母、妓女的角色原型抑或關乎救贖的結局,都有濃厚的宗教底蘊鋪陳,也偶有巧妙訊息參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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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騙子 Il bidone》(1955)之中,布羅德里克.克勞福德(Broderick Crawford)飾演的老騙徒奧古斯都偽裝成神父走入民居,利用了義大利人對教會權威的盲目遵從,順利從平民手中詐取錢財。然而,當他再次故技重施時,一名罹患小兒麻痺的少女卻對這奧古斯都扮演的假神父熱切地闡述自己的信仰觀,反而與墮落的他形成了諷刺性的劇烈對比。費里尼很清楚地告訴觀眾這個神父是假的,但至少在那一剎那,我們所看見的是一個神父之於平民百姓的意象(見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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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卡比莉亞之夜 Nights of Cabiria》(1957)準備在義大利上映時,費里尼所面臨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打擊。卡比莉亞是曾在《白酋長 The White Sheik》(1952)當中驚鴻一瞥的妓女,由費里尼之妻茱麗葉塔.瑪西娜(Giulietta Masina)飾演。她是一個始終對人深信不移,卻屢屢受騙的悲劇角色。在百廢待舉的戰後義大利,費里尼呈現了街頭的買春景致,又以妓女為主人翁,自然惹火教會,未上演就先被威脅禁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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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費里尼在耶穌會友人阿帕神父(Angelo Arpa)的協助之下,找來一位樞機主教在熱內亞觀賞影片。該主教看完片後對費里尼說:「可憐的卡比莉亞,我們應該要幫她一點忙。」(註3)隨後電影果真獲准上映,這固然是費里尼想要的結局,但費里尼在回憶此事時卻不帶感激,戲稱:「不知道那位位高權重的主教是真的看完或睡著了,可能是阿帕神父在適當的時刻,如宗教行進儀式或有聖像畫面時把他搖醒了吧。」(註4)此說算是相當明瞭地表達了費里尼對教會介入電影創作的不滿,顯然也對神父素質感到不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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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很不幸的,電影最後仍然挨了刀,片中一場戲描述一位善人分發食物給流浪漢,看在教會眼裡卻是嚴重冒犯,只因為他們認為這似乎是在諷刺教會沒有善盡行善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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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費里尼與教會苦苦周旋,只能試著在「夾縫中求生存」,但基本上他仍然處在可被接受範圍之下。然而,當他以《大路 La strada》(1954)和《卡比莉亞之夜》連獲奧斯卡獎殊榮,奠定國際聲譽之後,表徵其創作史新開端的《生活的甜蜜》便完全露出了真實面貌,直接反映出了信仰淪喪的命題,並且露骨地揭露了肉慾橫流的義大利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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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反對他的影評人予以盛讚,反而原本為他背書的神職人員紛紛叛變,雙方在報章雜誌上你一來,我一往地打起筆仗,使得電影未演先轟動,爭議十足。大概對於一般觀眾而言,直覺會讓教會氣得直跳腳的影片肯定值得一看,反而帶動起觀影熱潮,使得該片在義大利在當時創下破天荒的票房佳績。當年影迷爭相觀影的盛況可以在皮亞托傑米(Pietro Germi)執導的《義大利式離婚 Divorce Italian Style》(1961)中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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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場觀影熱潮,卻形成了教會內部的腥風血雨,當時在米蘭擔任樞機主教、未來的教宗保祿六世(Pope Paul VI),竟出手掃蕩了出手聲援《生活的甜蜜》的耶穌會信徒,諭令其團體解散,並將教會領袖調往曼谷。自此之後,費里尼反而更不假思索、也更直覺地反映他對教會的見解。他在《羅馬風情畫》之中對教宗的浮誇刻畫,也顯然可解讀成是對保祿六世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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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費里尼卻也是有自覺性地意識到天主教確實是驅動他創作的能量來源,他並不否認自己確實為天主教的概念感到著迷。對此,他曾說:「我喜歡它(天主教)的行進儀式、永遠不變像催眠的場面、寶貴的佈場佈景、沉鬱的詩歌、教義問答、新教宗選舉、奢華的死亡一事。我對一切的隱晦、扭曲、禁忌都有一份感激⋯⋯」(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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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自認從小深受保守教會壓抑,但諷刺的是,天主教那不合時宜的儀式道統,卻啟發了費里尼開創了自己獨有的美學觀,或是他中後期創作得以完全脫離寫實的原因之一,那是他對所謂「一切的隱晦、扭曲、禁忌」的探索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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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會關係的千絲萬縷,一言難盡。在教會眼中,費里尼肯定不是值得被表彰的傑出教徒。只是也沒人會想到這個和解居然來得特別快,在費里尼過世後兩年,梵蒂岡的宗座教會文化資產委員會公布了教廷觀點的45部影史十佳,又稱作「梵蒂岡的電影清單(Vatican's list of films)」,《大路》與《八又二分之一 8½》(1963)同樣在列,雖然不免避開了《生活的甜蜜》,但仍可以視作是教廷對費里尼的善意認可。只不過在費里尼眼中看來簡直一無四處的《聖方濟各之花》卻也入選其中,他若地下有知,大概也不免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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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Giovanni Grazzini,《費里尼對話錄》,邱芳莉譯,遠流出版社,p.84。
註2: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3:Peter Bondanella,《電影詩人費里尼》,林文琪、刁筱華、羅頗誠譯,萬象出版社,p.164。
註4:Giovanni Grazzini,《費里尼對話錄》,邱芳莉譯,遠流出版社,p.115。
註5:Giovanni Grazzini,《費里尼對話錄》,邱芳莉譯,遠流出版社,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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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梅爾的靜謐日常】
歷經80年(1568-1648)動亂不平,在擊敗西班牙帝國後,尼德蘭7省終於獲得獨立,成立荷蘭共和國,至今仍留給後世無限影響與憧憬的荷蘭『黃金時期』(Golden Age)自此揭開序幕。
黃金時期的荷蘭,經濟與文化高度發展,在航海、貿易、科學、軍事和藝術方面皆有精彩表現。如今最受世人景仰的荷蘭畫家之一~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1632-1675),短短43年人生中,見證了黃金時期的繁盛,也承受燦爛光芒的殞落。1672年,就在維梅爾去世前三年,荷蘭遭受英、法雙強聯合兩位(今德國地區)大主教圍攻,遭遇嚴重危機,最後雖奇蹟生存,但盛況已難再返。戰爭所帶來的經濟重挫和民生凋敝,也是導致維梅爾晚年負債累累的主要因素。
生前雖有一定名聲,卻沒那麼廣為人知,死後也長期被輕忽,一直到19世紀才獲得普遍認同,這位身兼客棧老闆、畫商和(業餘)畫家的傳奇人物,以他精湛的技藝,為後世記錄下黃金時期最寧靜耽美的時刻。
◆美國收藏的首幅維梅爾之作◆
由於作畫太龜速,產量原來極稀少,加上部分作品散佚不可得,導致維梅爾如今傳世作品僅有30多幅,這其中約有1/3輾轉來到美國東岸,光是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典藏便有五幅。《拿水壺的年輕女子》(Young Woman with a Water Pitcher,ca.1662)是大都會館藏中,相當能體現畫家成熟風格的代表作,也是第一幅飄洋過海來到新大陸的維梅爾作品。
(補充說明,如今被典藏於美國的維梅爾作品:紐約弗里克收藏館持有3幅。華盛頓特區國家藝廊有4幅,但《Girl with a Flute》尚未完全確認為維梅爾所作。)
1887年,美國金融家、慈善家兼收藏家-馬昆德(Henry Gurdon Marquand,1819-1902)在巴黎以800美元買下這幅《拿水壺的年輕女子》。當她隨著馬昆德橫越大西洋抵達美國時,便成為維梅爾在美國的首度現身之作。1889年,馬昆德將自己諸多藝術收藏捐贈給剛成立不久的大都會博物館,《拿水壺的年輕女子》也在其中,從此她便在此頤養安居,靜待眾人到訪探望。
說到這裡,有誰跟我一樣很想穿越到1887年的巴黎,早馬昆德一步搶下這幅畫?(組團報名請+1)
◆《拿水壺的年輕女子》◆
《拿水壺的年輕女子》展現維梅爾典型成熟風格,一切講究理想均衡,如此寧靜美好。同時傳達畫家對於家庭主題的興趣,也以幾乎是窺探的視角,表現出17世紀荷蘭女性在開啟每日活動面對眾人前,打理自己時最私密的一刻。
按照維梅爾的習慣,光源通常來自於左側。從帶著淡淡金黃,暈染自窗外的光線來看,此時天色已亮,正是清晨時分。這位富裕人家的女子準備洗漱,她用右手輕輕將窗戶打開,左手拿著泛著光澤的鍍銀水壺,戴上講究的亞麻頭套保護衣服和髮型,避免被濺上水花,這類頭套在寒冷冬天中也有助於保暖。
溫煦晨曦不只溜進室內,同時還透過亞麻頭套輕撫了女子的臉龐。你看那亞麻透光的效果,被表現得多麼細膩迷人!
整個畫面呈現出荷蘭黃金時期中,理想家庭的樣貌:所有物品都被放在該放的地方,鍍銀水壺、水盆和銀這種金屬本身都象徵純潔;紅、藍、黃等主色調在畫面中巧妙呼應,彼此和諧。由窗戶、地圖和桌面構成的三個矩形也各自安然,增強畫面穩定效果。光是經由主要的三種色彩和簡單形狀,維梅爾便實現了家庭生活中,靜謐安適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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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盆旁的精緻珠寶盒側邊隱隱露出一截絲帶和珍珠項鍊,加上鋪在桌上,明顯要價不斐且取得不易的東方織毯,都證明該女子來自富裕的上層或中產階級家庭。女子右上方的地圖當時是荷蘭家庭中常見裝飾,展示出畫家的國家自豪,由此可知,荷蘭人民多麼享受黃金時期的經濟繁華與社會寬容。
因為海上貿易高度發達,地圖在荷蘭成為結合國家勢力、科學發展和藝術表現的重要代表物品。不僅如此,荷蘭人那時侯也是世界上地圖製作技術的領導者,無論在質或量方面,都有驚人成就。除了地圖,另外如地球儀、航海圖表或地圖集等,都讓荷蘭人給開拓出一番天地。
因此,維梅爾畫中的地圖,也意喻理想荷蘭家庭的一部分→身為共和國公民,又擁有一個幸福美好的家庭,牆上怎能不掛地圖呢?
◆17世紀荷蘭女性◆
17世紀的荷蘭女性角色主要是在家中從事家務,如今看來雖然傳統,但相較歐洲其他封建國家,荷蘭女性享有的自由和權利卻是高出許多,畢竟這是一個相對富足與寬容的社會。在荷蘭文化中,家庭是重要避風港,也被視為共和國縮影,是公眾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則理想家庭的平穩運轉也反映出政局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繁榮。
對於荷蘭某些特定人士來說,居家需要經過特別裝飾以炫耀財富和社會地位。但即使是普通市民,房屋就是與家人、鄰居和朋友互動的地方,在社交生活中相當重要。《拿水壺的年輕女子》所在場景為家中一個具有隱私性的空間,顯示女性在家庭功能和國家發展中扮演著絕對角色,同時傳達黃金時期的人民生活有多麼安穩富足,更訴說著當代婦女的居家美德。
◆畫中女子身份◆
至於畫中女子是誰?說法不同,可能是最常為畫家充當麻豆的維梅爾夫人凱特琳娜(Catharina Bolenes,1631-1687),或者是維梅爾的大女兒瑪麗亞(Maria Vermeer,1654-1713之後)。
凱特琳娜總共為維梅爾生下15個孩子,其中4個在出生不久便早夭,存活下來的11個孩子中,也有半數無法活到成年時期。推算起來,兩人於1653年結婚時,男生21歲,女生22歲,此後婚姻維持22年,直到1675年維梅爾去世。在維梅爾去世前一年,也就是1674年,凱特琳娜誕下最後一個孩子,但只活到4歲,名字不詳。
歸結以上數字,可以說凱特琳娜在這22年的婚姻生活中,大多數時間都處於懷孕的狀態,如果拿水壺的年輕女子真是凱特琳娜,那應該是她少數沒有大腹便便的時候。另外這幅畫作完成時,大女兒瑪麗亞才約莫8歲,因此成為畫中人的機率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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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回來,瑪麗亞就是維梅爾最著名作品《戴珍珠耳環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ca.1665)中,那位有著清澈雙眸與誘人粉唇的少女,當時她真的已經是個荳蔻少女了。瑪麗亞後來於1674年,約20歲之際,嫁給了同鄉台夫特一位絲綢商人之子。一年後,維梅爾即告別人世。
根據維梅爾死後的財產清點,凱特琳娜也擁有與畫中女子相似的亞麻頭套,所以我們就暫且相信畫中人便是維梅爾夫人吧。
類似維梅爾家如此龐大的人口規模,不僅現代罕見,在17世紀的荷蘭也並非常態。那時的荷蘭家庭平均生育3~4個孩子,過多的人口,如維梅爾一家,對生活品質、教育照養和經濟狀況都是極大的挑戰。幸虧維梅爾有個富岳母,為這一大家子緩解了一定程度的經濟問題,讓他多數時間不至於過於煩惱現實壓力,可以仔細地緩慢地畫畫。
所以這麼說來,如今藝術史與我們老百姓還要感謝這位富岳母--另外一位瑪麗亞(Maria Thins,ca. 1593-1680)。
◆維梅爾的光線藝術◆
繼續看《拿水壺的年輕女子》。
光線,向來是維梅爾作品中最迷人之處。
從《拿水壺的年輕女子》看來,維梅爾已經不把線性透視法則視為首要規則,而是意識到光由色彩組成,不同顏色之間在視覺上會彼此影響(這跟19世紀末的點描派理論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例如,披覆在後方椅子上的藍色布料反射在金屬水罐的側面時,呈現出較深的藍色;另外紅色織毯上的圖樣則調整了水盆底布的淡金色調。你看那水盆上映照出的織錦花色多驚人!堪稱集合高度觀察力、光學研究和寫實技法之大師手筆。
但是維梅爾的光又不同於巴洛克繪畫始祖卡拉瓦喬(Caravaggio,1571-1610)那明暗對比劇烈的強光,而是讓光線灑落、布滿人物、物件和整個空間之中。從畫面裡的任何一個角落--就連牆面的特定色調和肌理,也有作為襯托光線的來源、強度和質量之作用,同時構成整幅作品重要基礎。仔細看,牆上有晶瑩微光煦煦搖曳,這就是維梅爾巧心經營,不再受限於主題或人物,由光線和空間本身敘說的精采故事。
這類描述生活日常的風俗畫,之前向來比不上具有崇高地位的歷史畫,但透過光的高超精巧表現,風俗畫和小人物也可以凌駕塵俗如此不朽。除了維梅爾,還有誰能做得到?
維梅爾畫人物如同達文西的『暈塗法』(sfumato),人物輪廓線並不清楚,而是隨著光線與空氣逐漸暈開。根據X光分析,這位畫家也不太畫草圖或素描,就像卡拉瓦喬這般天縱英才也是直接在畫布上起筆作畫,他們藉由光影,而非線條,形塑筆下的世界。當然這件事發展到19世紀末,由於受到日本浮世繪西傳到歐洲影響,梵谷開創出線條和色彩強烈的表現主義時,又是另一番局面了。
◆將日常轉化為永恆◆
運用在荷蘭短暫日照條件下捕捉到的自然光,結合光學知識和精筆細磨雕砌出的光之藝術,維梅爾讓現實題材超越了物質之美,將日常生活化作永恆時刻。直到如今,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依舊撼動無數人。因此有機會遇到維梅爾,千萬要好好寒暄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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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Junie Wang &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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