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人生：天譴論回顧
李怡
無獨有偶，在2008年汶川地震後兩日，即5月14日，廣州《南方都市報》在「天祐吾民」專輯中，刊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的話：「這就是天譴嗎？死難者並非作孽者。這不是天譴，為甚麼又在佛誕日將大地震裂？……赤縣喧囂該清醒了。」同一天，大陸的《新世紀》網頁刊登「伍老」的文章說：「古代中國皇帝，面臨災異、災害，往往要下罪己詔，僅唐太宗一人一生就有28份罪己詔。他們自謙、自譴、自省，對蒼天尚有敬畏之心，因為敬畏，往往在災害來臨之際，修改政策政略，期對民間有所幫助……。」
「天譴論」在大陸受到官媒和附共文人批判。作家余秋雨5月24日在網站發表《駁「天譴論」》說，「不管是誰，提出這種謬論都是大惡。因為這種謬論把十三億中國人當作了『天譴』的對象，……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義的化身」。但隨即有人揭露，2005年5月余秋雨自己的一篇《天災神話》中，就唐山大地震的發生，表示：「人世間的小災難天天都有，而大災難卻不可等閒視之，一定包含着某種大警告、大終結或大開端。」這是不是「天譴論」？余某是否「大惡」？只不過這段話不是在唐山地震發生的文革期間寫的。文革期間，余秋雨是左派大批判的文化打手、文革派的寵兒。文革結束了，中共作出文革是「一場浩劫」的結論，余秋雨才發表天災包含「大警告」的文章。而到2008年汶川地震，他又指「天譴論」是「大惡」了，原因是天譴的「大警告」，指向余秋雨所要依附的現政權。
捷克前人權總統哈維爾說：「知識分子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應該是體制和權力的主要懷疑者，應該是謊言的見證人。」
在唐山大地震發生時提出天譴論的徐復觀先生是「體制和權力的懷疑者」，在中共否定了文革後說唐山地震是天譴、而在汶川地震時指天譴論是大惡的余秋雨是依附權勢的反覆小人。
汶川地震五年後，到2013年中國發生雅安地震，五年裏中共藉賑災斂財、把要求調查豆腐渣校舍的人士送進監獄，紅十字會的貪腐醜聞更傳遍大陸與海外，這時特府向立法會提出撥款一億賑災，民調顯示：贊成撥款的佔1%，反對黨佔92%。更有網民發起「一毫子不捐」運動，立法會議員力斥撥款的講話被大陸網頁配上字幕廣佈。這時候，重提天譴論不再有群情洶湧的風險，反而會得到包括大陸人在內的認同：人民奈何不了暴政，只好寄望「人在做，天在看」。但其後689仍然不斷重複指「天譴論」缺德，在眾人眼中，他就是支持暴政的缺德奴才。
2011年日本發生福島大地震兼引發海嘯，78歲的作家石原慎太郎說：「日本人過於偏重自我，凡事都以私欲為主。透過這次的海嘯一次洗清掉這些執着。我覺得或許是所謂的天譴。」又說：「地震是對日本人墮落的巨大懲戒。」石原「天譴日本人」的言論沒有引起日本社會的憤怒，反而帶來公眾的自省，他隨後即當選了東京都知事。
以上回顧了關於天譴論的一些紀事。比對石原的天譴論，我多番自辯11年前提出的天譴論是針對統治者，也顯得怯懦了。天譴論雖主要針對統治者，但也應該指向人民。因為人民對暴政的沉默，引來的天譴就是「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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