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訪】【攬炒開始了,但你知道甚麼是攬炒嗎?——專訪攬炒巴】
5月30日,相信不少香港人均鮮有地守在各式螢幕前,還是深夜兩點半。不說還以為是哪個歐聯還是世界盃決賽夜,不少人為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句「香港已變成一國一制」暗地裡喝彩。卻猶記得幾年前,特朗普跌破眾人眼鏡當選美國總統時,當時香港不敢說一片哀號,但起碼無人敢說是好事,更沒有人想過幾年後有今日。
「政治一日都嫌長。」
由去年6月9日103萬人上街,之後一年的歷歷在目:中大二橋、理大圍城、有人逝去,有人收監,香港的民憤像土庫曼的「地獄之門」,一燒就再也撲不掉。卻猶記得幾年前,在79日兩傘運動結束後,當時香港不敢說是再無希望,但起碼無人敢說仍然在望,更沒有人想過幾年後有今日。
「政治一日都嫌長。」
隨著特朗普在記者會上,少有地一字不漏照稿道,正式宣告香港已不再有獨特地位,而淪為中國一個城市。一時之間Facebook上滿滿的貼文,「攬炒」一詞更成為關鍵詞,許多人說「攬炒」開始了,有人說「攬炒」成功了,林鄭要被制裁了。
但其實,「攬炒」,究竟是甚麼?
-- 攬炒與焦土 --
「攬炒」的概念在這場運動中,最先出現在去年6月10日,在連登討論區上一個名為「我要攬炒」的巴打,一個題為「【招兵買馬】 召集所有未放棄既連登仔,認真分工,幫港共官員同建制派取消外國護照」。然後在數月之間,攬炒由一個人的一空想,成為香港人的階段目標。
「我覺得「攬炒」同「焦土」有一定關連,就好似兩個圓圈,中間有一定重疊,但又不盡相同。」攬炒巴提出攬炒的概念多月後,終於第一次公開闡述他心目中的「攬炒論」。
這裡指的焦土,是2014年中在香港萌生的一個政治觀念,多年來香港人對焦土論述最大的印象,應該莫過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因為不滿各種現況,包括泛民主派多年來手持議席,卻對香港民主進程毫無貢獻,所以呼籲支持者在選舉中投廢票、白票,甚至投建制派,「射落海都唔益泛民」。當年對推祟焦土的支持者,都常會舉出以筆名「無神論者的巴別塔」的一篇論述,認為能夠加速中共摧殘香港,以換取全民覺醒。
投票予建制,將資源拱手相讓給對手是否軍事學上的「焦土」,這裡不作討論。但「攬炒巴」承認,而站在今天回望亦不難發現,攬炒和焦土的其中一個步驟,都是要先摧殘香港。「攬炒巴」認為,攬炒只是一個手段,一個達成終極目標的手段,而這個終極目標,正是香港人近一年叫得已入腦的一句——光復香港。
光復香港一句,最先由正服刑的梁天琦,於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提出,當時光復的用意,是提醒香港人,梁天琦所代表的「本土民主前線」是在街頭抗爭爭取香港人應有權利的抗爭者。及後到2019年區議會選舉,張秀賢在回覆選舉主任有關政治立場時,對光復香港曾有以下的解釋:「光復香港」,意思是將香港「光復」回舊日般面貌,如市民可以如往日般享受各種自由,重歸安居樂業的生活,參選者亦可以如《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所賦予而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不會因為政治傾向而被取消參選資格,選舉主任可以回復專業,不受政治問題的干擾。」
「我覺得光復香港,應該係令香港可以拎番應有要有嘅言論自由,文化,經濟,國際視野以及民主。」「攬炒巴」重提自己於去年8月中的一篇文章,不難看到他對「光復香港」的想法,和其他人相差不遠。
他補充香港的各種權利由上世紀50年代起,已經被中共政權壓逼。他指出5、60年代,二戰後起,英國在全球推行殖民地計劃,推行民主化,唯獨香港在中共政權的各種實際和口頭的威脅下,如六七暴動、暗示出兵武力收回香港等,使英國最後與中國談判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至於這份聲明今日是否仍行之有效,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強推香港國安法後,彷彿若如一個羅生門。
「主權移交之後,打壓就變本加厲啦!」「攬炒巴」一連數出幾個例子,如他口中是「假政改」的2007年政治改革、國民教育、甚至近日的中學文憑試取消歷史科試題,另一方面又有人大釋法緊接著DQ立法會議員,各項自由如言論、出版自由都逐漸消失。他形容,現況是一個活生生的「制度扭曲」。他認為經歷近70年的打壓,香港卻一直只淪為中國的解套,成為中國謀取經濟利益的白手套。唯有攬炒將香港的獨特用途失去,才能最直接撼動中國。故他從一開始提出攬炒,第一個目標就放在中共及香港官員,以及其家人,目標要令他們都失去在外國擁有的一切,包括國籍、資產等,令他們也要一同承受制度被扭曲的香港,「自己種嘅自己受」。
「攬炒」彷彿在上月底迎來曙光,特朗普一番強烈措詞,伴隨一系列制裁措施。「係唔係你心目中嘅攬炒?」我問,很快就獲回覆一個肯定不過的否認。他認同美國正式宣佈一國一制,是通往終極攬炒的其中一個里程碑。「不過,香港人距離正正式式成功攬炒中共仍然有一段距離。」「攬炒巴」認為,到取消美港關係法,到香港正式步向一個極端,就是終極的攬炒。
今時今日「攬炒論」深入民心,「攬炒巴」在連登一個帖文,在Telegram頻道的一篇文章都可以一呼百應,卻猶記得幾年前,當已被取締的組織「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提出要取消美港關係法,甚至為此作出聯署時,當時香港不敢說人人唾罵,但起碼不曾成氣候,更沒有人想過幾年後有今日。
在特朗普的記者會結束後不久,陳浩天就在自己Facebook上舊事重提,指當時「一開頭講,直情冇人理。後來再講,開始多人鬧,又話冇可能又盛。」
該篇貼文的第一句,是「政治果然一日都嫌長。」
「攬炒巴」直認不諱,指取消美港關係法的終極目標,陳浩天的確才是提出此反制手段的第一人,又慨歎當時「係一個大眾尚未太明白嘅政治主張」。不需無人問寒窗十年,短短三年同一套主張便「一舉成名天下知」,「攬炒巴」認為是時勢造成的變化,加速了香港人的承受力,套他的說法是「香港人覺醒」。
「今日同當年最大嘅唔同,係人心。」「攬炒巴」認為香港人經過6月一連串的示威,看清政府的心狠手辣,視百姓如蟻民,加上數之不盡令人不寒而慄的警暴,香港人始明白「攬炒」的必要性。「攬炒真係打入香港人到,都唔係馬上啦。」他指到7月1日才第一次在街頭上看見有市民支持攬炒,手裡舉著「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的標語。
「攬炒要成功,首先要係香港人展現到一個意志。」他不斷重申攬炒缺不了的,是民間展現抗爭的決心。變相亦講出攬炒和焦土的最大差異——焦土予人一種消極地擺爛的感覺,但攬炒是讓人覺得,是主動地將情況推向極端,甚至尋求外力加快整個過程。況且,焦土是焦泛民的土,但攬炒是攬炒是攬中共的炒,對象都不同了。
但許多人仍然不明白「攬炒論」的道理。如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在特朗普的記者會翌日(5月30日),在記者會上指,自己多次出訪美國,都希望底線是保住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攬炒巴」認為,到今時今日依然對中共政權在幻想,仍然希望能在一國兩制原則下,將已禮崩樂壞的制度修補是自欺欺人,不切實際。「就好似大家都讀過嘅《六國論》,面對中共70多年嘅打壓,香港人仲要不斷退讓,同抱薪救火有乜分別。」又反問如果反對攬炒,反對取消美港關係法的目標,眼前的局面是否有更好的解決方案?
他以「破花瓶」作比喻,香港的一國兩制就是這個被打爛的花瓶,當然可以嘗試將花瓶拼回,但到注水時一樣會漏水,那倒不如「大破大立」,重新再弄一個新的花瓶。
-- 攬炒破立 --
「攬炒論」的破立問題,在近一個月浮上水面。劉細良在今年5月11日,於「城寨」的一個節目中,對「攬炒巴」作出回應時就提到,本土派應該做好成為主流的準備。
當中令人在意的,是提醒本土派要「破而立」。他認為本土派過去許多論述都過於守勢(defensive),以攬炒論為例,中共政權近日不斷針對論述作攻擊時,卻只見到自圓式的回應。劉細良認為眼前的重點應該放在立的部份。
「『攬炒論』嘅『立』究竟係咩?」這應該不只是我關心的。大概誰也沒想過,在節目不到一個月後,破的部份已經開始了,變相亦令「立」的部分開始變得重要。
然而「攬炒巴」也不見得能給予一個肯定的答案。「我覺得咩係『立』,真係好睇局勢而變。」他覺得在現階段很難下一個定論,因為今日的一個答案可能會影響全局。
但他重提5月初時,他提出的「港版下議院」。當時他建議香港仿效外國的議會制度,由香港的區議會訂立一份社會契約。這個概念背後的理論追遡回來,更早提出的是中西區區議員葉錦龍,在2月10日於Facebook上拋磚引玉,當時就提到區議會作為經294萬多名已登記選民的民意誕生,全民選的地區議會(筆者按:479席中只有79席為當然議員,由各鄉事委員會的主席擔任,但此主席的產生本來就有民意基礎),本來就有廣泛的民意基礎,而相比起立法會有功能組別的存在,區議會何謂百分百代表民意,而且組成人員更廣。
在全球的不同民主國家,凡是採取「上下兩院」制度圈都能找到類似區議會的存在,如美國和日本的眾議院,英國的下議院。「攬炒巴」認為區議會絕對有這個潛能,只是過去一直被港英政府和中共政府扼殺。「如果區議員一直只視自己係一個諮詢嘅角色,其實選個位番嚟都唔係做到幾多嘢。」他指區議員這個代議士的身份永不能改變,故此更應該要作出制度上的突破,「有權用盡」,像區議會的功能盡量推延。
在追問下,他亦承認就此,立法會(區一)的當選議員將會十分重要,因為他將變相擔當起議長的角色,要捍衛和推動區議會在政治上的權力。
「如果有1、200個區議員有執政嘅意志,成件事都已經差好遠。」而事實上,6月6日17個由民主派主導的區議會將聚首一堂,舉行第一次聯合區議會大會,意味著這個概念近日即將邁出實際的第一步。(筆者執筆時,此會仍未開始。)
在「攬炒巴」的藍圖中,香港的下議院成形後,將會授權他們團隊對外國政府進行遊說工作,令他們變相得到民意代表的授權,使遊說的工作更具認受性。而他始終相信,取消美港關係法,才是破的最關鍵,亦是獲得一切授權下需全力推動的首要目標。
但取消美港關係法就衍生一個問題,許多人對「攬炒論」百思不得其解,是香港的地位完全由美國賦予,當香港一切特殊地位在攬炒之下全部被取消,香港本質上即等同無價值。但「攬炒巴」卻堅信香港能夠穢土轉生,在失去一切後仍會受國際支持。他引用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提出的《香港八大腹地理論》:香港的國際腹地(即文化、經濟勢力範圍)可劃分成八份,包括東亞、華南、東南亞、南亞等地區。「攬炒巴」指,香港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一瞬間視野只落在北方,「將面向世界嘅眼光轉向中共,追求短期經濟暴利不擇手段。」
近日不少評論文章,不論國內外,都不約而同形容一場新冷戰正逐漸成形,一方依然是美國,只是對手由蘇聯變成中國。而此時的香港受盡中國政權的苛刻,同時渴求美國伸出援手,難免予人一種,淪為大國博弈中台上籌碼的感覺。「攬炒巴」對此則不以為然,「只要我哋唔忘記八大腹地,以至於國際舞台,香港重生嘅機會就好大。」他覺得歷史上有太多例子可以被視為香港的參考,在大國之間周旋不等同成為籌碼。他亦指出香港過去的成功,乃由過去二百多年來香港人的努力慢慢建立而來。當中成功的因素,有英國人以香港為本位的施政、美國的特別待遇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香港人作為海洋民族的思維同智慧。
「香港人可以憑1997年前百幾年嘅國際經驗,創造屬於自己嘅未來。」
當說到海洋民族,不其然就會想起《香港民族論》一書。事實上民族論一書亦有提到和「海洋民族」類近的觀點,全書篇幅最長的第8章,由徐承恩所撰寫的〈城邦述事:香港本土意識簡史〉中,文中第一小章節就提到海洋社會是香港意識的發軔期,指出福佬及蜑家人的海洋族群文化與中華帝國體系格格不入,逐漸香港本土歷史的縱深便被大幅加闊,提出香港在本質上和其他有大異上的差別。建基於「攬炒論」缺少「立」的立場,在「攬炒巴」提出海洋民族的觀點時,不禁追問他「若以《民族論》作為『立』,『攬炒論』為破」,他會否接受這套互補不足的折衷。雖然只換來「對《民族論》印象深刻亦大致認同」的一句,但「攬炒巴」亦特意點出,《民族論》中的自決,在現時他認為是「唔現實嘅做法」。
-- 攬炒是盛夏的舞,攬炒後剩下的舞? --
當然誰也料不到,攬炒說了快一年,爭取著爭聽著,忽然對手一個投懷送抱,如狼似虎的一個香港國安法,攬炒的第一炮就成了。但成了的背後,國安法的存在依然不容忽視,特別是顯然針對「攬炒團隊」所聚焦的「國際線」時,「攬炒巴」亦承認,國安法對團隊在各方面都有顯著的影響,而且十分即時。
「最明顯咪幫攬炒呢件事加咗士氣分。」他將影響分成香港本土和對外國際層面,指國安法最大的影響無疑是在香港,站在政權對面的每一人。在法案條文一日未正式公布前,當然誰亦料不到影響有多大,但從一些建制派中人的放風,當連「結束一黨專政」都有可能被以言入罪,不僅宣傳「攬炒」變得困難,變相亦預示報章和網媒將不可避免的需要自我審查,連帶壓迫到言論和出版自由。
國際層面上,他認為在「國際線」上在過去一年的變化,令國安法的影響能夠收至最細。打「國際線」的概念一直都存在,只是由上世紀80年代到去年5月前,一直都集中在部份的政治明星身上,如回歸前有李柱銘,國教風波後有黃之鋒。「佢哋嘅努力有一定成果,我唔會話係好定壞,但我相信佢哋都係想香港好而做。」但「攬炒巴」認為,過去香港人過份依賴政治明星,將所有責任和重擔都往他們身上推,令香港在「國際線」上長期缺乏人手,亦變得被動。
真正令局面產生變化,「攬炒巴」覺得要由2019年5月,Frances Hui許穎婷一篇在美國Emerson College,一間以新聞系而聞名的校報所刊出的文章——「I am from Hong Kong, not China」講起。這篇文章當時在美國和香港都引起頗大迴響,而「攬炒巴」就直指文章對香港最大的啟發,是「開創咗香港國際戰線嘅草根時代」。因為那篇文章,令許多香港人無論在港或在他鄉,都忽然明白到原來「國際線」的門攬可以很低,低得只要你想參與就可以參與。
「嗰陣世界各地都有唔同香港人,想搞6月9號個集會。」「攬炒巴」形容「是Frances Hui的文章起了作用」,或許就是當日埋下的種子,成就了今日「國際線」遍地開花。「所以我6月10號喺連登開po,想招兵買馬,搵人幫手一齊用法律理據向外界解釋,好快就搵到人。」這些事情在過去的香港,一定會被冠以「無咩可能」的帽子後就無疾而終,但如今的香港人會明白到「只要有一絲希望,都唔理一切試咗先」。
「攬炒巴」不忌諱地承認,由去年6月成軍到今日,一路走來許多目標都未成功,但「正因為我哋未成功,我哋先會鍥而不捨努力,去嘗試達成當初訂立落嚟嘅目標。正因為未成功,我哋先會不斷突破自己。」他覺得今日香港人打「國際線」,經常不按常理出牌,因為不管會不會成功,「反正就試咗先」,所以亦會有意外的成果。如去年8月31日,「攬炒團隊」秘密安排英國保守黨議員Bob Seely MP來香港,就讓他親眼見證許多街頭抗爭情況,更重要是令他目睹香港第一次出動水炮車對付示威群眾。
「831太子站慘劇發生嘅時候,Bob Seely MP係搭緊車去香港機場,但佢當時喺twitter即時睇到速龍點樣衝入車廂暴打市民,更即刻聯絡返我哋團隊,睇下有咩幫到手。」而正是「攬炒團隊」的邀約,令Bob Seely MP不斷在香港被一幕又一幕的畫面衝擊,造做他日後成為英國跨黨派國會香港小組副主席之一,持續於英國政壇為香港人發聲,並爭取BNO權益。(執筆之時,剛傳來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南華早報》撰文,指若國安法成事,或將放寬對持BNO港人的限制。)
近一年「國際線」的發展雖令香港人減少對政治明星的依賴,不過「攬炒巴」認為國安法對「國際線」始終有一定影響。「失去咗好似黃之鋒呢啲戰力,對『國際線』戰力一定有損,而且唔知幾時先會補得番呢部份嘅戰力。」
-- 說到眾籌 --
另一方面,「攬炒團隊」亦被逼提早啟動眾籌計劃,在5月29日「攬炒團隊」在網上發起眾籌,希望目標籌到175萬美元,以支持「攬炒團隊」未來兩年的各種支出,在世界各地進行不同類型的活動甚至運動。「攬炒巴」指按本來的打算,眾籌計劃起碼會在1年甚至2年後才誕生,「本來係想撐埋呢幾年,到時候先再諗繼續定解散團隊」。
但香港國安法的出現,令這次可能成為他們最後眾籌的機會,因為在國安法立法後,在可見沖著打壓「國際線」而來時,相信再無可能就此再募集香港人金錢上的支持。
有意見認為籌175萬美金的金額太大,根本不可能要這麼大筆的洗費。「攬炒巴」表示「用唔曬咪捐翻出嚟」。他解釋若將175萬細分,一年只得80萬美元的洗費,而「攬炒團隊」所開拓的「國際線」,遍佈美洲、亞太區和歐洲,在細分下去在每個國家所能動用的金額「只係啱啱夠」。
「我哋全部都只係素人,無政治明星。」他解釋最大筆的洗費是請外援,在某些地方「攬炒團隊」缺少人手,甚至近乎零人脈,就需要出錢請外援,更形容這是國際線草根化下,缺少政治明星的副作用。
-- 攬炒開始了,但,但攬炒要怎樣? --
香港國安法之下,的確加速了攬炒的進程,但同時亦令攬炒的前路變得步步艱距。「攬炒巴」亦慨嘆,現時的局勢只能見步行步。「香港人都睇到今年5月嘅發展有幾戲劇性:美國已經確定香港無咗自治嘅地位,正式係一國一制,距離取消香港關係法好似只係一步之遙,但呢一步要好似揼石仔咁慢慢邁進。」
「攬炒巴」認為,最終攬炒成功與否,取決於兩大因素,其中之一是國際的支持。他指如果無國際制裁,單靠香港人街頭抗爭,絕對沒有無足夠力量攬炒中共政權。美國若取消關係法,甚至禁止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將會是強而有力的國際支援,對香港先破後立絕對有利,而除美國外,亦需要爭取不同國家如英國、歐盟、澳洲、紐西蘭等等支援香港。
又再套回文首的「政治一日都嫌長」,誰曾想過美國一宗警暴和種族歧視事件,能夠演變成近年最大規模的示威,並演變成騷亂。當然這種演變,或多或少帶著「選舉近了」的背後操作,但亦道出一個殘酷又可愛的事實——民主社會的一切能變得更快更措手不及,說不定特朗普年尾就敗選,「攬炒團隊」和香港人一年來的努力和犧牲就統統如幻影。
「攬炒巴」承認,各國的政治形勢都變得很快,需要小心處理,亦警惕香港人應該要更具有國際視野,小心言論,「而唔係做一個國際Crying Baby」。亦提到除美國外,其他國家對制裁中國都採取曖昧態度,故在看不見對岸的未來,「國際線」仍有無盡的石頭要摸著走。
而國際是否支持香港,「攬炒巴」依然深信取決的,是香港人攬炒中共意志。「如果香港人自己都無同中共決一死戰嘅決心,國際係唔會將中共同香港人區分出黎,亦都冇義務救香港。」他認為既然香港人明白到「當香港失去國際地位,缺少呢份幫助嘅中國同樣唔會好過」,「攬炒中共」已經成為主流時,香港人就更應該咬實牙關,速戰速決。
「政治一日都嫌長。」
他寄語香港人在國安法下,對抗中共的日子絕對不會好過,所以更應該尋找方法,保存並對國際展示香港人的抗爭意志,「執生啦!」
文/胡戩
攝 排版/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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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綿密化 持久戰終勝】
踏進11月第一個星期天,抗爭活動照舊遍地開花,兩日一夜在街頭遭濫捕的市民數以百計,催淚彈無節制使用也數以百計。雖然很多消息指林鄭快要下台,但日期欠缺,而港共政權的反撲是警暴無節制地進行,阻嚇市民不敢走到街上,用變相宵禁戒嚴維持社會基本秩序;這是成功的,但也是失敗的。港共已跌進港人的「攬炒」陷阱之中,完全被動,支持不了多久的,港人的五大訴求成功在望。
[攬炒概念 外國仿效]
古往今來,並無一個叫「攬炒」的兵法概念而有成功先例。這個戰略概念由港人發明,或被各國後來者仿效。事實上,香港的抗爭方式已經輸出為外國模仿。香港經驗完全跳出西方社運的程式, 傳承非暴力甘地式抗爭(這模式被推崇百年,戴耀廷在2014年以失敗的結果引進香港),傳承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充分利用港人所創的「攬炒」及道家的若水心法,運動進行4個多月,超過法國的黃背心運動,逼近1967年的左派暴動時間,卻完全沒有停下來或氣勢減弱的勢頭,還在變陣發展之中。香港在社運改革的經驗及理念提供方面,有待無數學者研究。
不過,港人先要解決的迫切問題是,如何繼續一場看來漫長而不知何時勝利的運動。五大訴求有一樣已經成功,但口號毋須改變,港人也不必因為要反《禁蒙面法》而改為六大訴求,因為理念是一個整體。隨着林鄭下台,「義士」獲不起訴或輕判,警察要受獨立調查甚而解散重組,這些都是有可能的事,唯獨民主一項一定困難,所以這是一場持久戰。
筆者建議勇武派這時看看毛澤東1938年寫的一篇叫〈論持久戰〉的長文。當8年抗戰開始不久時國軍節節敗退,敵強我弱,看來十分困難絕望。毛澤東並非只靠口號而是理性分析得出中國可憑持久戰的戰略打敗軍事絕對佔優的日本。今天港人要跟中共打的,正是一場持久戰而非要速決的陣地戰,所以此文非看不可。
把「中國」兩字改為「香港」,這篇5萬字長文中的戰略情況完全可以套用到香港的形勢。「中國會亡嗎?答覆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能夠速勝嗎?答覆不能速勝,這是持久戰爭。」引文到此為止,毛文分析了何謂持久戰?為何最後勝利者是中國,如何進行持久戰等,筆者直接轉移到香港抵抗中共這場戰爭的場景中。
帝國主義壓迫中國,與今天中共壓迫香港一樣,是退步性的、非正義的;而反抗一方則是進步性的、正義性的,這是一場專制與自由、極權與民主的鬥爭,是不義之師與正義之師的戰爭。
這看似空泛,但出師有名是無數戰爭成敗的第一要點。
由此帶出第二點,正義之戰弱方會得道多助,得到全世界的支援。
中共固然強大,但相對於全世界自由民主國家的總力量,其實是弱的一方,香港人不單為自己而戰,也是為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而戰;這是一場代理人戰爭,港人的後台是全世界人民,比港共背後只有中共是強大很多的!
第三點毛文指「兵民」是勝利之本。這是指能動員全體人民參與的一方會勝利。正如筆者早斷言,一場全民參與的運動是不會輸的。這4個月來港人全民參與抗爭天天在提升,而且抗爭方式已經綿密化,Connect到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這是保證了運動最終必然勝利。下面再介紹。
[失業大軍 終會上街]
第四點大戰略就是毛澤東有名的游擊戰理論。游擊戰是輔助正規戰,也可變成正規戰。這與港人現時Be Water的街頭抗戰表現出的靈活技巧,可說不謀而合。港共無法制止這類游擊戰的存在,這教專政者無法不尋求和解妥協退讓。能戰方能和,這一戰也必然是一場持久戰,急不來的。
持久戰分為3個階段,一是戰略進攻;二是戰略保守,這會是有利整固檢討及調整戰略,這一刻勇武派在警察瘋狂反攻的情勢下,保守是聰明具智慧的;第三階段是戰略反攻,這是敵方師老兵疲要戰略退卻之時,看來也快了。
若港人視這場抗爭是一場持久戰並有決心戰鬥到底,不因一時的挫折而心灰,則目前的形勢是相當不錯的,港共警察作為敵方一直主動犯錯。本來所謂「攬炒」是保守被動的戰略,因為你動之時,敵方只打宣傳戰,「攬炒」不會成事。但上星期四晚蘭桂坊Halloween之夜,還有周末周日,是警察在協助「攬炒」,直接打擊市面經濟。當香港進入衰退期,失業大軍憤怒上街,不用宣傳不用人叫!那也就到抗爭大軍戰略反攻之時了!
抗爭綿密化就是當沒有大台之時,民間社會高度團結並互相大力支援各類抗爭活動。細想很多行為港人以前是沒有的,因為從前是泛民大佬主導一切發號施令的時代。從最近出現的黃絲本土經濟,或支持同情抗爭的店戶,或杯葛藍絲支持者,效果是明顯的。各區自發的連儂牆,旺角街坊堅持追究8.31事件,各區各校的人鏈,一呼百應多次的中區遊行,各大商場的「唱歌」活動。
警察已像暴風雨一樣隨時入侵市民的生活,但雨過後草會再長,花還是照開,港人非常有信心面對這場持久戰。當然,最後的勝利是基於中共不會派解放軍入城結束「一國兩制」。不需爭論了,若閣下還認為會出兵,那是白看筆者幾個月來的分析文章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9-11-05
A15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主動被動解散國會 在 許信良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這兩天,黃煌雄先生主持的台灣研究基金會,在國家圖書館舉辦被稱為「最狂的研討會」,研討總統直選與憲政體制的相關問題。這是我在這次研討會提出的書
面論文。
我在口頭報告時特别指出,台灣的民主不但是台灣歷史的大事,也是人類歷史的大事。因為台灣的民主讓傳統的中華文明脱胎換骨,成為不但不會和當代西方文明互相衝突,而且可以拯救當代西方文明的新文明。台灣的民主讓台灣成為「最美的是人」的新文明社會。而台灣民主的外溢效應,正在改變中國大陸,因而也正在改變整個世界。
台灣採行雙首長制的爭辯與實踐
許信良 2017.09.13
國是會議與總統直選
一九九0年六月,黃信介主席和張俊宏秘書長領導的民進黨中央,參與了國民黨李登輝總統召集的國是會議,積極主導整個會議的進程,最後並讓會議通過了民進黨所希望達成的結論。
民進黨在這個會議正式提出了總統由全民直選的主張。
總統直選和國會全面改選,是一九八0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最主要的兩項具體的政治改革訴求。在一九九0年的國是會議,由於國會全面改選已經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同意接受的改革,民進黨因此集中努力要讓會議接受總統直選。
在這次會議之後,國民黨並不打算就此接受會議的結論,支持總統直選。在會議之後成立的「國民黨憲政改革策劃小組」,成員包括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和行政院研考會主委馬英九,仍建議總統選舉方式採「委任直選」。這就是為什麼在一九九一年四月進行的第一次修憲以及一九九二年三月進行的第二次修憲,雖然強化了總統的職權,卻並未修改總統的選舉方式。
是民進黨的激烈抗爭和堅決意志,讓兼任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總統在最後關頭選擇支持總統直選。
就在第二次修憲會議舉行期間,民進黨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九日發動了數萬群眾佔據台北火車站附近的街頭,準備作無限期的抗爭活動,要求國民大會通過總統直選的憲法增修條文。這是一場非常慘烈的抗爭:所有民進黨的領導者都在大雨滂沱中夜宿街頭,而群眾則與軍警衝突不斷。這個活動持續六天五夜之後,被國民黨政府動用軍警強行解散,但是,它所召喚起來的人民支持總統直選的力量已經勢不可擋。
民進黨的憲改小組會議
國民黨政府於一九八七年解除了在台灣施行長達四十年的戒嚴。作為台灣民主運動領航者的民進黨,在此之後關注的焦點,逐漸從結束舊體制的抗爭轉移到規劃新體制的建構。為了凝聚黨內對參加國是會議的意見,也為了準備提出民進黨本身的憲法版本,從一九九0年四月到六月,民進黨中央組織了十場密集的憲政小組會議,由政策中心主任黃煌雄擔任召集人。這可能是台灣歷史上最認真的關於憲政問題的討論。幾乎此後二十年民進黨所有的領導菁英都參加了這個盛會。
總統直選很快成為與會者的共識,但是,並非沒有反對的聲音。反對來自兩方面:主張內閣制的憲法和政治學者認為虛位元首不必直選;而擔心政治強人再現的民進黨人則憂慮總統直選會助長這個趨勢。老牌自由主義者傅正表達得最為直白:
“基本上,我還是主張內閣制比較民主。我覺得李登輝的胃口越來越大,將來再配合民進黨主張總統制的話,他權力越來越大,我看將來不得了。我想應該把他拉一點下來,可能好一點。民進黨當初主張總統直選應該有一個很大的背景,因為由老代表來選總統根本沒有民意,所以才主張總統直選。"
屏東縣長蘇貞昌也呼應傅正的看法:
“民進黨會提出總統直選及民間的呼聲有一前提,那就是總統是由老代表選出,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如果將來的設計已進入到國會全面改選,產生的代表再去選出虛位總統,那民間還會不會對總統民選有那麼殷切的需求:這是值得觀察的。
如果總統由民選產生,那絕對不是虛位元首。設計一個虛位的元首,這比較合憲法精神。"
至於支持總統直選的理由,那就多了。首先,這是民進黨黨綱的主張。其次,這是民意強烈的盼望。再來,這是國民主權的實現。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這是能讓民進黨早日執政的最有力手段。
張俊宏的滔滔雄辯
對於最後一項理由,才華橫溢的黨秘書長張俊宏展開了古希臘式的滔滔雄辯:“我不是為了民進黨的執政,而是為民主政治體制的運作,需要有反對黨執政的機會。反對黨有執政的機會,民主才會上軌道,所以才一直在設計讓民進黨有執政的機會,不是偏愛民進黨,而是偏愛民主。讓國民黨有在野的機會對它的體質絕對有幫助的。
我不否認民進黨在議會中也有可能得到政權。但實行總統制或總統直選也好,並不否定原有從議會取得政權的機會,而是開拓另一個戰場。
如果增加第二個機會將影響到第一個機會,這就需要衡量,如果增加第二個機會不但不會影響第一個,反而增加第一個機會的可能性,那我們要不要否定這種機會?
我相信選立委在國會成多數比選總統難,選總統容易,這個道理和選縣長一樣,選議員反而比選縣長困難。台灣長久以來的選舉給我們一個經驗,層級越低我們越難選,層級越高越好選。原因只在於國民黨作票買票。我們要當選,只有把作票買票壓到最低,我們才有辦法當選。層級越高的選舉越難作票買票,尤其是一對一的首長選舉,要防止他們作票買票比選民意代表容易。原因是群眾運動。這是我們四十年來防止國民黨作票買票的戰略,這是很危險但很有效的方法。把群眾運動搞到狂熱會使作票買票的人膽寒。縣長選舉是大家關注的,我們從這裏得到一個啟示:縣長選舉會狂熱,狂熱可以防止買票,而總統選舉的狂熱,是百倍於縣長選舉,這是可以預想而知的。而有對手的總統選舉,全民的狂熱,可能是把現在敗壞到極點的選風加以改善的轉機;說不定選總統比選縣長、民代都容易!"
張俊宏的這番言論,是針對呂秀蓮認為民進黨在結構全面改革的國會選戰贏得過半的機會不會少於贏得直選總統的觀點,所做的回答。大多數的與會者贊同張俊宏的看法。這連不贊成總統直選的傅正也同意張俊宏的大膽預言:民進黨極有可能在李登輝之後從總統直選贏得執政。
十年後讓這個預言成真的,是一位剛當選立委的年輕與會者陳水扁律師。他對這個預言的興趣,遠遠超過對體制的爭辯。他在小組會議有了結論之後,簡單地說了幾句嘉許的話:
“基本上總是採取美國式的,就是三權分立及總統民選。我一向主張這樣,不論是階段性、一貫性、或是策略性,民進黨才有機會執政。今天大家有這樣的看法,我很高興。"
總統直選雖已定案,支持內閣制的聲音並未因此息鼓。在民進黨內支持內閣制的力量遠比反對總統直選的力量頑強。絕大多數關心憲改的法政學者支持內閣制,大抵出於學理的成見。著名的台大憲法教授李鴻禧曾經在一場研討會上說:"我是教憲法的,我不知道有比內閣制更好的制度。"
小組會議的參與者多數能夠接受的論點,是認為內閣制比總統制更能鞏固民主,防止獨裁。針對這個論點,張俊宏也有非常精彩的批駁:
“總統制不必然導致獨裁。內閣制是行政和立法的結合,是高效能政府機器的設計,反而是比總統制更容易創造獨裁者的設計。
總統制根據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理論設計,把政府當成「必需之惡」,要想辦法牽制它;定期選舉、國會、司法的牽制,它是防止獨裁者的一種設計。如果是擔心獨裁者,我倒覺得總統制是防止,而內閣制是創造獨裁者的設計。"
相較於支持內閣制,支持美式總統制輕鬆很多,似乎大可不必論證。台灣的政治和知識菁英,對屬於美國的事物很少會提出質疑,尤其當一九九0年蘇聯集團崩解、美國威望如日當中的時候。就像陳永興醫師所說:
“我去美國參加四場的國是座談會,裡面也有作問卷調查表,百分之七、八十都贊成總統制。這很自然除了現實政治上的考慮,另外就是他們感覺在美國社會這個制度沒什麼大問題。"
所以,在四月二十日舉行的第二次憲政小組會議就決定接受美式總統制作為民進黨版憲法「民主大憲章」中央政制的依據。
但是,由於民進黨的立委們不贊成廢掉行政院,而憲政小組召集人黃煌雄也一再強調立法院和行政院的互動仍是台灣政治發展的中心,應該和總統直選一樣成為新中央政制的兩大支柱,因此,經過六場會議之後,憲政小組最初提出的「民主大憲章草案」是總統制和內閣制的「混合制」。
簡單說,這個草案雖然增強了總統在中華民國憲法本文中關於總統的職權,卻並不改變中華民國憲法原來就具有內閣制精神的行政和立法關係的設計。
最重要的是,行政院長的任命仍需經國會同意。
我在那年的五月二十日,經特赦出獄,開始參加這項研討。
在六月十六日舉行的第一次憲政小組擴大會議上,很多人批評這個混合制,認為要麼採總統制,要麼採內閣制,不要拼裝。
我支持總統直選,但不支持總統制,也不支持內閣制。我極力主張法國第五共和式的雙首長制。
對總統制和內閣制的批判
我認為憲政體制最重要的是要可以運作,而總統制和內閣制都很難在台灣運作。
美式總統制可以在美國運作,是因為美國的政治文化有尊重三權分立的傳統。美國體制的精神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既分立又互相制衡。如果沒有尊重分立的憲政傳統,制衡就會造成癱瘓,就會動彈不得。
依據美國憲法,總統的重要人事任命都需經過參院同意。總統和參院多數不屬同黨,在美國歷史上屢見不鮮。如果參議員沒有尊重行政分立的憲政傳統,黨同伐異,以政黨立場行使同意權,美國的總統制根本無法運作。
黨同伐異正是台灣的政治文化,如何能採行美式總統制?一個在國會屬於少數黨的總統,如果採行美式總統制,只能坐困總統府,連一個部長都無法任命。
台灣不適於採行內閣制,因為內閣制要能運作得好,需要成熟的政黨政治,需要嚴格的政黨紀律。台灣並不存在這樣的條件。
英國的制度,是內閣制的典範。
英國國會的下院是英國的政治中心。
英國的國會大廈富麗堂皇,但下院的議事堂卻只是一個簡樸狹窄的小房間。絕大多數下院議員在議事堂裏連坐位都沒有,更不用說發言權了:他們只是搖旗吶喊的政黨投票部隊;他們絕不被容許在投票時缺席,也絕不被容許公開發表和所屬政黨立場不一致的談話。
這就是國會至上的英國國會的傳統和文化。我們的立法委員們學得來嗎?
就因為有那樣嚴格的政黨紀律,所以,只要在國會有一席多數,就能保證穩定執政,不被倒閣。這就是內閣制成功運作所需要的條件。
英國政黨所以能維持嚴格的黨紀,是因為英國社會已經成熟到能選黨不選人,沒有人能不靠政黨提名當選國會議員。在台灣,政治人物還主要依靠個人條件和個人經營而當選。這就很難有嚴格的黨紀。
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正是為解決法國內閣制的歷史困境而作的設計。傳統上,法國也是屬於國會中心的內閣制國家。在第四共和時期,法國政黨林立,政局不穩,以致政府無力解決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
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八年的第四共和十二年期間,法國經歷了十六位內閣總理,政府的平均壽命只有半年。
第五共和雙首長制維持了總理對國會負責的舊傳統,但創造了總統成為憲政運作中心的新體制。除了給總統在國防、外交、維護憲政運作和司法正義這些特別責任的專屬權力,更給總統不經國會同意任命總理的行政領導權。透過這項權力的行使,不但可以確保在國會出問題時政府運作的順暢,也可以確保總統領導國家的意志可以受到政府必須的尊重。
我力爭以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作為藍本,設計民主大憲章的中央政制。民主大憲章的最後版本,完全實現了這個想法:總統不但任命行政院長,主持行政院會議,並且還得解散國會。
我一直相信,法國的雙首長制是最適合台灣國情、最能在台灣有效運作的中央政治體制。一九九四年八月舉行的第三次修憲,雖然終於完成了總統直選,卻並未取消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對於這樣的結果,我是非常失望的。
兩黨合作修憲
一九九六年,我第二次擔任民進黨主席,忽然接到國民黨李登輝主席希望再度合作修憲的提議,真是大喜過望。因為國民黨開出的修憲項目清單,清一色是民進黨長期的政治訴求。
這個清單包括:取消行政院長任命的立法院同意權、凍省、廢除國民大會、廢除鄉、鎮市,以及停止與此相關的五項選舉。
由於國民黨中央和民進黨中央的充分合作,這些重大的進步改革訴求,除了廢除國民大會外,都成為當年十二月舉行的國家發展會議通過的結論。
可以想見,反對的聲浪從四面八方撲來!
民進黨中央根據國發會的結論,提出以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作為藍本的中央政制版本,參加一九九七年六、七月舉行的第四次修憲。黨內的反對意見和一九九0年為制定「民主大憲章」時的討論大同小異,但強烈許多。原因是這時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力量也遠比一九九0年時強大許多。
我親自帶領一個包括秘書長邱義仁、政策會執行長郭正亮、中國事務部主任陳忠信、文宣部主任陳文茜在內的憲改小組,為堅定地護衛民進黨的修憲立場作理論準備。
一九九七年五月三十日,以張俊宏、姚嘉文、林濁水、郭正亮四人的名義,發表了一篇題為「不要成為反改革的歷史罪人」的文章,對民進黨的修憲主張作了非常有力的說明。這篇文章指出當時的中央體制必將成為政局亂源。主因有三:
“首先,現行憲法賦予民選總統的職權明顯不足,與台灣人民的期待落差太大,將使民選總統與憲政體制不斷爆發衝突。目前的李登輝總統所以並未產生困擾,是因為他身兼國民黨主席,仍可透過國民黨的威權體制行使權力,但一旦新任總統不再是國民黨主席,將被迫訴諸體制外手段才能有所作為,因而造成民選總統與憲政體制的衝突。
其次,現行憲法針對行政與立法的衝突,欠缺化解僵局的機制,一旦政府不為國會或人民信任,並無任何體制內管道可以迫使政府改組。非民選的行政院長即使已經不被信任,竟然還擁有主動覆議權,而覆議必須國會三分之二多數才能否決,更使非民選的行政院長得以三分之一少數維持統治,因而造成行政與立法之間嚴重的權力失衡。
最後,現行憲法有關國會制度的規定,也有頗多缺失。舉凡質詢、調查、聽證、審計等國會職權,或是完全缺如,或是掛一漏萬,使立法院往往陷入癱瘓政府有餘、卻監督政府不足的矛盾情形。
不管是民選總統的權力不足,或是行政與立法的僵局無解和權力失衡,或是國會制度的嚴重疏失,都將成為台灣政局動亂的制度性根源。"
這篇文章也引述著名的法國憲政學者杜瓦傑的說法,指出:「最好的憲法是適時的作品。」這篇文章作了這樣的論述:
“從全球憲政發展的經驗可知,不管是內閣制、雙首長制、總統制,都是民主國家行之有年的良好制度。憲政體制本身並無絕對好壞,體制選擇是否妥當,並不能只分析體制本身的法理邏輯,更應檢視體制是否適合當地的歷史社會條件,例如當事國的國際處境、政黨生態、政治社會文化等等。著名的法國憲政學者杜瓦傑即因此指出:「最好的憲法是適時的作品」。
有鑑於台灣當前的國會生態,我們反對內閣制,認為內閣制將導致黑金坐大和政局動盪。我們主張民選總統應有一定實權,成為超然中立的全國領袖。但從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經驗可知,新興民主國家必須同時兼顧國家整合與民主鞏固,才能在穩定中求發展。針對中央政府體制改革,民主進步黨因此提出雙首長制和改良式總統制,並認為二者都遠優於蔣介石法統體制。"
這篇文章更詳盡周密地辯護了民進黨版的雙首長制內涵:
“長期以來,國內憲法學界往往只以內閣制和總統制為尊,對於雙首長制不但不夠熟悉,而且還充滿各種過時偏見。部份人士甚至積非成是,不但誤以為雙首長制只有法國採用,更把雙首長制等同為因人設制的「戴高樂憲法」,批為憲政異端。最近強力推銷總統制的「民間監督憲改聯盟」,可說是典型代表。
我們必須指出,該聯盟對於全球憲政發展的了解不夠周延,仍然停留在早已過時和過度簡化的二分法,對於總統制得以成功的歷史條件也未深入檢討。
事實上,總統制作為新興民主國家的憲政選擇,直到最近才開始有成功的例證。一九八四年,全世界約有二十二個民主國家,其中內閣制十五個,雙首長制六個,總統制只有一個美國。隨著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展開,至一九九一年,全世界已有四十七個民主國家,其中內閣制二十七個,總統制十二個,雙首長制八個。但須注意的是,不少原本採取總統制的新興民主國家(如波蘭),後來都因為總統與國會的僵局難解,而逐漸轉向雙首長制(目前已經超過十個,而且還在繼續增加之中)。
顯然,三種憲政體制都是民主國家行之有年的良好制度,並無所謂絕對優劣﹐必須就各國特有的歷史條件才能評斷。遺憾的是,該聯盟分明對於全球憲政發展有所疏忽,卻儼然以「知識的傲慢」指責雙首長制的「無知」和「錯誤」。
我們無法接受這種欠缺公允和自以為是的分析方式。
該聯盟對於雙首長制的偏見誤解﹐已經簡化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更離譜的是,他們完全不區分國民黨版和民進黨版,一律予以痛批,對於民進黨版歷經數月的細部研究成果,例如限制總統只有被動解散權,毫無公平對待,嚴重違反了學術討論的基本規範。
針對該聯盟的指控,我們將分為三點逐項反駁。
首先,他們批評雙首長制將產生「民選皇帝」,認為「總統將成為行政院的太上皇」,這顯然是對雙首長制的天大誤解。畢竟在雙首長制下,總統通常並未直接指揮行政機關,行政機關仍統由行政院長指揮,總統所享有的外交、國防、大陸政策等決策權,依民進黨版只是政治影響,並非行政權力。儘管由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但總統並不能任意免職,必須以行政院長的主動請辭為前提。此外,行政院長對於總統命令仍有廣泛的副署權,總統並不能單獨統治。
顯而易見,民進黨版雙首長制的總統權力,遠小於總統制的總統權力。
不過,由於他們對於國民黨版和民進黨版並未區別,因此一味認為雙首長制將產生超級總統,尤其當府會同黨時為然,這種論調也是似是而非。畢竟即使府會同黨,民進黨版雙首長制下的總統,仍然無法直接或單獨統治。反倒是在總統制下,一旦總攬行政權的總統能夠掌握國會多數,頗易發展出超級總統,如美國新政時期的羅斯福總統,就幾乎成為「民選皇帝」。
其次,他們批評雙首長制一旦發生左右共治,將因為行政權分裂而導致政治僵局。事實上,一旦府會不同黨,總統制的府會對峙反而欠缺化解僵局的機制,雙首長制反而可透過解散國會和倒閣,避免府會對峙的長期惡化。
顯而易見,一旦府會不同黨,雙首長制比總統制更能提供化解僵局的機制。
不過他們又辯稱,一旦府會不同黨,好不容易當選的台灣總統豈有可能自我節制,把大權讓給國會指定的行政院長?至此,他們突然完全不相信體制約束,
認為台灣總統必將基於民選實力而與國會多數對抗。問題是,如果台灣總統果真如此無賴,總統制所造成的政治災難恐怕更大。按照他們的邏輯,總統制下的無賴總統將會不斷訴諸否決,試圖只以三分之一的國會席次維持少數統治。
最後,他們批評雙首長制「總統有權無責」,認為總統將把行政院長當作代罪羔羊,不站出來直接負責。這種情形固然可能發生,但將取決於總統決策的透明程度,以及行政權劃分的明確程度。依照民進黨版的設計,不管是國安會的例行決策,或是總統職權的明確界定,都試圖避免上述情形的發生。
綜合上述,不管是「民選皇帝論」或「政治僵局論」,對雙首長制都無法成立,反倒是總統制反而比較可能產生以上弊端。至於「有權無責論」,雙首長制也未必發生,只要經過類似民進黨版的細緻設計,理應可以避免。
從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的經驗可知,新興民主國家不但需要國家整合,同時也需要鞏固民主。相較來說,總統制較有利於國家整合,內閣制較有利於民主鞏固,但總統制固然有助於確保國家整合,卻可能因為民主根基不深而導致總統獨裁。而內閣制固然有助於確保民主鞏固,卻可能因為國會素質不良而導致政治腐敗和倒閣頻仍。
為了兼顧國家整合和民主鞏固,不少民主國家因此採取綜合內閣制與總統制優點的雙首長制。
相對於內閣制,雙首長制較有利於國家整合。民選總統成為全國領導中心,不但可以避免倒閣所造成的政局動盪,同時也能維持必要的改革動力,避免國會黑金勢力完全主導政府。
相對於總統制,雙首長制較有利於民主鞏固。總統與行政院長的明確分工,以及行政院長介於府會之間的協調,不但可以避免總統獨裁,維持府會的權力平衡,同時也能避免政治僵局,化解府會的衝突對峙。
此外,雙首長制也較有利於總統成為超然中立的全民領袖,只就國家安全事務成為領導中心,不致因為總攬行政而難免涉入黨派之爭。"
李登輝與羅福助
我個人完全贊同這篇文章的所有論點。另外,為了突顯修憲對當時的現實政治的重大意義,我在許多場合更特別強調:
贊成或反對取消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實際上是支持李登輝主政或支持羅福助主政的選擇。
在一九九七年,黑道「天道盟」的老大羅福助初次當選立法委員,透過他私人對王金平院長的影響力,就成為立法院事實上最有權勢的立法委員。他曾經讓黑道把他討厭的地方政治人物汐止鎮長廖學廣關進放到深山上的狗籠裏,竟能不受司法追究。
當時的台灣,黑金猖獗,黑金勢力幾乎把持所有的地方民意機構。立法院所以還未淪陷,只因為有一個受威權傳統庇佑的兼任國民黨主席的總統。
但是,這種源自傳統的威權,正隨著民主化的進展,逐漸消失。如果立法院繼續保有閣揆同意權,自主意識逐漸抬頭的立法院終必會完全自主地推出多數立委所支持的閣揆,進而完全控制整個行政體系,完全控制整個國家。
如果不受節制,與財團關係良好的王金平加上與黑道淵源深厚的羅福助,要長期掌控立法院的多數是不成問題的。黑金正如逐漸甦醒的怪獸,終將不可控制。
中華民國憲法的原初設計,就是內閣制。
如果不能直接任命閣揆,即使經過三次修憲擴充的總統職權,也終必成空,中華民國總統終究還是虛位元首。因為受到國會支持的可以完全掌控政府預算和人事的閣揆,最後一定可以讓憲法規定的總統專屬職權形同虛設。
經過無數次艱辛的協商和折衝,一九九七年夏天舉行的第四次修憲,終於通過了雖不完備,但卻不失法國第五共和雙首長制精神的中央政治體制。修正後的新體制內容包括:
取消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總統直接任命行政院長。
賦予立法院倒閣權,而總統於立法院倒閣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當行政院對立法院通過的法案要求覆議時,立法院維持原法案的門檻由出席三分之二改為全體二分之一。
彈劾總統的提案權由監察院改為立法院行使。
施明德的先見
一九九七年施明德擔任立法委員,非常反對取消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在修憲期間,有一次他當面質問我:
"如果立法院少數黨總統執意要任命同黨的人擔任行政院長,會怎樣?"
我說:
"只有瘋子當總統才會不在意憲政運作的順暢,給自己找麻煩。"
他接著說:
"如果瘋扁當總統,怎麼辦?"
我當下無言以對。
施主席真有先見之明!
其實,陳水扁總統在當政期間能不理國會多數,逕行任命閣揆,正好反證台灣不適宜採行內閣制的客觀歷史情境:台灣的政黨政治尚未發展到成熟階段。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的成熟民主政黨,不可能不敢以倒閣的手段,遂行本身的執政意志。不敢倒閣的國會多數,就不是有執政意志的國會多數,就不是有執政能力的國會多數;換句話說,就不是事實上的國會多數。
這樣的政治情境,正好是需要法國第五共和模式雙首長制的政治情境。
展望未來,台灣是否還會再次出現像二000年到二00八年那樣由國會少數單獨執政的政局?
我相信這樣的機會是很少的。
一方面,台灣的政黨政治正隨公民社會的成熟而漸趨成熟;一方面,總統和國會同時選舉,或選舉時間接近,會讓總統選舉的熱潮直接帶動國會選舉。
這就是說,未來不太可能出現總統和國會多數不屬同黨的選舉結果;萬一出現這樣的結果,國會的多數也不太可能容忍少數執政。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本來就是法國不世出的政治偉人戴高樂,以一生的經驗和智慧,為復興法國苦心孤詣構思的政治工程。它讓法國從二戰之後的歐洲病夫逐漸發展成為今日歐盟的核心大國。它的優越自是不言可喻!
戴高樂期待的總統,是能體現國民精神的國家領導者,是能帶領國家走出危機和困境的國家領導者。所以,第五共和憲法特別賦予總統「確保對憲法的尊重」、「確保國家的延續和公權機關的正當運作」以及「保護國家獨立、領土完整、和對條約的正當尊重」等重責大任。
這樣的總統當然不會是無所事事、垂拱無為的虛位元首,但也不會是日理萬機、總攬一切的行政首長。過度介入一般政務,反而會無暇也無心成為國家真正的領導者。
第五共和憲法讓總統任命總理並主持部長會議,並不是要讓總統成為太上總理,而只是要讓總統領導國家的意志受到必須的尊重。所以法國第五共和憲法賦予總統的職權,並不是指揮行政的最高權力,而是作為國家領導者的絕對影響力。
雙首長制非雙軌制
所以,我不認為把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理解為雙軌制的說法是正確的。根據這個說法,如果總統擁有國會的多數,雙首長制就朝美式總統制移動,總統成為事實上的最高行政首長;如果總統沒擁有國會的多數,雙首長制就朝內閣制移動,總理成為國家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
我認為這種理解不符第五共和憲法設計的原意,也不符第五共和成立以來體制發展的事實。我認為對法國雙首長制的正確理解應該是: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任何情況,總統都是國家最高領導人,總理都是國家最高行政首長。
總統和行政院長分別承擔國家最高領導人和國家最高行政首長的憲政角色,應該也是以法國體制為藍本的台灣現行中央政治體制的精神所在。總統領導整個國家,當然包括領導行政院,但並不直接指揮行政院。行政院的日常政務還是由行政院長全權指揮,受立法院的完全監督。立法院則以行使倒閣權作為最後手段,讓行政院長必須對其完全負責。這就是台灣現行憲政體制所規範的總統和行政院長的憲政權責分際,無論總統是否擁有國會多數,應該都一樣。
總統有權無責嗎
那麼,這是不是「總統有權無責」?
從一九九0年到今天,一直有人對雙首長制提出這種不公平的指責。
「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當然直接對人民負責,不對立法院負責。」
在一九九0年民進黨召開的憲政小組會議,我就作過這樣的答覆。
「對人民負責」,在網路時代,更不是一句空話。有充分資訊的全體人民的監督能力,比起由少數政治菁英組成的國會的監督能力,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網路時代的全體人民的監督,可以說是無時不在,無所不在。監督的成果則直接反映在隨時公佈的「總統支持度」民調。
何況,現行憲政體制並沒有讓總統享有被國會監督的「免責權」。「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如是規定: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後提出。
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委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立委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沒有關於總統罷免和彈劾的條文。「政府是必需之惡」,必須嚴加防範:這是非常過時的政治理論!
這樣看來,還能強說在現行的憲政體制之下總統有權無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