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農大帝聖誕]
農曆四月廿六日是神農大帝聖誕!
「神農大帝」又稱「五穀先帝」,民間也有說法認為神農大帝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
民間供奉的神農大帝有文面、紅面、與黑面三種不同的「臉色」,就是與他嚐百草經常中毒有關。
文面則為平常的臉色,紅色為吃到良藥,黑色則是中毒。這代表民間為紀念神農嚐百草,特地以不同的臉色,來紀念與感懷他的功勞。
民俗上同樣的神祉,因為動作或顏色不同,代表意義也不同的例子很多,像是媽祖就有粉面、金面與黑面媽祖三種。而例如土地公也分為持元寶與拐杖的兩種。
一般來說像是神農氏、媽祖跟土地公,都是跟人民較為親近的神明,因此在人民心目中重要性高,自然會因為時期或職務的不同,衍生出各種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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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歷史」的傳染、變化和自給自足】
中國官方對六四事件有一個定性,而香港乃至海外則有另一種定性。定性產生史觀。對一件事的不同定性,散播開去就形成不同的歷史解讀傳統。香港無疑擁有歷史觀的「自給自足能力」,這種能力或慾望會因香港政治形勢起落而浮沉。如果那年人們特別不滿意特區政府或北京,維護「社群獨特歷史觀」的推力就越強。
歷史中各個政權要加強正統性,就要重整一套史觀。那個故事通常是說「本朝」承接上一個正統政權,那條血脈甚至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有「歷史根據」。因此各種歷史時空發生的事情就辨了忠奸,有些事情是起義,有些事情是暴亂;有些人是忠臣,有些人是奸臣。歷史觀是不會無故發明的,而是現實政治的副產品。特區高官或議員持續推出政策、「行政」和辯論政策,他們需要更多行事依據,於是議員口中間或出現「黑暴」、「攬炒」,也是在無意識之中發明新史觀:19 年「反送中」是帶來黑暗的暴亂,而不是你們所說的榮光初現。
甚至他們肯定不說「反送中」的,而是要用「修例事件」,後來越講越觀念化,就說「黑暴」。不管「黑暴說」是否會流傳後世,新說法出現還是折射出並未消散的「政治不和諧」,2019 年之後,親北京派不是感受不到行事說話事倍功半,所以不管為了說服人還是說服自己,還是要「重構」2019 年的故事,否則他們無法解釋 2019 年的區議會結果。
當年結果出現之後,大部份人都是錯愕,繼而有聲音說當時並非「正常選舉」,市面情況在暴亂之下不正常,所以很多人根本無法投票。這個說法,應該會在之後循環再用,重新提上日程表,更會成為換屆選舉之間的議題。為了向中國解釋自己和政團為何長期無法取得人心,唯有發明歷史新解釋。
中國人對六四事件的講法,也有各種講法。現在讀回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的講話、北京市長陳希同發表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都讀到很強冷戰色彩,理解下來就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中國」,清場乃是必要。「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可能就發展成放下爭議,全力發展經濟的全國統一口徑。香港香港內部無論如何路線分歧,始終還是對六四事件抱持另一套自己的看法,甚至幾種看法,亦不認同「因為清場,所以繁榮」的因果關係。雖然傳統以來香港人對事件的悼念,乃是以「愛國」之名,後來也有其他人做多元化嘗試,但因為中國隨著經濟革命和政治嚴控而帶來人民思想「質的改變」,而與改造並未全面的香港漸行漸遠。
對任何人都好,放棄自己對歷史的定性和史觀,就等於放棄行事的道德合法性。如果依從其他甚至西方的歷史定性,中國就會陷入存在危機,造成觀念上、歷史意識上無法自給自足。所以中國到今天仍對「平反」建議「不了」。即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如果放在中國,就要連同 1949 年之前中國屬於封建或資本主義的前設一齊相信,雖然不一定要獲得全人類認同,但政治上行事的人,必須依據這個觀念的祖源,一切都是政治合法性的問題。德皇威廉二世推銷自己的「世界政策」時曾經講過,要為德國尋找一個太陽之下的席位。中國人自然對此神往,而香港人則是無意中 (甚至是懷著愛中國的感情) 達成。
日本歷史學家岡田英弘認為「歷史」是一種人類的文化,也是一種武器。例如時間是客觀的物理,但人類對時間的感受則為一種心理和文化。「歷史」這種文化由地中海的歷史之父希羅多德以及西漢的司馬遷發明,對他來說,那是「歷史」這個觀念和學問的兩大發源地。他說:
「歷史是獨立發生於地中海世界和中國世界的文化。有歷史的文明原來只有地中海文明和中國文明。其他有歷史的文明,不是從有歷史的文明中獨立出來的文明,就是與有歷史的文明對抗,或是沒有歷史的文明借用有歷史的文明中的歷史文化……歷史是一項強大的武器。正因為歷史是強大的武器,沒有歷史的文明與有歷史的文明對抗時,必須想辦法創造出自己的歷史,獲得歷史這項強大的武器。正因為這個理由,歷史這項文化從發祥地的地中海文明與中國文明不斷被其他沒有歷史的文明複製,即一個文明『傳染』給另一個文明。」[1]
因此香港是有「歷史」的,也持續展現歷史的自給自足能力,雖然這種能力處於「百姓日用」之間,由於太習慣,自己反而不知道。
當然之後這種能力會不會減弱,是不知道的,有可能的。在岡田的觀察中,歷史上也有很多人獲得歷史這種能力之後,仍然勢孤力弱。例如西藏人。他認為西藏文明是從沒有歷史的文明 (即印度) 獨立出來,卻留下了史書《編年紀》,「從松贊干布國王建國的西元六三五年起每年所發生的大事,這是不折不扣的歷史。而這也是由於西藏與唐朝的文明對抗……」[2]
香港這本書,認真讀也可以很深。
最近社會賢達為了「谷針」,除了恐嚇民眾,也有人訴諸「道德勒索」,表示香港人打針率僅兩成,沒有貢獻,對不起香港,對不起世界,應該感到羞恥。很多正常人討論打針與否,都會談到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自己會衡量各種利益和風險,自然會為自己打算,不用家長式指令,否則只會不歡而散。這個地方的文化深厚到某種程度,或者從外面學到,也就會產生自己的歷史意識和歷史觀。像自主打針,不需要為自主而羞恥;有自己的看法,本來不需要羞恥。
我們要尊重自己有「歷史」這個歷史。
[1] [2] 岡田英弘:《世界史的誕生》,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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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歷史」的傳染、變化和自給自足】
中國官方對六四事件有一個定性,而香港乃至海外則有另一種定性。定性產生史觀。對一件事的不同定性,散播開去就形成不同的歷史解讀傳統。香港無疑擁有歷史觀的「自給自足能力」,這種能力或慾望會因香港政治形勢起落而浮沉。如果那年人們特別不滿意特區政府或北京,維護「社群獨特歷史觀」的推力就越強。
歷史中各個政權要加強正統性,就要重整一套史觀。那個故事通常是說「本朝」承接上一個正統政權,那條血脈甚至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有「歷史根據」。因此各種歷史時空發生的事情就辨了忠奸,有些事情是起義,有些事情是暴亂;有些人是忠臣,有些人是奸臣。歷史觀是不會無故發明的,而是現實政治的副產品。特區高官或議員持續推出政策、「行政」和辯論政策,他們需要更多行事依據,於是議員口中間或出現「黑暴」、「攬炒」,也是在無意識之中發明新史觀:19 年「反送中」是帶來黑暗的暴亂,而不是你們所說的榮光初現。
甚至他們肯定不說「反送中」的,而是要用「修例事件」,後來越講越觀念化,就說「黑暴」。不管「黑暴說」是否會流傳後世,新說法出現還是折射出並未消散的「政治不和諧」,2019 年之後,親北京派不是感受不到行事說話事倍功半,所以不管為了說服人還是說服自己,還是要「重構」2019 年的故事,否則他們無法解釋 2019 年的區議會結果。
當年結果出現之後,大部份人都是錯愕,繼而有聲音說當時並非「正常選舉」,市面情況在暴亂之下不正常,所以很多人根本無法投票。這個說法,應該會在之後循環再用,重新提上日程表,更會成為換屆選舉之間的議題。為了向中國解釋自己和政團為何長期無法取得人心,唯有發明歷史新解釋。
中國人對六四事件的講法,也有各種講法。現在讀回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的講話、北京市長陳希同發表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都讀到很強冷戰色彩,理解下來就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中國」,清場乃是必要。「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可能就發展成放下爭議,全力發展經濟的全國統一口徑。香港香港內部無論如何路線分歧,始終還是對六四事件抱持另一套自己的看法,甚至幾種看法,亦不認同「因為清場,所以繁榮」的因果關係。雖然傳統以來香港人對事件的悼念,乃是以「愛國」之名,後來也有其他人做多元化嘗試,但因為中國隨著經濟革命和政治嚴控而帶來人民思想「質的改變」,而與改造並未全面的香港漸行漸遠。
對任何人都好,放棄自己對歷史的定性和史觀,就等於放棄行事的道德合法性。如果依從其他甚至西方的歷史定性,中國就會陷入存在危機,造成觀念上、歷史意識上無法自給自足。所以中國到今天仍對「平反」建議「不了」。即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如果放在中國,就要連同 1949 年之前中國屬於封建或資本主義的前設一齊相信,雖然不一定要獲得全人類認同,但政治上行事的人,必須依據這個觀念的祖源,一切都是政治合法性的問題。德皇威廉二世推銷自己的「世界政策」時曾經講過,要為德國尋找一個太陽之下的席位。中國人自然對此神往,而香港人則是無意中 (甚至是懷著愛中國的感情) 達成。
日本歷史學家岡田英弘認為「歷史」是一種人類的文化,也是一種武器。例如時間是客觀的物理,但人類對時間的感受則為一種心理和文化。「歷史」這種文化由地中海的歷史之父希羅多德以及西漢的司馬遷發明,對他來說,那是「歷史」這個觀念和學問的兩大發源地。他說:
「歷史是獨立發生於地中海世界和中國世界的文化。有歷史的文明原來只有地中海文明和中國文明。其他有歷史的文明,不是從有歷史的文明中獨立出來的文明,就是與有歷史的文明對抗,或是沒有歷史的文明借用有歷史的文明中的歷史文化……歷史是一項強大的武器。正因為歷史是強大的武器,沒有歷史的文明與有歷史的文明對抗時,必須想辦法創造出自己的歷史,獲得歷史這項強大的武器。正因為這個理由,歷史這項文化從發祥地的地中海文明與中國文明不斷被其他沒有歷史的文明複製,即一個文明『傳染』給另一個文明。」[1]
因此香港是有「歷史」的,也持續展現歷史的自給自足能力,雖然這種能力處於「百姓日用」之間,由於太習慣,自己反而不知道。
當然之後這種能力會不會減弱,是不知道的,有可能的。在岡田的觀察中,歷史上也有很多人獲得歷史這種能力之後,仍然勢孤力弱。例如西藏人。他認為西藏文明是從沒有歷史的文明 (即印度) 獨立出來,卻留下了史書《編年紀》,「從松贊干布國王建國的西元六三五年起每年所發生的大事,這是不折不扣的歷史。而這也是由於西藏與唐朝的文明對抗……」[2]
香港這本書,認真讀也可以很深。
最近社會賢達為了「谷針」,除了恐嚇民眾,也有人訴諸「道德勒索」,表示香港人打針率僅兩成,沒有貢獻,對不起香港,對不起世界,應該感到羞恥。很多正常人討論打針與否,都會談到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自己會衡量各種利益和風險,自然會為自己打算,不用家長式指令,否則只會不歡而散。這個地方的文化深厚到某種程度,或者從外面學到,也就會產生自己的歷史意識和歷史觀。像自主打針,不需要為自主而羞恥;有自己的看法,本來不需要羞恥。
我們要尊重自己有「歷史」這個歷史。
[1] [2] 岡田英弘:《世界史的誕生》,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