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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後的貨機人生》 by 物流老司機
[零:前言]
近一年來,受到疫情的影響,航空客運幾近停擺。人流嘎然停止,四肢癱瘓,物流卻像顆不放棄的心臟,持續跳動朝四面八方輸液,替全世界的經濟保住一線生機。在油價走跌的加持之下,各家航空公司的貨運業務逆勢竄起,成為營收與獲利的重要支柱。全球30大航空公司裡,僅有四家業者有獲利,台灣的華航和長榮就佔了榜單上的兩個名額 ,貨運部門從深夜墊檔節目躍身成熱門八點檔,組員的生活也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敝公司擁有18架747貨機,數量居全球之冠。這架經典的空中皇后,機艙胃納量大,也因為貨運的榮景,迎來遲暮之年的第二春。以下所提的貨機組員,皆是以747機隊飛行員為例。
貨機大部分是往美國飛的越洋長程航班,就算是偶爾穿插的區域短班,出發時間也多在半夜。組員晝伏夜出,活動範圍離不開貨機坪,也甚少進入旅客的視線。身處同一間公司,掛著同一個職稱,穿著同一件制服,客機組員也不見得了解貨機機隊的生態。
若要剖析貨機組員的生活,不外乎從這幾個關鍵字下手:[班表]、[外站]、[安克拉治],還有無可避免的[隔離]。組員背景天南地北,男女老少或有差異,但八九不離十,生活和話題都脫不了這幾個重心打轉。
[一:班表]
無論客貨機,無論長短程,每個月的一張班表,主宰了組員30天內的生活。生活兩個字筆畫不多,但鉅細靡遺,包山包海,充滿各種變數。
如果班表是一道料理,那麼熬夜和時差,就是長程機隊飛行員的主菜,無從替換,也往往是雙品招待。
同是吞著熬夜配時差,但客機和貨機組員吃的菜色不同,滋味更是南轅北轍。長程客機的派遣,多是單點來回,例如直飛紐約、法蘭克福、雪梨,在當地休息一到三天不等,然後飛回台北。貨機的派遣模式較為複雜,飛往美國內陸的停靠航點較多,天數也拉得較長。舉例來說,貨機組員出門派遣一趟的班表常常是這樣:從台北飛大阪,落地中停2小時,繼續從大阪飛安克拉治,在安克拉治休息40小時,飛去芝加哥中停2小時接著飛西雅圖,在西雅圖休息18小時,然後飛回台北。
離家飛個長班,以下例子是客貨機的差異,一目瞭然:
客機:台北-紐約-台北
貨機:台北-大阪-安克拉治-芝加哥-西雅圖-台北
疲勞很難量化,不同機隊之間的作息也無從比較,但貨機組員的班表較為複雜,航點也較多,起降比較頻繁,隨之而來的風險也較高。另外,貨機組員要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在美國內陸各航點間的時差。以安克拉治為基準,西雅圖快了1小時,芝加哥快了3小時,紐約快了4小時。組員在多航段執勤後,在不同外站休息後,必然會面臨跨時區的副作用,就是日照時間與生理時鐘的紊亂。
[二:外站]
如何在外站調整作息,也算是組員工作的一部分。無論身處東西半球,在外站下班之後,得在或長或短的休息時間內,想方設法讓錯亂的生理時鐘重開機。如何實作,人人自有心得,各憑本事。文的武的方法不拘,只要在下一次上座時,在握住操縱桿之前,能夠撐起眼皮敲醒腦袋進入飛航模式,那就是好方法。
客機會停靠的外站,無非是觀光勝地,或是人聲鼎沸的都會區。疫情之前,組員在外站能抽空遊歷知名景點,跋山涉水尋幽訪勝,品嚐四方美食,體驗異地風情,這是辛勤工作之餘的福利,一點小小的犒賞。就算只是暫時離開旅館,在市區搭車或鄉間散步,讓風景流轉,也是種調劑與沈澱,好轉換心境迎接下一趟任務。
對貨機組員來說,常會頻繁飛往美國內陸各大貨運站。最具代表性的外站,就是安克拉治。無論搭配的是紐約、亞特蘭大、芝加哥或邁阿密,安克拉治都是必經的門戶。ANC三個字未曾缺席,按月換個日期烙印在班表上,有時候一個月還得造訪兩次三次。貨機組員的第二個家,就是安克拉治。
[三:安克拉治]
飛機航程越遠重量越大,飛行時耗油就越多。以747貨機為例,受限於最大起飛重,在油箱加滿的情況,可以飛到13小時左右,但只能裝進約七成滿的酬載(Payload,賺錢的貨物重量)。若要增加酬載,勢必要減少飛時,不能飛得太遠。簡言之,載得重就飛不遠,要飛遠就得減重。
因此位在阿拉斯加,離台灣約8個半小時的安克拉治,就是一個很好的中停點。安克拉治人口數和新店差不多,機場貨運量卻是全球排名第五大。Fedex和UPS是主場,華航、長榮、大韓、國泰都是常客,AN-124偶爾出沒,運氣好一點還能遇到全球最大運輸機AN-225。飛機從台北出發時可以裝滿酬載,在安克拉治落地補足油料後,接著往美國其他航點移動,例如6個小時外的紐約,7個小時外的邁阿密。除了位在美西的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要飛往內陸或東岸的航點,飛機大多以安克拉治當作進出的中停點。
機坪內偶爾會出現三架自家貨機比鄰的景象,例如左邊的從大阪飛來要再戰芝加哥,中間的要先飛邁阿密再折返跑去西雅圖,右邊的打了一趟紐約來回終於要踏上歸途朝台北前進。此起彼落,你來我走,輪番上陣排隊卸甲,燒肝打拼都是為了把滿機腹的酬載平安送到目的地。
飛機地停加油,只消數十分鐘後即可再度升空,不曾聽過機器有過半句怨言,但人總得闔著眼伸直腿睡覺。飛機齊聚一堂有多熱鬧,就有為數不少的組員得在此落腳歇息,進出安克拉治皆然。至於能在旅館裡待多久,端看手機螢幕裡那一個小方塊,班表APP來決定。有時是三人派遣的底線,18個鐘的休時。有時則在房內欣賞了兩次晨曦晚霞,待了近48小時才往下一站前進。
人是動物,籠子關久了難免想伸展筋骨透透氣。由於造訪頻率高,留宿時間比其他外站來得長,若在安克拉治沒有些嗜好,時光肯定特別難消磨。除了日常的上街採買覓食,這裡地廣人稀,往深郊野外跑是再合理不過的。偶遇前輩分享安克拉治的外站生活,說道在這塊景緻優美的自然勝地,登山健行,騎馬滑雪,坐船看冰河,野溪釣鮭魚,戶外活動包羅萬象,聽者常心生嚮往。
但疫情爆發,世道丕變,一個四季都還沒輪完,這些軼聞趣事突然變得遙不可及,像是曾祖母的兒時照片一樣斑駁難辨。無論哪個外站,所有未曾探訪之勝地,未及體驗之樂趣,未能品嚐之珍饈,一夕之間都封印成旅遊書上的一行行墨漬和一幀幀相片插圖,只剩銅版紙的氣味飄著活著。
[四:隔離]
病毒橫空出世,是前所未見的兇猛對手。疫情初始,各國政府只能在節節敗退之際,盡快釐清病毒的底細。有的採取群體免疫想和病毒自然共存,有的端出各項封城管制的措施,期盼在經濟窒息之前能先把病毒悶死。效果不一,但大多數國家的醫療資源和經濟活動都受到病毒重擊。台灣在初期反應迅速,守下第一波攻勢,決戰邊境,把損害控制到最低程度。但若是每個執勤返台的飛行組員,入境後都要隔離14天,航空公司很快地就會面臨無人可調派的窘境。
幾經波折與轉彎之後,疾管署和航空業者協調出一套模式,在防疫和營運間取得平衡。
組員從公司勤務報到開始,全程配戴口罩,視客貨機需求著配護目鏡或隔離衣,抵達外站後專車接送,入住旅館期間不得外出,不與當地民眾接觸,僅透過外送或客房服務方式用餐,返台後自行駕車、專車接送返家,或是入住防疫旅館,不得搭乘大眾運輸。貨機組員三天內/客機組員五天內居家檢疫,不可外出或派飛。14天內自主健康管理,不出入人潮眾多景點或參加大型集會。
概念是這樣的,對疫情互信的國家之間有旅遊泡泡。組員在本站和外站之間,就是個執勤泡泡。若能落實各項防護措施,與疫區的生活圈隔絕,讓染疫的風險能被降到最低,那麼在三天/五天居家檢疫期間渡過之後,組員就能夠離開家門或檢疫旅館,回歸社區生活。
組員返台後手機沒有被追蹤定位,在外站時也沒有早晚點名確認是否擅自外出。這套模式從春季運行至今,除了公司各單位的後勤支援,仰仗的是客貨機無數班值勤組員的自律,以及對自身工作的責任感。大家有共同的目標,離開國門時保護自己,回到台灣保護我們的家。
海外各國動輒停班停課,關餐廳封城,確診數不斷攀升第二波第三波。 2020年的台灣,宛若世外桃源,馬照跑舞照跳,除了無法出國旅遊,沒什麼特別。為了保護家園不受侵擾,疾管署、各家業者、頻繁進出疫區的第一線組員,大家都在不同戰線和病毒長期對抗。與此相比,泰山與鴻毛之輕重,被關在外站旅館隔離,失去移動的自由,其實也不足掛齒。
[五:疫情之後的外站]
自此開始,組員的外站生活不再立體鮮明,只剩二維空間的兩點一線。機場一點、旅館一點,還有往返接駁的車程拉成一線。對貨機組員來講,就是從安克拉治繼續往外延伸的更多點和線
疫情嚴重的城市,例如紐約,也取消外站駐防,就改成從安克拉治派遣飛來回,但所需飛時較長,落地之後的休息時間也必須拉長。另外為了減少返台次數,貨機組員也會以安克拉治為出發點,派遣兩次內陸航班後再返台。
在旅館大廳偶遇時,問候語不外乎是:
「你是飛來還是回台北?」
「我接下來飛亞特蘭大,你從芝加哥回來嗎?」
「你還要在這裡待幾天?」
一個疫情後的班型如下:
台北-安克拉治(住)-芝加哥(住)-安克拉治(住)-紐約(中停)-安克拉治(住)-大阪(中停)-台北。
從台北派遣一趟,出門八天打了七腿,安克拉治住了三次。飛行里程足以繞地球一圈,但除了機場和旅館,哪裡也沒去,哪裡也去不了,哪裡也不該去。
疫情之後的外站,除了熬夜和時差,還多了COVID-19這個隱形魔王,得矇著眼和他打擂台。從外站落地開始,接過的每一份文件、摸的每一扇門把、送到房間的每一份餐點、頭靠的每一顆枕頭,不用酒精噴霧伺候都覺得心虛,深怕一次疏漏就讓健康和職業生涯同時劃上句點。若聽到遠方傳來隱約的咳嗽聲,隔著口罩都想收著鼻翼抿著嘴。
自此,所有的外站糊成一個大麵團,形狀全都是一個模子印的,味道全都是一只雜燴鍋煮的。外站就是一個七坪大的房間,一張得噴酒精消毒的床,一扇晨昏顛倒的窗,一具上班前會鈴鈴作響催命符的電話。組員們自力更生,自樂自得,每個人斜槓再斜槓,文組追劇閱讀,武組瑜伽健身,學習與自己相處,學習面對被迫離群索居的孤獨。
計時結束,服刑期滿,走出這扇門遲早得回頭。往下一站或下兩站移監的車程,反倒是令人期待的旅途,一趟小確幸。
腳下踩的是安克拉治夾著樹葉的積雪,不是帶著污漬的陳年地毯。屁股坐的是芝加哥霓虹燈光加長禮車,不是硬邦邦的旋轉辦公椅。眼睛看的是高速公路旁的西雅圖楓紅,不是了無生趣的旅館停車場。耳朵聽的是機坪上貨盤車嘎拉作響,不是一片漆黑裡嗚噎整夜的旅館空調。
進到駕駛艙後就是小小的烏托邦,以金屬蒙皮築牆的理想國。艙門關上,油門一推,飛機離地後跟著把所有的顧忌和擔憂拋在腦後。腳下是病毒統治的塵世,三萬英呎的雲隙還是天空,曬得皮膚發痛的還是陽光,讓人昏昏欲睡的還是黑夜。和過往的2019、2018沒有兩樣,還是起降巡航,還是一桿兩舵,除了臉上多了張口罩,疫情沒有在這裡改變什麼。
直到,落地開了艙門,COVID-19說,歡迎回家。
向櫃檯領了鑰匙,房門哐啷一聲關上,換個外站,計時重新開始。熟練地將房間內消毒一遍,確認每個開關按鈕把手都鍍上了酒精,才能寬心摘下口罩呼吸,躺在陌生的又熟悉的床上休息。隔離週而復始,直到班表大人批准返台。如果運氣稍差,班表稍微凶險一點,可能會在返台三天檢疫期滿後,隔沒一天又被派遣安克拉治,然後繼續飛美國內陸班。那麼將會是有整整兩個禮拜,除了勤務派遣時間以外,組員都得在家裡或旅館內隔離。
一如傳世名言:「我不是在隔離,就是在往隔離的路上。」
離台灣七千公里外的安克拉治,冬天日照只有六小時,零下十度是家常便飯。旅館內隨時都有三四組貨機飛行員駐防,在客房內或睡或醒或彌留,靠著Ubereat和Line便當群組外送供應三餐。入住時來自四面八方,離去時目的地不一,退房兩天內又拖著行李箱掛著黑眼圈,鬼打牆一樣現身在旅館大廳迎接另一段隔離。
這就是疫情之後的貨機人生。
[六:寫在案例765之後]
和歐美國家不同,17年前的我們經歷過SARS,對於病毒和口罩有著熟悉的共同記憶。戒慎恐懼,是全民防疫成功的關鍵。但蛋殼再密也有縫,身為全台灣唯一頻繁進出疫區的族群,機組員成為防疫的破口,彷彿是種宿命,早破晚破的問題而已。本土0確診的天數拉得越長,破蛋之後,輿論的後座力就越猛烈。
曾經被譽為天空國家隊,客貨機組員不分彼此,都持續肩負著運送防疫物資的重任。而在嚴峻的疫情之下,貨運同仁依然全年無休,倉庫24小時燈火不滅。機坪上永遠都鋪滿貨櫃,等著一趟趟貨機往返消化。這個海島國家能夠物暢其流,進出口轉運順暢,組員多少也透過操縱桿出了一份力量。
然而,在案例765-紐籍機師事件發生後,全台灣的機組員,猶如身處中世紀的歐洲,被視為滿街散疫的過街老鼠,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可以舉辦公投,組員返台後隔離14天的方案,應該會是毫無懸念地高票通過。
在被輿論的口水戰淹沒之前,必須先理解一個事實。在這253天內,無論是當天來回或是過夜班,無論是載客或送貨,敝公司就有一萬五千個航班飛回台北,全台灣加起來有超過兩萬個架次的組員,在這段期間接觸旅客,進入疫區過夜再返台。
這麼龐大的航班數量,這麼多的人員反覆進出疫區,返台後並沒有隔離14天,為什麼在過去的253天內,可以維持本土的0確診?
如果現階段的執勤泡泡,各項防護措施效果不佳,讓組員在執勤時避不了染疫,那麼在這兩萬多個航班內,應該會有一定比例的機組人員中鏢。不會人人都是無症狀感染者,也不會每個人居家檢疫期內就保證痊癒。經過九個多月後,疾管署應該會收到一堆居家檢疫通報有症狀,篩出一堆確診的組員。或是組員染疫而不自覺,經過三天/五天後無論是外出或執勤,再度傳染給其他人。台灣不會保持這麼久的本土0確診紀錄。
如果在案765之前,台灣的社區是乾淨的0,那麼也是間接證明,過去九個多月以來,這樣的執勤泡泡模式是有足夠的防護力。台灣並沒有來源不明的社區感染,也沒有一堆機組員在居家檢疫時發病確診。組員最有可能染疫的源頭就在國外,與當地生活圈隔絕是最直接的方式。源頭不防堵,就算延長回台後的隔離天數,再補上執勤前的篩檢,也是治標不治本。
重點是組員執勤時,有沒有確實配戴口罩,落實自我健康管理,以及在外站時各項防護措施是否嚴格執行。
眾家媒體披露,該位紐籍機師執勤時不願意配戴口罩,也不配合疫調,甚至不是第一次在外站擅自離開旅館,同事通報公司也沒得到積極處理,那為什麼要為了個案改變通則,連坐處罰過去253天戰戰兢兢執勤的無數組員?若是又有組員7天檢疫後確診,是否要上調到14天?若是有旅客檢疫14天後才發病確診,疾管署需不需把旅客入境隔離上調到20天呢?
現在應該關注的是事件的調查結果,若是紐籍機師在外站沒有離開旅館,執勤時一切合規,結果還是不幸染疫,那麼現行的執勤泡泡得通盤檢討,確認在外站的哪個環節是防護的弱點,接車司機生病、旅館消毒不周、外送餐食人員疏失、病毒變種後傳染力變強,都是可能的原因。找出造成感染的根本原因,才能據此改進。若沒有從源頭防堵漏洞,過一段時間後累積足夠的航班量後,還是有可能再次出現類似的組員染疫案例。
輿論看到的是253天的0,我們看到的是兩萬多個航班的0。
沒有人希望看到0變成1,因為我們很清楚,若是疏於防備,幾週之內,1就能變成難以置信的數字。這麼多架次之後維持的0,隱藏的是無數客貨機組員的心理壓力。進入疫區小心翼翼,返台後就算檢疫期滿仍不得鬆懈,時刻注意自己是否有流鼻水、腹瀉、肌肉痠痛等症狀。鎮日精神緊繃,深怕自己已成病毒溫床,不慎將病毒帶進社區造成大規模傳染。居家檢疫期對家庭生活造成的不便,以及反覆陷於隔離的處境,對組員的身心狀況,難免都會有負面且長期的影響。
熬夜、時差、隔離,就是這一年來組員生活的三元素,在全球航空業如此困難的時刻,能夠換上制服領著班表出勤,已是萬幸。
檢疫規定也隨著國際國內疫情調整,昔寬鬆今嚴峻。待疾管署一聲令下,公司頒佈細則,組員只有逐條遵循,以免自己成為防疫破口,賠上健康也壞了名聲。但案765的事件,帶來了排山倒海的輿論壓力,風行草偃,組員動彈不得,無力辯駁。明明執勤時很謹慎,返台後都很自律,在規定的檢疫期滿才離開家門用餐採買,卻還是有種莫名的罪惡感,覺得自己是個通緝犯,只是還不曉得犯了什麼罪。一旦確診染疫,馬上回溯14天丟石判刑。
天下大亂的2020年還沒過完,在英國發現的變種病毒已在2021年埋伏,超前部署蓄勢待發。這是一場寒夜裡的越野馬拉松,疫苗的成功研發,還沒完全帶來曙光,在病毒追擊前,我們得摸黑找到終點存活下來。共體時艱,這四個字只差沒刺在背上,提醒自己沒有退路。在世界恢復平靜之前,能再走多久的0就交給老天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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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靜的觀照
世間沒有什麼永恆不變的東西。一切有形的存在,最終都將歸於寂滅,也正因此,才會有新的東西產生、生長,又消失。以老子的觀念來看,萬物處在循環無已的運動中,唯有超越於這一切的「道」才是永恆的。由此,他向人們提出一種生存態度: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這就是以虛明寧靜的心境,看待萬物的蓬勃興起,觀察它的循環往復,透過紛繁多彩的物相,體驗那唯一的永恆。我們可以稱此為「虛靜的觀照」。
在老子的語言表述中,這樣的觀照頗有枯淡的意味,其實這也可以是充滿美感的。春、夏、秋、冬,四時各有韻致;陰、晴、朝、暮,天地流轉其光華。自然的美時時刻刻都在生成,湧現在我們的視界。虛靜的心雖不占據一物,卻擁有萬象,正如蘇東坡所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前赤壁賦〉)
虛靜便是無所充塞,因而達到真正的博大。以這樣的心境觀照世界,看到貧與富、貴與賤、坎坷或順達,都是交替流轉的形態。
人世紛紛擾擾,如浪潮湧動,此起彼伏。人心若被它卷揚顛簸,便看不到涯岸,或隨波上下,或淹沒沉淪。而在虛靜的觀照裡,卻能夠察見洶湧一時的浪潮其實是如何短暫,從它的興起便看到它的止息。
然而,困難的地方是:人的生存處境,就是變幻不定的俗世,人的一切追求,都受到社會習俗的制約。我們怎麼才能夠擺脫實際生存的處境,來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呢?老子的另一句名言,就叫作「寵辱若驚」。驚,正是虛靜的反面。
漠視世俗寵辱的人當然也有,像把諾貝爾獎章給孩子做了玩具的居里夫人,像一生貧困潦倒而只顧矻矻不休堅持自己獨特繪畫風格的梵谷。他們雖不是老子所說的「虛靜」者,但他們的人生目標,是由自己選定的,不為世人的好惡所動。然而這終究是人群中的佼佼者。渴望榮寵,畏懼屈辱,才是人心的常態。小孩希望得到大人的誇獎,成年人渴求社會的承認,歌星被觀眾的掌聲感動,士兵為一枚勳章熱淚成行……
真正可怕的是,在世俗寵辱的驅使下,大多數人甚至根本就不能夠深究自己的行為到底意味著什麼。為一枚勳章而熱淚成行的士兵,他的勳章也許是殺戮了許多無辜平民或正義的反抗者而得來的。往尖刻的地方說,在妓女的圈子裡,嫖客眾多也會被視為榮寵。
寵辱若驚,「驚」蔽塞人心,成為人生的大患。其根由,老子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是渺小的自我和渺小的私慾,使人渴望於虛妄而短暫的滿足,忘卻永恆大道的存在,以致精神委瑣卑下。擺脫渺小的自我和渺小的私慾,化同大道,才能無患。佛家說:「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這也可以理解為擺脫自我的一種途徑,那就是:去除「自我」與「他人」的區別,把「自我」視為無數「他人」之一,站在更高、更永久的立場上,看待連「我」在內的世界的變化。
無身無我的虛靜,當然不是很容易到達的境界;自我的種種追求,在個人生命的完成上,也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但我們確實可以把虛靜的觀照作為理解世界和自身的一種方法,經常從實際處境中抽身而出,看見天地自然的宏大,看見人世變遷的規則,也看見自己正生活在何種狀態之中。
摘錄自《#人生逍遙遊》駱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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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摘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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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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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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