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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三名穿著遊騎兵制服的軍官與一名中情局幹員仔細檢查背包。最後，只獲得簡單戰利品：十二捲底片、二十張以彩色筆修正過的地圖、一個壞了很久的手提收音機、兩本行事曆與一本綠色筆記本。
　
兩本行事曆引起轟動。軍官瀏覽細小字跡所寫下的內容，並確認那是日記本，日期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所學校被用來當成背包主人的監獄，稍後，在這所學校的門口，設立了一個臨時實驗室，一名中情局幹員翻拍日記內容。所有的物品，由一名上校負責以直昇機送到玻利維亞的首都拉巴斯。
　
那本綠色筆記本，寫了一系列的詩篇，彼時似乎未激起太大的興趣。
　
數小時之後，背包的主人埃內斯托．格瓦拉司令，在無花果村（La Higuera）的小學校遭處決，而從他身上搜刮得來的個人物品則被瓜分。
　
切的日記轉了幾手之後，存放在玻利維亞軍情局辦公室的一個保險箱，配合一項辨別日記真偽的計畫。辨別真偽的計畫尚未完成，玻利維亞內政部部長即偷走日記備份，並將之帶到古巴；自此，《玻利維亞日記》（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在全球發行了無數個版本。
　
一九八○年代中期，切的日記再度成為新聞焦點。英國著名拍賣公司蘇富比宣稱即將拍賣切的原版日記，預估其價值有二十五萬英鎊。切的日記如何落在蘇富比手中？玻利維亞政府展開調查，結果很快指向玻國前獨裁者路易斯．賈西亞．梅薩（Luis García Meza）將軍，他將原版日記賣給一名「巴西人」，那個「巴西人」再將日記賣給英國一家藝廊。或者那個「巴西人」只是充當路易斯．賈西亞．梅薩的中間人。一九八四年六月，蘇富比放棄拍賣日記，一方面由於玻利維亞政府的不斷控訴，另一方面則因切的遺孀公開指責。
　
即使走過那段充滿爭執與喧嘩的歲月，切在兩本行事曆上所寫的日記，或多或少還能精準呈現原貌。第三本筆記本的命運，就是那本有綠色封面的筆記本，則為奧祕的歷程。內容是切在玻利維亞戰役期間所寫的詩？或是切在最後幾年所抄錄的詩？他對哪些詩人情有獨鍾？還是一本混合兩種可能性的詩集？那些詩代表某種密碼嗎？而綠色筆記本在哪？
　
　
Ⅱ

二○○二年八月的一個早晨，切的老友J.A.，一個從未被懷疑過的同伴，在我的桌上放了一疊影本，說道：
　
「這是什麼？誰的東西？你可以辨認字跡嗎？」
　
我翻閱著。不禁打起哆嗦。看似切親筆書寫的文件。是嗎？從哪裡取得？我請他給我兩天時間來辨認。
　
我將這疊影本帶回家，比對切親筆書寫的各種文件：玻利維亞日記的片段、一九六○年代初期的信函影本、告別菲德爾信函的傳真、剛果日記的修正稿。顯然，那是切的筆跡。
　
我慢慢檢視那一百五十頁，我不否認，尊敬之心油然而生。儘管這麼多年來我與切相當親近，但切從未停止讓我驚訝與感到意外。
　
那是一本詩集，多半有標題，或註記系列詩篇的號碼，但缺乏作者的資料，除了其中一首標示著「L. Felipe」之外，毫無疑問，係指在晚年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作家里昂．菲利浦（León Felipe）。大部分的詩可辨識。為何切不厭其煩地抄下這些詩？或背誦這些詩？為何會省略作者？為何將詩抄在這本綠色筆記本裡呢？
　
的確，這就是那本在玻利維亞遺失的綠色筆記本。如何輾轉來到這裡？
　
我重建了背包內物件所發生的故事。綠色筆記本與其他物品一起落入玻利維亞軍情局的手中，但不在路易斯．賈西亞．梅薩意圖賣給蘇富比的贓物之中。事情的來龍去脈漸漸釐清，近年有人從軍情局的保險箱內偷走，或拷貝複本。
　
切何時寫下這本綠色筆記本？
　
書寫的時間很可能在一九六五年剛果行動後，在切離開三蘭港（Dar es Salaam）之前；或是他在布拉格的漫長等待期間，籌備古巴畢納德里約（Pinar del Río）軍事訓練之前，即那為了玻利維亞行動所進行的預備訓練。筆記本的封面印有阿拉伯文。難道是他在一九六五年離開坦尚尼亞之前買下？
　
毋庸置疑，筆記的部分內容完成於玻利維亞行動期間。有一張照片，用放大鏡細看，好像切攀登在樹枝上守衛，同時在綠色筆記本上書寫。那幾個月，他的背包裡會放哪些書並不是祕密，而我在筆記本所辨識出的詩人，也是那些書的作者。
　
是抄下？還是憑記憶默寫？我在自己的書房查證，也比對我熟悉的詩篇。沒錯，是切抄下來。如果憑記憶默寫，不會準確記得一段四行詩是以分號結束，或者記得一句詩被強制切成兩行的特定方式。
　
那麼，為何省略作家資料呢？這些都是切相當喜歡的作家，難道是他的幽默大膽作風？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遊戲？（我熟悉這些作家，為何還要放上他們的名字？）也許他想，半認真，半開玩笑，將他的筆記本變成私人文件，僅能以他自己的密碼進出。或許那是一種記憶方式？抄下詩，然後背下來。無論如何，那是一本選集。
　
那是一本切的選集。一本個人的選集。
　
　
Ⅲ

切一生大量閱讀詩。許多軼聞皆有記載。例如有一次，他寫信給醫學院的同窗好友蒂塔．殷方提（Tita Infante）：「與其說我自暴自棄，不如說我正處在悲觀時候／……／一旦臨時陷入那種情境，我的解決方式是喝一些瑪黛茶，讀兩句詩。」
　
在青少年時候，在那段經常忍受氣喘病之苦的時光，由於被迫長時間不動，他在書堆裡，找到一個可以遁逃的平行世界。聶魯達與波特萊爾（Baudelaire） 的《惡之華》（Las flores del mal）應該是他對詩的初戀，令人好奇的是他閱讀法文版的波特萊爾。十五歲時，他與魏爾倫（Verlaine）、安東尼歐．馬恰多（Antonio Machado）相遇在詩中。同時，他也發現了甘地（Gandhi），而令他感動不已。朋友記得他從那時起，便朗誦聶魯達的詩，也朗誦西班牙詩人的作品。一首四行詩一直與他如影隨形：「那是謊言／而謊言變成悲哀的事實，／聽見妳的腳步聲／踩在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馬德里。」
　
一九五二年，他二十四歲，去了波哥大，在那裡遇到一個哥倫比亞的學生領袖，兩人談政治，也聊文學。切向他表示，已讀過聶魯達所有愛的詩。哥倫比亞學生於是向他挑戰：
　
「二十首……」
　
切毫不猶豫回答：「今夜我可以寫下最悲傷的詩句。寫，例如……」然後繼續。
　
兩年之後，在墨西哥的一處監獄，他寫一封家書給父母：「假如因任何我無法相信的理由，導致我不能再寫信，且面臨生死攸關境地，請把這幾行字當成告別信，沒有優美的辭藻，卻是肺腑之言。我一生在跌跌撞撞中找尋真理，在這條路上，已有女兒相伴，她延續了我生命，而我也終止了這個循環。從此時此刻起，我不會視我的死亡為挫敗，只是像辛克美（Hikmet）一樣：「唯一隨我進入墳墓的痛苦／乃一首未完的歌。」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墨西哥那幾天，切被迫轉入地下行動，「因為墨西哥政府犯了一個大錯，相信我紳士般的言論而釋放了我，並要我在十天內離開墨西哥。」他往返於墨西哥城。偶而回家看女兒伊爾蒂達（Hildita）時，對她朗誦一首安東尼歐．馬恰多獻給李斯登（Listen）將軍的詩：「我的文字從山林到海洋：／假如我的筆等於你的槍／我將自快樂指揮官殞歿。」那七個月大的小女娃看來很喜歡馬恰多式的音律，因為念完詩句後，她就哭鬧，要求再念。
　
在馬艾斯特拉山區（Sierra Maestra）進行游擊戰時，切建立了一個運輸網路，替他將馬蒂（Martí）的書，以及荷西．馬利亞．艾雷迪亞（José María Heredia）、荷楚蒂斯．德．阿維亞納達（Gertrudis de Avellaneda）、賈布列．德．拉康賽西翁（Gabriel de la Concepción）、魯本．達利歐（Rubén Darío）等人的詩集運到山上，替換他常閱讀的那本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所寫的哥德傳。從一張照片可看到切斜躺在一間茅屋裡，讀著這本記傳，身上蓋著一張毯子，嘴巴則叼著一根粗大雪茄。
　
一九六一年一月，他擔任革命勝利後的工業部部長，在一次採訪中，他向伊戈爾．曼（Igor Man）透露：「我憑著記憶認識聶魯達，我在床頭櫃上放著波特萊爾，用法文來讀他。」切還承認，在聶魯達的詩作裡，他最愛〈獻給史達林格勒的新情歌〉（Nuevo canto de amor a Stalingrado）。
　
我曾寫時光與水／我曾描寫哀痛與它的紫色／我曾寫天空與蘋果／現在我要寫史達林格勒。
　
他的伴侶亞蕾伊達．瑪奇（Aleida March）回憶說：「在空閒時刻，在一個會議與下個會議之間的空檔，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途中，他隨時閱讀。」
　
如今有一個圖像更有效證明這些事實。在良加瓦蘇（Ñancahuazú）遭玻利維亞軍方沒收的膠捲中，有一張照片，照片中的切攀上一棵大樹，應該是正執行那沒完沒了的守衛工作，手裡捧著一本詩集。
　
　
Ⅳ

切一生不僅大量閱讀詩，他也以創作者身分玩味詩藝，曾經親近詩，也曾遠離詩，總是十分重視詩。我會說，他太過於重視詩。他從不滿意自己的作品，認為他所寫的詩沒什麼價值，因此從未付梓出版。
　
他應該在青少時期就寫詩了，但是今日我們所知道的那些少數詩篇，是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年間，他旅居瓜地馬拉與墨西哥時所作。那段時期的詩，是一個角色轉型的完整歷程，著迷於那個以某種方式等待他的大千世界，也醉心於前哥倫布時期的遺跡。
　
在一九五五他寫下：
　
大海以她友誼之友召喚我／我的牧場 ── 一個大陸 ── ／溫柔且不朽地展開／彷彿薄暮中的一只鐘。
　
再以另一首詩看這類主題：我獨自面對無情的夜／以及那令人厭倦的金錢壓力／歐洲以陳年酒之聲召喚我／受到金髮美女，博物館收藏品的鼓舞。／在新興國家的號角中／我迎面接受影響／那馬克思與恩格斯之歌。
　
歐洲，拉丁美洲，革命，令人好奇的是還有前哥倫布世界。他對帕倫克（Palenque）的著迷可從一首詩表露無遺：什麼力量讓妳矗立那裡幾世紀／依舊活潑動人宛如處於青春年華？在工作結束後，怎樣的神吹起／妳石碑的生命氣息呢？
　
他在墨西哥從醫，某次為一個名叫瑪麗亞的婦人看病，婦人患有與氣喘相關的呼吸疾病，病情相當嚴重。婦人與女兒及三、四個孫子住一起，套句墨西哥當時的說法，她的去世「不好不壞」，但他因婦人的不幸感到難過，儼然個人的罪過，於是寫了一首詩：
　
老嫗瑪麗亞，妳將逝去／我想嚴肅對妳說／妳的生命是一串充滿痛苦的玫瑰念珠／沒有愛人，亦無健康與金錢／只有飢餓與妳共享。
　
這是一首鬆散的詩，慢慢地從婦人的不幸開始描寫，鋪陳到醫院的診間，以及氣喘所引起的死亡，出現醫生雙手的溫柔窘態，為了向老嫗保證而緊握著她的手，帶著希望的男性低沉聲音，那最熾熱與最陽剛的復仇，就是妳的孫子將生活光明。詩以「我發誓」（lo juro）的誇大方式收尾，將lo juro以大寫呈現，然而聽起來真誠。
　
在墨西哥那段時間，他所寫的詩中，有一首係在秋雷歐（Choleo）農莊完成，當時他正在農莊接受軍事訓練，也許那是他最糟的詩作之一。那是一首獻給菲德爾的史詩，詩中最大的美德反映在兩方面，一方面是著迷於古巴領導人激發了阿根廷醫生（走吧，／黎明的熾熱預言家，／透過隱祕的通訊小徑／解放你如此熱愛的綠鱷魚）；另一方面是他嚴肅地承諾參與革命計畫：假如途中遭武力埋伏，我們要求一塊有古巴淚水的裹屍布／以覆蓋游擊隊員的骨骸／在通向美洲歷史的過程。／就這樣。
　
他從未將這首〈走吧，黎明的熾熱預言家〉送給菲德爾。顯然，他不認為那是一首好詩，也不想讓這首詩被當成留念之用。
　
數年之後，《綠色橄欖樹》（Verde Olivo）的總編輯里昂內．索多（Leonel Soto）出版了這首詩，切氣急敗壞寫了一張便箋警告給他，在未獲得同意的情況下不該出版他的詩，更何況「那些詩句糟透了」。切認為，他的詩屬於個人。還有一次，巴爾多．里亞達（Pardo Liada）提議出版他的詩，或在廣播中朗誦，切開玩笑似地威脅他，會將他槍斃。
　
很可能他在生命尾聲之際仍持續寫詩，只是這些詩從未公開。
　
　
Ⅴ

切在綠色筆記本內所收集的六十九首詩，只有一首標明作者，就是第六十五首〈偉大冒險〉，在詩的尾端寫上「L. Felipe」。其他六十八首並未標示作者。
　
我開始著手，擬出一張我知道切喜歡的作家名單，結果相當龐雜，我共找出了五十位作家。
　
我可以求助於知識淵博與熟背詩篇的朋友或專家。我確定羅貝特．費南德茲．雷塔瑪（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應可很快幫我解開大部分的謎團，然而這項挑戰卻令我著迷。隨著古老的福爾摩斯式閱讀，我採用了嚴謹的邏輯：刪除了不可能，再從所留下來的……我先辨認十五首我熟悉、或者有印象的詩。塞薩爾．巴列霍的〈黑色傳令兵》。聶魯達在《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中的第二十首〈今夜我可以寫下最悲傷的詩句〉與〈一首絕望的歌〉，以及那首知名的〈道別〉。塞薩爾．巴列霍在《淒美》中的另外兩首詩：〈在那個角落〉與〈今夜我下馬〉。尼可拉斯．奇彥的幾首詩：〈我不知為何你會認為〉、〈先賽瑪亞〉、〈一隻長長的綠鱷魚〉。再加上里昂．菲利浦的那首詩，切早已標示出作者：「時光流轉四百年……」
　
原則上確定了四位詩人：巴布羅．聶魯達、尼可拉斯．奇彥、塞薩爾．巴列霍與里昂．菲利浦。對我而言，這是第一步。以這四位詩人為指南，我開始查閱所有不在這裡面的詩，把最有疑問的辨認工作放到最後。有些詩的辨識相對簡單，我直覺有些詩來自《漫歌》，有些可能屬於里昂．菲利浦，或是十分相近的模仿者，有些是巴列霍式的句子，有些則為奇彥的加勒比海頌樂。由於我對有些選集較陌生，因此必須借助於巴列霍、聶魯達與奇彥作品全集的各種版本，並從家父的書房裡搜括所有里昂．菲利浦的書。
　
或許這項工作對一個專家來說輕而易舉，但無法享受這麼多的工作樂趣。一個星期之後，包括幾個晚上，在露出黑眼圈與呵欠連連的情況下，這六十九首詩已被我辨別出六十七首，那剩下的兩首稍後再進行。
　
在過程中，我踩到了幾個陷阱，切省略了兩首詩的標題，其中一首抄在不同的兩頁上，中間夾著另外一首詩，兩首詩都只抄了片段，而一首詩接著另一首詩，沒切分。
　
切的詩選集終於釐清。
　
筆記本收錄了巴布羅．聶魯達、塞薩爾．巴列霍、尼可拉斯．奇彥與里昂．菲利浦的詩選。只有這位四位詩人，沒再多一位。令人好奇的是，詩並未按作家的順序排列，甚至沒有順序可言（一般選集採用年代順序方式）。換言之，切在讀這四位作家的詩集之際，不加區別即同時抄錄下來。起初，可看得出連續性：一首巴列霍的詩，一首聶魯達的詩，一首奇彥的詩；這樣的連續性重複了八次。我思索這樣的連續性是否暗藏著密碼，然而連續性不久後被打斷，之後便察覺不到任何次序。
　
有些詩令我茫無頭緒，日期看來不一致。奇彥的〈阿空加瓜山〉出版於一九六七年的詩集《宏偉的動物園》，不過先前即於一九五九年，在古巴的《革命星期一》（Lunes de Revolución）刊登；因此，這首詩應該曾出現在某本選集裡，或者切可能保留了當時的剪報。第二個疑惑在於里昂．菲利浦的《喔！這把破舊小提琴》的那些詩，詩集於一九六五年底由墨西哥經濟文化基會出版社（FCE）所發行。但是一點都不意外，里昂．菲利浦可能寄了一本到古巴，在展開玻利維亞游擊戰之前的短暫軍事訓練期間，有人再將書帶到畢納德里約基地，轉交給切。
　
切所抄錄的詩篇中，僅有些微修改：奇彥的〈姆拉妲〉使用了古巴人的口語拼音，切修改了口語拼音，將「dise」（說）改成「dice」，把「cobbata」（領帶）改為「corbata」，以「narices」取代「narise」（鼻），「veddá」（真相）則變為「verdad」。
　
還有最後一個疑惑，切最愛聶魯達的那首〈獻給史達林格勒的新情歌〉，為何排除在選集之外？為何巴列霍那些有關西班牙內戰的詩也不在選集之中？這些都是憑記憶的了解，我得屏除這樣的論點，因為他也喜歡聶魯達的情詩，而這些情詩收錄在選集裡。因為某些理由，他必須排除那些詩，留下空間給柔情的詩篇與親密的反思。或許那是他生命最後兩年的一首必要對歌，而那兩年籠罩在一場革命旋渦裡，革命事業卻轉眼成空。
　
面對日常生活中的冷酷，詩彷彿避風港，提供了個人，與美洲、西班牙的歷史視野。
　
　
Ⅵ

一九三八年，祕魯詩人塞薩爾．巴列霍在滂沱大雨中死於巴黎，那天是一個星期五，並不是他所預言的星期四，而當時切才九歲。在選集裡的四位詩人當中，切唯獨不認識他。雖然在他活著的時候，切也許曾經讀過他的一些詩，尤其那些獻給西班牙內戰的詩。
　
巴布羅．聶魯達是他青春時期的詩人。在一九五五或五六年間，他住在墨西哥時，曾寫過一篇有關《漫歌》的廣泛評論，裡面寫著，那些詩包含了「公義的暗喻」、「高雅的純樸」，他並將這部作品評為「詩意美洲最高尚之書」。一九六一年一月，當時切擔任國家銀行總裁，他接見了聶魯達，聶魯達在一本《漫歌》上簽名且送給他；自此，那本《漫歌》便在床頭櫃上陪伴他。
　
尼可拉斯．奇彥與切之間的友誼深厚，他是第一位受邀參訪拉卡巴良（La Cabaña）司令部的詩人，切的第八縱隊於古巴革命勝利後即駐守在那裡。一九五九年二月，尼可拉斯．奇彥為游擊隊員舉辦了一場詩歌朗誦會。他曾獻給切一首我個人覺得相當笨拙的詩。（儼然聖馬丁的純潔之手／伸向平易近人的馬帝，彷彿植物的拉布拉他河前來／與卡屋多河的河水及柔情匯合，／如此格瓦拉，聲音粗獷的高卓人／獻給菲德爾他那游擊隊員的鮮血。）
　
切住在墨西哥期間，認識了西班牙詩人里昂．菲利浦，當時他流亡墨西哥城。瑞卡多．羅赫（Ricardo Rojo，1923-1996）回憶在一家咖啡廳內的一場聚會，交談中，西班牙詩人與阿根廷流亡年輕人翹著腳，兩人露出破損的鞋底。那場聚會應該在阿根廷醫生烙下深刻印記，在古巴大革命勝利後，切反覆提及里昂．菲利浦，寫信給他，並寄自己的文章給他。
　
這三位當時仍在世的詩人，並不知道自己在切的背包裡，伴著他進行最後的戰役，以文字向他道別：
　
聶魯達在《世界末日》（Fin de mundo）的〈為英雄之死悲傷〉（Tristeza en la muerte de un héroe）寫著：我們經歷了這部歷史／這場死亡與／我們那被封存的希望復活／我們選擇了戰鬥／並見到旗幟升揚／我們知道那些沉默者／是我們唯一的英雄……
　
奇彥在〈切司令〉（Che comandante）寫著：不是因為你已殞歿／而是你的聲音微弱了／一匹火馬／支撐著你那游擊隊員的雕像／在山區的風雲之間。
　
里昂．菲利浦有一首詩提到駑騂難得的馬嘶，而切一直很喜歡唐吉訶德的這匹馬，在這首詩裡他寫道：你一直是使徒與福音傭兵，也是勇敢與田徑男孩，會跳出致命的三級跳遠。
　
　
─── 巴可．伊格納西歐．達伊波二世《切的綠色筆記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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